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权 魏全红
张建平，从小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目睹百姓受苦受难的场面，于是立志报国，投身革命。1948年12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皖西游击大队，后随刘邓大军南下，进军西南，协助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地方政府开展征粮剿匪。转业到地方工作后，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谱写了光辉的红色人生。
一
张建平，又名张谟言、张立法，1929年8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顺河庄乡丁冲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张家有10口人，两亩薄田是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因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加之丘陵地带，土地贫瘠，虽精耕细作，也不能维持生活。穷人的孩子早懂事，张建平四、五岁时就开始劳动，春夏天割草放牛，秋天浇地，冬天拾柴，成为父母的小帮手。
1938年春，安徽东部和皖中大部地区已被日军侵占，老百姓纷纷逃难，村村有哭声，处处有难民。就在国民党军队丢城失地、成批仓皇西撤之际，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肩负着民族解放的希望，迎着日军进攻的方向，毅然东进抗日。张建平的二叔和三叔因为参加了新四军，被当地保长告发，说他家通共，罪不容恕，家里的二亩薄田和终年劳动所得的口粮，均被敲诈勒索一空，婶母气得投井而亡。残酷的生活把张建平的家庭一次又一次推入饥饿、贫寒的苦水中，虽然张建平早已超过入学年龄，但因经济困难仍不能跨入校门，只好在家跟着父母务农。
附近私塾的陈宝仁先生，见张建平聪明伶俐，便亲自到张家劝说张建平父母，让张建平每晚跟着他学习古文，并承诺拿得起谢师钱就拿，拿不起没关系，张建平因此得到学习的机会。从此，张建平白天跟着父母劳动，晚上就着昏暗的油灯随着陈先生吟读诗文。1940年，父母见他好学，便勒紧裤带送他进了六安县横岭小学读书。由于读书心切，张建平坚持每天往返十里的走读。他珍惜机会，埋头苦读，品学兼优，每期学习成绩都名列榜首，因此，受到老师的赞扬，同学的尊重。1945年，张建平小学毕业，本应继续学业，终因家里实在困难，只得作罢，重新在家跟着父母务农。直到1948年，有远房亲戚觉得张家可怜，就公聘张建平在地方小学教书。12月，张建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皖西游击大队，随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公干校学习。
二
1949年4月，张建平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大三分校四总队，学习军事知识和武器的使用常识。一天，学校领导让各班去领“武器”，张建平与其他学员一道兴高采烈地结伴而去，领到的却是一根五尺长的木头棍棒充当步枪，还发了一节木头让各自削成手榴弹形状，在练习投弹时使用。
9月8日，四总队开始随军进军西南，乘火车到湖北孝感。火车是拉煤的闷罐车，车里铺着稻草，100多号人挨个挤在闷罐车里，在前往孝感途中，竟是一路艳阳高照，车里非常闷热，只能隔着门缝送进一丝凉风。经过一路颠簸，张建平全身上下被灰尘染得溙黑，脸也像花猫似的。火车到了孝感，部队下车休整，才有机会大清洗。
四总队随野战部队行军，学员们冒着濛濛秋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早起晚睡，爬山越岭开始了漫漫征途。
张建平每天凌晨四点起身，飞快的拔拉上一碗饭，然后再用手帕包一碗饭系在腰间的皮带上。那些起床晚或动作慢的人连饭也来不及吃，就上路行军了。每天行军十几个小时，一天只吃两顿饭，晚上八九点到达宿营地后，才能吃上晚饭。偶尔中午也能休息一会儿，炊事员就让带饭的学员把饭倒在行军锅里，加热后分给大家垫一垫肚子。如无时间热饭，大家就将冷饭团分着吃。
每人行军的装备是一床被子、一床很薄很短的褥子，个子高的学员往往脚都露在外头，一套军装、一双球鞋、一条毛巾、一个布挎包、一个碗、一个水壶、一把老式油布雨伞或一块两尺见方的雨布，雨天挡雨，平时用来打背包。上级要求他们必须作好连续行军和连续作战的准备，不为中途残敌所抑留，不为翼侧袭扰所牵制，不因山高路险而迟缓，不因部队疲劳伤亡而犹豫。一路上，张建平与大家一起高唱着《走，向着大西南走》歌曲，向湘西挺进：
走，向着大西南走，
西南的同胞不能再等待，
他们是处在水火中，
他们现在是渴望着解放，
好象是大旱望甘露。
走，向着大西南走，
走，向着大西南走，
把这胜利的红旗插遍西南的每一个角落。
二野刘、邓领导虑及部队连日冒雨行军，艰苦跋涉于大山险峰之间，十分辛苦，生病战斗减员的也不少，特意电告各军：“望注意鼓励士气。要使用现洋，保障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4钱油盐和1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当然，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实现这些要求有一定困难。但希望机关的同志们，千方百计去落实这些要求!”虽然领导如此重视，但一路上，有钱买不到吃的事经常发生，所以，在行军途中，如能安心休息一天，饱饱吃上一餐就像过节一样高兴。
