陈朝权  魏全红

雷晓晖，1922年踏上追求真理的革命道路，1925年考入共产党培养干部的上海大学，经李硕勋、阳翰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党。1927年在汉口从事妇运工作期间，与聂荣臻等被湖北选区选为党的五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她奉命转入地下，先后在重庆、荣昌、潼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被叛徒出卖，有幸安全脱险。解放后，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85年离职休养（享受副省级待遇）。2005年元月8日病故，享年100岁。她对党忠诚，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值得我们敬重和学习。

幼小心灵受洗礼

雷晓晖，又名雷兴政、雷志烈，1905年1月20日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岳阳镇（原城关镇桂花巷）一个小商家庭。

1911年的一天，雷晓晖看到父亲兴冲冲地从外面回到家里，脑后的长辫子却不见了，她非常惊讶地问：“你的长辫子呢？”父亲难掩满脸的喜悦，激动地说：“满清的皇帝被推翻了，汉人都在剪辫子。”接着他用一张纸，在中间画个大圆圈，圈内写个“汉”字，再在周围画18个小圆圈，做成一面旗帜插在门外。雷晓晖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问什么意思，父亲说成立了中华民国，汉人掌权，所以中间写个汉字。那年雷晓晖才6岁多，也不解其中之意。

岳阳镇上有洋人办的福音堂，雷晓晖常常和一群小伙伴去那儿玩。一天，洋人正在做祈祷，唱诗班的女童高声吟唱“生尔福、玛丽雅……”，引得雷晓晖等众孩童趴着窗户，依哩哇啦地跟着乱叫一通。洋人气冲冲地拿着棍子驱赶他们，众人一哄而散，雷晓晖吓得撒开脚丫子，跑到福音堂对面的舅父家躲起来。舅父说：“洋人很野蛮，要吃娃娃。黄头发，蓝眼睛，一身臭气，就是吃了人的关系，以后不要去了。“洋人怎么到这里来的？”雷晓晖问，“从前我们这里没有洋人，后来他们来卖鸦片烟，政府不准卖，洋人就开兵船来打我们。我们被打败了，洋人就来到处设福音堂，说是传教，其实是来盗宝。铁峰山的那一对金鸭儿就是被洋人盗走的。”从此，在雷晓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洋人可恨的种子。

雷晓晖7岁进私塾，读《女四书》《烈女传》和《女儿经》。这些书讲的是女子说话慢开口，言不高声，笑不露齿，足不出户，紧闭在家中。雷晓晖对这些书很反感，就问先生：“女子也是人，为什么不能跟男人一样？”惹得先生勃然大怒，说她不懂礼数，欲用戒尺责罚，而雷晓晖却不服，提着书包愤然跑回家中告诉父亲。父亲说：“以后莫去读那些书了，就在家中读书写字，帮妈妈带妹妹。”雷晓晖由此弃学在家，由父亲亲自教读《三字经》《四字经》《百家姓》和《增广贤文》，每天再写三篇字。

父亲鸡鸣进布店，深夜方归；母亲操持家务，劳累过度，体弱多病。雷晓晖为无力替父母分忧减劳而深感不安。

镇上办起了女子小学。雷晓晖看着与自已一般大的女孩子，穿着漂亮的衣裳上学读书，很是羡慕，尤其羡慕学堂里的那几个女教师，既受人尊敬，又有收入供家庭开支。因此，她打定主意，执意要读书，将来也教书挣钱养家。

1916年，雷晓晖成为安岳县立女子小学的一名学生。那时能上学读书的女孩子甚少，全校仅有学生40多人。雷晓晖去时插班就读二年级，对算术课一点儿也不懂，心里很是焦急。天性倔强的她在课余向同学请教，拼命追赶，终于在这期期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得到1200铜钱的奖金，刚好够她一学期的费用。父母心里十分欢喜，雷晓晖学习也更加勤奋努力。

1918年上期，雷晓晖小学毕业。由于长期军阀割据，连年征战，国家赢弱，民不聊生，有识之士提出“实业救国”“男女平等”的主张。这些新思想就象磁铁一样吸引着雷晓晖，她决定去报考有一技之长的县立女子蚕桑传习所。1919年下期，县政府下令停办县立女子蚕桑传习所，恰逢省立一女师中学部在安岳招生，雷晓晖决定前去报考。县立女子蚕桑传习所的老校长请监学刘克贞（雷晓晖读小学时的老师）送雷晓晖去考试，她们见到一女师校长陆绎之。他问雷晓晖为什么不读实业学校来考中学，雷晓晖回答他说是中学毕业后，可以考大学，还可以深造。陆绎之随即出了个《说志》的作文题和几道简单的算术题让她做。雷晓晖沉思片刻，一挥而就，直抒胸意。陆绎之阅后，作文给了70分，算术100分。1920年，雷晓晖被省立一女师中学部录取。

辗转成渝搞学运

省立一女师除设置应有课程外，还增设了烹饪、刺绣、插花课，要求学生不准参加社会活动，不准看进步书刊，只能在校读书。新思想、新潮流的新风吹不进一女师，一女师成为一潭死水，难以攻破的封建堡垒。

陆绛之校长去北京考察教育，大家希望他对一女师教育有所改进。他考察回来唯一的改变是让师范班的女生将毛辫梳一发髻，中学的梳双髻。当时报上刊登：校长陆绎之北京考察归来，什么都未改变，只将全校学生都嫁了。那时的社会风俗是未婚女子梳辫，已婚女子梳髻。报上的讽刺，让陆绎之非常难堪。

雷晓晖在女师读了两年半书，所学不能满足她的欲望，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出路，因此而苦闷万分。

1922年，四川各地军阀为扩充势力，纷纷将教育经费挪作军费开支，全川各校无钱办学引起教育界的强烈不满。6月，四川学生联合会号召全川学生联合抗争，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成都各大、中学学生罢课游行请愿，要求将划拨的肉税作为教育经费，不得挪作其他开支。省议会副议长熊晓岩对此不闻不问。学联派8名代表去熊宅，要他召开会议共商解决教育经费独立的问题，熊晓岩拒不采纳，令人将8名学生代表拘押起来，学生冲入熊宅，救出学生代表。随后1000多学生集会到省议会请愿，熊晓岩命军警打伤学生多人，激起公愤，请愿学生喊出了“坚决斗争到底！”“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口号。

省立一中校长夏斧私是日本留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主张男女平等和男女同校，对学生的革命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四川学联成立后，省立一中的李开灼（后改名李硕勋）、欧阳本义（后改名阳翰笙）均被选为执行委员。他们四处活动，动员各学校的同学参加学联。

成都的学校很多，吴玉章当校长的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是领导学生运动的大本营。省立高师的教师王右木、学生童庸生是学运骨干。四川学联执委会分给李硕勋和阳翰笙的任务就是宣传动员一女师的学生参加学联。

一女师的校门关得很紧，难得进入。阳翰笙和李硕勋设法送一些报刊、书籍进去，让她们感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呼吸新时代的空气。一女师的学生推举雷晓晖为代表与李硕勋等接洽，再由雷晓晖将联系的情况向同学们转告。众人一致推举雷晓晖为学生代表，向校长提出在一女师校内成立自治会和参加四川学生联合会的要求，得到了校长的准许。一女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后，选雷晓晖、陈琼璧、王瑜璠为参加四川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军阀的镇压并没有吓倒广大师生，反而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愤慨，学生罢课、游行掀起了新的高潮。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四川省教育界、文化界等人士的支持。重庆教职员联合会召开大会，声援这个运动。重庆学生还组织了罢课、上街游行。

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迫使省议会不得不同意召开大会，解决教育经费独立的问题。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推选李硕勋、欧阳本义、雷兴政等几十名同学为代表参加会议，与省议会谈判。经过多次谈判斗争，省议会通过学生代表的议案，划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同学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省一中操场上，有的同学拿起碗筷敲起来，表演节目；有的手拉起手，跳起舞蹈；有的挽起手，高声歌唱……他们在欢庆学生运动的胜利。

学生胜利了，但一场残酷的镇压也开始了。李硕勋、阳翰笙、雷兴政等参加会议的学联代表被省政府勒令开除。

雷晓晖早就听说重庆二女师校长蒙裁成思想进步，是老同盟会员，他聘有肖楚女、张闻天、廖划平等进步教师任教。于是，她写信给蒙校长，请求转学到二女师，蒙裁成复信欢迎雷晓晖去就读。