四总队选择的行军路线都是贫瘠的湘鄂川边地区，这里人烟稀少，山高峰险，有时行军至半夜也找不到民居宿营，部队只好露宿在山林，张建平经常在半夜被秋雨寒风冻醒。
10月，张建平从二野军大毕业，被组织分配到12军34师参谋处任见习参谋，后在34师供给处、34师总队部工作。
初冬时分，四总队到达酉阳地界。这时天气突然变冷，山风怒号，雪花纷飞。山区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御寒的棉衣，沿途经常看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衣不遮体，抱一只老母鸡向解放军换件衣服。大家看到这种情景，心情非常沉痛。不少同志边走边把自己的衣物送给他们，张建平也把仅有的一件粗毛线背心送给一个赤身冻得发紫的小女孩。接下来围观、要衣服的群众更多，张建平只有把暂时穿不着的甚至穿在身上的衬衣都送给了穷苦的山区人民。
三
1950年元旦刚过，二野军大部分校友正在12军解放总队执行改造战俘任务的时候，接到军部通知，要求从12军各师和解放总队抽调一批年轻的基层干部，去川东地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征粮剿匪工作。张建平属抽调对象，在办完移交之后即赶赴军部听令。
到达军部后，即由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12军军长王近山召集大家开会并作动员报告。他说：“我们进军西南一举解放了重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正因为形势发展很快，因此给我们带来的工作也很多，诸如，重庆市的机关、学校要派人去接收；工厂、企业要恢复生产、经营；地方政府的征粮剿匪工作也要派部队协助等。今天抽同志们回来就是要组织你们去川东地区，协助地方政府完成征粮剿匪工作。因为粮食问题十分重要，我们部队继续西进需要军粮；我们接管许多工厂，工人弟兄需要吃饭；我们解放了重庆这座大城市，几百万市民也需要粮食；我们俘虏了国民党一批官兵，也需要给饭吃。可见粮食问题是何等重要。今天我们之所以召集同志们开会，就是要同志们完成这个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希望同志们一定要不负重托，胜利地去完成这一任务。”王军长讲话结束后，军政治部宣布各大队应去的地点，张建平被编入12军供给处赴荣昌县筹粮大队，任分队长。
次日清晨，张建平随筹粮大队向荣昌进发，途经白市驿、丁家、永川、邮亭、峰高，于第三日下午抵达荣昌。到达荣昌后，经大队领导和荣昌县委、县政府领导研究，被分配到各区去开展工作。
荣昌地属国民党在重庆苦心经营的地区之一，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国民党撤退时留下来的散兵游勇和军警特宪政不少，散存在社会上的枪支也未收缴，基层政权也未实行民主改革。加之当时征收粮食主要是针对大户加征，这就引起了部分不法地主劣绅对政府的极端不满。于是这些势力便纠结在一起，阴谋组织土匪暴乱，妄图东山再起。由于土匪人多势众，活动猖獗，给征粮工作带来重重困难。为了完成征粮任务，张建平等只好拿起武器，由工作队变成剿匪队，与猖狂的土匪展开了殊死斗争。在斗争中，征收到了一大批粮食，也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
1950年8月，荣昌县剿匪工作基本结束，张建平转业到荣昌县工安局工作，曾任荣昌县第三区公安助理、第八区公安助理。1952年5月，张建平任安富区派出所副所长。由于积极肯干，工作出色，8月，经区长王建实、区委书记柳兴玱介绍，张建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9月，张建平任荣昌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在审理荣昌县剿共委员会首犯谢世栋案件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赵方亲自到荣昌县人民法院蹲点两周，亲历张建平办理此案全过程后说：“人虽年轻，但办事牢靠。”对张建平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1955年下年，张建平在西南政法学院司法班读书，在此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为西南政法学院撰写了40多个案例，极大地支持了学院的教研工作，赢得了学院领导的好评，并要求他转为本科继续在校学习。从那时起，西南政法学院的校报、校刊一直对他无偿赠阅。1958年3月，张建平被错划成右派，先后被下放到荣昌县东方红公社、三层岩农场劳动，学院仍然给他邮寄报刊赠阅。
1961年10月14日，管辖荣昌县的江津地委批准摘掉了张建平的右派帽子，第二年调到荣昌县煤建公司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张建平的党籍和政治名誉。
1980年4月，张建平任荣昌县人民法院副院长，1987年4月任荣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0年4月离休，2010年12月逝世。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