雷晓晖的表姐唐克坚因反对包办婚姻也同雷晓晖一道转学。李硕勋和阳翰笙在东门外江边码头预定了一只木船，四人商定走水路先去宜宾。

四人同路，二男二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说得上是解放。男女在一条小船上，怎么安排住宿呢？李硕勋有办法，他用毯子把船隔开，生活、睡觉就都方便了。

一路行来，众人心情大好，阳翰笙船上吟诗一首，表达他们共同的心情：

锦江之水清又清，

水底游鱼分外明。

不怕虎狼爪牙至，

一帆东去自由身。

四人离开宜宾后，雷晓晖和表姐唐克坚进了二女师，李硕勋和阳翰笙原计划转学到川东联合中学，因川东联中换校长引发学潮，李硕勋便去北京，准备报考大学，阳翰笙因路费不足，转去泸州川南师范校。

雷晓晖在二女师读书期间，受到肖楚女的教育和影响，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包办婚姻、蓄婢纳妾，禁止童养媳，提倡妇女剪发等斗争。

1923年秋，阳翰笙去北京和李硕勋一起复习功课。期间他们互寄进步书刊，常有书信往来。雷晓晖从信上得知李硕勋已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阳翰笙也在第二年插班考入上海大学，与李硕勋同班。

加入组织投革命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政变，力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中山先生当即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共产党的号召下，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先后成立了国民促成会。

为对抗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中山先生和共产党人李大钊商定，于1925年3月在北京召开国民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3月初，四川省推选童庸生、邹进贤、丁秀君和雷晓晖共10名代表到北京参加会议。会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很快传播到全国。

李硕勋来电报约雷晓晖报考上海大学。上海大学表面是国民党主办，实际是共产党领导。校长于佑任是国民党元老左派、副校长邵力子、教务长邓中夏、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中文系主任陈望道、英语系主任周越然，还有蔡和森、张太雷、李季、施存统、恽代英、任弼时、肖楚女、蒋光慈、沈雁冰等均是共产党人，许多进步人士也都在上海大学任教或兼课。

阳翰笙患严重胃病，李硕勋、刘昭黎陪他去杭州疗养，住西湖边上的葛岭山庄。4月22日雷晓晖由天津乘船去上海，5月1日抵达上海码头，刘昭黎早已等候多时。他送雷晓晖到二女师同学吕无妄家住了一天便同去杭州。雷晓晖到后，李硕勋与刘昭黎同住，雷晓晖住李硕勋的房间，他们怕雷晓晖生活不习惯，特地请了一个姨娘来煮饭、洗衣。

5月中旬，钟复光从北京送赵君陶来杭州养病，与雷晓晖同住。雷晓晖和赵君陶每天按时读书看报、散步聊天、谈论时政，亲如姊妹。

下旬，何秉彝给李硕勋来信，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很激烈，要他们回上海参加运动。李硕勋动身去上海前，要雷晓晖安心复习，又托阳翰笙帮助她。五卅惨案发生后，党组织安排阳翰笙代表全国学生联合会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组织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几天后，雷晓晖亦去了上海，住学联附近。

8月，雷晓晖考上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二年级的特别生，与李硕勋、阳翰笙同班。10月，雷晓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阳翰笙已是上海大学的党总支书记。12月，经李硕勋、阳翰笙介绍，雷晓晖由团转党。

为声援上海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党组织决定在一天晚上同时散发传单，雷晓晖和一名男同学被分到华租界的一条街去发传单。雷晓晖把传单叠成三角形放在衣袋里，从各条街头起，相对而行，都向右边散发传单，散完后，各自回校。雷晓晖由于紧张，把衣袋内一元一张的15元纸币也当传单散发了出去。当雷晓晖坐黄包车回校，到校时才发现钱已当做传单发完，只好找同学借钱拿给车夫。事后她向阳翰笙汇报情况，受到严厉批评。因为敌人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受俄国津贴卢布来收买的“萝卜虫”，丢钱事小，对党的影响事大。以前敌人无法找到共产党用钱收买穷人的证据，现在自已为敌人造谣诽谤提供证据，深知犯了错误。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上海大学因扩建校舍成立了募捐委员会，推举曾出席过国民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雷晓晖为募捐代表之一，同去广州向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华侨代表募捐，雷晓晖等超额完成任务回校。这时，党组织派阳翰笙去黄浦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兼教官，他来信约雷晓晖去广州，雷晓晖因事未能成行。后来雷晓晖因筹集经费回川，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负责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安排雷晓晖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任妇女部长，筹组重庆妇女联合会，领导妇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实行8小时工作制，反对包办婚姻，禁养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争取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平等。由于工作繁忙，她很少给李硕勋、阳翰笙写信了。

1926年8月，广州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决定9月15日在广州召开妇女代表大会，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选举雷晓晖为代表。9月5日，万县惨案发生，因雷晓晖是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未能前去参加大会。

腥风血雨漫荆楚

1927年1月3日，雷晓晖受组织的安排，到武汉做妇运工作。武汉国民政府举行庆祝北迁和北伐胜利大会，武汉妇女协会和工会派出宣传员在江汉码头宣传。英国水兵驱赶听众，用棍棒打、刺刀捅，打伤、捅死多人，激起公愤，一致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英国政府赔礼道歉，赔偿一切损失。5日，武汉群众示威游行，在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占领了英租界，收归中国政府管理。1月6日，驻九江的英国水兵枪杀我国工人，激怒了群众，一举占领了九江的英租界，收归中国政府管理。这两处租界的收归，是我国反帝斗争史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勇气，妇女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南方出现了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营垒和以南京为中心的反革命阵营，互相对立。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大门写着大幅标语：“是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向右去！”

为挽救革命，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五大。雷晓晖和聂荣臻等被湖北选区选为出席党的五大代表，聂荣臻因事未能出席，雷晓晖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刘少奇、向忠发、项英、蔡畅、蔡和森、苏兆征等80人，代表着全国57000多党员，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鲍罗廷、罗易等3人和职工国际代表团。

大会先在黄陂县会馆召开，后转移到武昌城内一所小学内。五大代表发有红底白字圆形的出席证，一面印有镰刀斧头，一面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边上穿了一根线，以便佩带。为了安全，大家把代表证放在衣袋里，未公开佩戴。

会议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现在的革命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在会上力主对蒋介石痛加反击的发言，给雷晓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的总书记。

会议闭幕那天，大会给陈独秀送了一套蓝色工人服，并给他穿上，以示他作为一个工人先锋队的领导者，要全心全意地为全国各族人民工作。汪精卫也被邀请来参加了闭幕式，当他在大会主席台上与陈独秀握手时，大家都鼓掌欢迎。

五大闭幕不久，湖北军阀夏斗寅叛变，在国民党第35军军长何键的策动下，长沙驻军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亦叛变，江西的朱培德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而独立。武汉国民党的上层分子亦随之动摇，又加之武汉国民政府严重经济危机，更促使武汉国民党上层分子由动摇而走向叛变的道路。党组织指示党员作好准备，在必要时分别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共产党员遭到公开抓捕枪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雷晓晖和吴竹君按党的指示转移到武昌，住在雷晓晖五妹夫张朝宜（总工会纠察队大队长，被派往天津任区委书记，后去北京工作，被叛徒出卖，牺牲在北京天坛）家。不久，党组织来传达上级指示，要雷晓晖去莫斯科读书，并发给15元作去上海的路费。因为第一批去上海的人全部被捕，组织决定暂停去上海，让雷晓晖回四川做党的工作，并给雷晓晖送来介绍信。

雷晓晖回重庆，无法找到党组织接上组织关系。重庆白色恐怖严重，四处搜捕从武汉回来的人。雷晓晖和吴竹君去宜宾，住在吴竹君姑妈家中。不久，何人可（即何若虚）来与雷晓晖联系，他是中共宜宾县委书记。一月后，何人可对雷晓晖说他要回家，县委书记由雷晓晖代理。因他未向雷晓晖交代与上级的关系，雷晓晖无法开展工作。年底，雷晓晖又回到重庆。

广汉起义响惊雷

1928年1月，潼南县双江镇永绥小学校长杨衡石（杨闇公的二哥，共产党员，曾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驻武汉办事处主任）骋请雷晓晖去双江镇永绥小学任教。6月，省委书记罗世文来双江，雷晓晖向罗世文说明情况，要求接上党组织关系。不久，党组织指示他们成立潼南县双江支部，杨衡石任支部书记，吴竹君任组织委员，雷晓晖任宣传委员。因雷晓晖母亲病逝，返家办完丧事回校时，学校已放暑假。雷晓晖带着5岁的九妹雷兴文去成都，途中雷晓晖染病，到成都后，雷晓晖住在杨衡石家中养病，九妹跟着七妹雷兴国在成都读书。

雷晓晖父亲的堂弟雷语高在广汉第28军第2混成旅任军需处长兼广汉县长，得知雷晓晖病了，特地到成都来看她，雷晓晖发着高烧，神智不清，说他是贪官污吏，不是她的叔父。雷语高认为雷晓晖是在病中胡言乱语，也不介意。雷晓晖大病初愈，雷语高来信邀请雷晓晖去他家疗养。此后，晓晖常来往于广汉、成都之间，省委给广汉县委的重要文件都由程子建交雷晓晖带去。

12月，省委组织部穆青给雷晓晖一张介绍信，叫她去广汉找第28军第2混成旅第1团第3营营长曾学圃（共产党员，安岳人）接上组织关系。因掩护身份需要，雷晓晖找到雷语高，由他出面安排雷晓晖任广汉县女中校长。雷晓晖根据组织安排，骋用的训育主任黄梦谷，教师杨梦湘、李索寓，职员安继雍、张大良和几个工人都是共产党员，进步教师有陈旭初、谢啸冬（雷晓晖丈夫）等人。

广汉女中创办不久，设备简陋，图书、仪器极少。雷晓晖乘机要雷语高捐赠图书、仪器，最后他捐赠了800银元。

10月25日晚11点，全城停电，广汉男中教师曹荻秋（共产党员，广汉起义核心领导人之一）敲响了起义的钟声，28军第2混成旅第1团和第2团首先起义。起义人员左臂缠条白毛巾，右臂脱去衣袖，袒露在外，以示标志。

雷晓晖保管着广汉县苏维埃政府大印，不能离开学校。深夜3点左右，广汉起义的领导人徐昭俊等人来到女中，让雷晓晖等非武装人员先撤走，以免敌人围攻走不掉。雷晓晖把广汉县苏维埃政府印章交给徐昭俊，与雷兴国、谢啸冬、陈旭初等一起出城，走到复兴场，天已亮了。他们在复兴场稍作休息，取道田间小路，向成都方向走去。一行人刚到成都就戒严了，四处搜捕从广汉出来的人。

真情温暖赵君陶

1929年下期，雷晓晖去荣昌县立中学任教。听说同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同学方曙霞、彭进修夫妇也回到家乡荣昌，雷晓晖与谢啸冬特地到彭家探望。经过几次谈话以后，方曙霞终于与荣昌地下党接上组织关系，并任荣昌特支宣传委员。

在荣昌中学任教期间，雷晓晖因为选了几篇李大钊的文章做补充教材，引起了校长对她的注意。他了解到雷晓晖是武汉回来后改名雷志烈的，怀疑她是共产党，便串通当地恶霸威胁雷晓晖，迫使雷晓晖学期末就离校去了成都。由于形势复杂和雷晓晖“共产分子”名声的影响，她已无法找到工作，辗转来到重庆，住在重庆方家什字的一幢小楼房里，这里较为偏僻，人烟稀少。

没有工作还得生活。雷晓晖心灵手巧，很会织毛衣，这在旧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初，还是一种并不普通的手工工艺。雷晓晖夫妇与周围群众关系很好，她专门给人织毛衣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同时也密切注视着势态的变化。

1932年10月初的一天，一位朋友慌慌张张地跑到雷晓晖家，说她看见赵君陶带着一双儿女在重庆，住在朝天门大江东旅馆，举目无亲，生活非常困难。

雷晓晖听到这个消息，心立即咚咚地跳了起来。她想君陶怎么样了？硕勋怎么样了？怎么她一个人带着儿女来重庆？

此时，在雷晓晖的脑海里浮现出与李硕勋、赵君陶相识的一幕幕画面。赵君陶是著名共产党人赵世炎的妹妹，1925年，她由钟复光陪同到杭州养病时认识了李硕勋、阳翰笙和雷晓晖，到上海大学后，她和李硕勋结成了革命伴侣。大革命时期他们并肩战斗在武汉三镇，大革命失败后，雷晓晖回到了四川。李硕勋作为中共湖北省委的重要领导人，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党代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以后，他们关山阻隔，互相很少联系。后来听说李硕勋被捕了，现在赵君陶突然来到重庆，这究竟是为什么？

雷晓晖不敢再想下去了。她立即赶到朝天门大江东旅馆，赵君陶和一儿一女一个保姆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她已不似在上海大学那般容光焕发，原本深沉的大眼睛含着忧郁，显得憔悴瘦弱。当她们两相对视时，双方都愣住了。互相叫喊了一声对方的名字，赵君陶便抱着雷晓晖哭道：“志烈姐，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见你！”

等赵君陶哭够了，雷晓晖才问起她的情况。赵君陶拿出一张发黄的纸条，那是李硕勋的遗书，上面写道：

陶：

余在琼真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将与你共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也其中之一耳。死后切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九、十四

在雷晓晖的心里，李硕勋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活动家和组织家。成都闹学潮，是他和阳翰笙与她联系；到上海大学学习，是他来信相邀；到杭州，是他派人来接她；加入共产党，是他和阳翰笙介绍。赵君陶的悲痛，她完全能够理解。

雷晓晖把赵君陶一家接到家中。赵君陶因有心脏病，雷晓晖就安排她们一家住在2楼的一间大床上，保姆住4楼。经历了动荡的赵君陶一家，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处。

赵君陶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个奇特的革命之家，全靠谢啸冬教书的微薄薪金和雷晓晖帮人织毛衣的收入支撑，平时都是红苕饭就咸菜，隔一个星期才吃一次肉。但都是患难与共的挚友，谁也没有怨言，都很愉快。

1933年初，雷晓晖托人给赵君陶在合川女中找到工作。半年后，赵君陶离开合川女中，送李鹏、李琼兄妹回到了四川高县庆符镇李硕勋的老家，后来又住到成都她的三哥家。因风云变幻，情况复杂，雷晓晖东躲西藏，不断搬家，与赵君陶很少互相通信。

饱经风霜不老枝

1933年，雷晓晖去重庆宏育中学任教，校长王德熙是个进步人士，他夫人陈惠人早年做过妇运工作，雷晓晖才平安地教了一年书。1934年，雷晓晖去巴县任教。在荣昌中学教书时的一个学生刘家和来到她家，一进门就东张西望，神情慌乱，东拉西扯地闲聊一通。临走，刘家和送给雷晓晖一个用旧了的石砚台。刘家和异乎寻常的表现，使雷晓晖心生疑窦。他走后，雷晓晖立即搬家，未再回学校上课。后来雷晓晖才听人说起刘家和是叛徒，不尽惊出一身冷汗。

1934年下期，在重庆妇女学校任教。快放寒假时，雷晓晖在上海大学的同学窦琴伯引个人来会她，介绍说来人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名叫王一之，是来四川找工作的。雷晓晖不认识此人，谈话中，王一之极力吹捧陈立夫的《唯生论》，送了一本给雷晓晖，内容极反动，看来不是什么好人，雷晓晖对此人是避而不见。一天，雷晓晖正在上课，王一之来会雷晓晖，给她一个小册子，封面写着《特工同志》几个字，叫雷晓晖看完马上还给他。雷晓晖翻开一看，书里写着盯梢、跟踪之类，原来是个搞特务工作的，当即还给了他。来人走后，雷晓晖把那本《唯生论》找出烧了。怕来人整她，趁着放寒假，雷晓晖与谢啸冬同去垫江中学闲居避险。

1936年，雷晓晖去巴县马王小学任校长。这是一所由马王庙堂改建的学校，只有4间教室，后经不断维修扩建，逐步成为环境优美、宜人读书的场所。学生由8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大多数是重庆市内避空袭转学来的，教室不够，就把能避风雨的地方加以修缮作教室，开垦学校附近的一块荒地，划给各班师生种菜。

抗日战争爆发后，雷晓晖组织领导师生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各班都挂有一本点滴捐赠的名册，学生自愿捐出糖果钱，把数目写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多则三、五元，少则一元。每人购草帽一顶，用一句口号写在草帽上面，如抗日救国、抗战必用，团结抗日，抗战到底，各班用的口号都不相同，无论天睛下雨，必须带上草帽，以示标志。学校设有救亡陈列室，存有各种进步书刊、报纸，供学生和附近群众阅读。成立有歌咏、戏剧和宣传讲演队，每逢集市和节假日，就去演唱，宣传讲演。全校师生员工赶制棉衣40多套，每人写慰问信一封，交慰问部会送往前线。

1941年暑期，雷晓晖去丈夫老家广安县，在广安县中学兼课。因避空袭，学校迁到永兴乡，受到永兴乡乡长任瀑悬、别动队员李东的监视，处境很不安全。1943年正月初三，雷晓晖全家便迁居广安县城内。谢啸冬在广安师范和女中任教。广安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都知道雷晓晖是参加过广汉起义的，怕惹麻烦，不愿找雷晓晖教书，她闲居家中。

1944年，因谢啸冬的关系，雷晓晖认识了杨玉枢、邹万楷、聂世毅、唐敌侠等。先后串联来家交谈革命理论和对形势的看法，酝酿组织读书会，共同学习毛泽东著作和进步书刊。读书会成立后，就去聂世毅乡下的佃户家中学习，后改读书会为自动社，雷晓晖等通过自动社来进行革命活动，以便党组织在他们的实际工作中考察他们，使他们能恢复党的组织关系。

1946年，广安县地下党组织重组恢复，经党组织考察，原脱党后又加入自动社的，都先后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分配了工作。雷晓晖做学运和妇运工作，还吸收了杨麟遨、熊开茂参加共产党。

5月，广安地下党工委书记骆安靖叛变，出卖组织和党员。农历7月6日晚上，特务和广安军警进行大逮捕，谢啸冬被捕入狱，雷晓晖乘乱逃走。此后，雷晓晖变卖家产，加上七妹雷兴国夫妇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援，才把谢啸冬营救出狱。

1949年12月，广安县解放后，谢啸冬分配在广安县人民政府任秘书，雷晓晖去城关区工作，很快投入当地政权重建工作中。1950年2月调去城关区第一完小任校长，后在广安师范校、广安中学任教，曾任两届人民代表。

1957年，雷晓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雷晓晖被调到南充市火花第一完小任教。1964年，在“小四清”运动中，雷晓晖被清洗回家，断绝了雷晓晖的政治生命和生活来源。粉碎“四人帮”后，经聂荣臻、阳翰笙等证实，雷晓晖落实了政策。经中央组织部批准，雷晓晖工资定为行政13级，工龄从1925年算起。

重获新生的雷晓晖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先后担任南充市政协委员、常委等职，继续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

1979年8月，雷晓晖去北京大女儿谢幼晖家，当她从阳翰笙那里得知赵君陶的音讯后，即给赵君陶写信，赵君陶立即用毛笔写了一封约她见面的回信。信上饱含深情地写道：

志烈姐：

接到你这封出人意外的来信令我激动异常。四十七年前在重庆，我处在一种身负儿女重担、内心沉痛欲绝、飘零失所的的情况中，你从客店把我接到家里的事，至今犹在目前。看到信怎能不激动。我拟定下星期一去看你，一切话见面再说。（上午九时至十时你万别出去）

两位阔别47年的战友重新见面了，双方都很激动，仿佛是在梦中。赵君陶老人一见满头白发的雷晓晖，叫了一声旧时的名字：“志烈姐！”就昏了过去。雷晓晖和大女儿谢幼晖急忙把她抬到沙发上休息。醒来后，赵君陶紧紧地握住雷晓晖的双手，泪流满面地说：“志烈姐，想不到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两位老人相对而泣，把47年的思念、痛苦和各自的遭遇，都尽情地倾注在那默默无言的对泣之中……

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雷晓晖作为已有72年党龄的老党员，向中组部缴纳了1000元党费，体现了她对党的无限忠贞。

1985年，雷晓晖离职休养，享受副省级待遇。2005年元月8日病故。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