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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柳乃夫的一生

2017-04-11 15:27:28来源:重庆党史网

 

 

(1919-1939) 

 

柳乃夫原名赵宗麟,号玉书,1910310日出生于重庆府荣昌县路孔乡(今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万灵村的峰子坡拦坳田赵家新房子。

赵家在路孔乡是一个大家族,富豪势大,方圆数十里都很有影响。但在柳乃夫这一房,从祖辈开始就渐趋破落。

柳乃夫的父亲赵学鑫,号秉乾,为人正直,性格刚强,富有正义感。在重庆府中学堂求学期间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并参加同盟会,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赵学鑫被任命为铜梁县知事,由于秉性正直,看不惯当时官场的黑暗腐朽,加上时局动荡,一年后辞职返乡。1917年,赵学鑫任重庆铜元局总务科长及代理局长,但在军阀政府派系斗争的影响下,加之其刚直的性格,再次阻碍了仕途的发展,不到两年,赵学鑫又怀着失落的心情,卸职回到荣昌。1920年,赵学鑫经人举荐担任荣昌中学校长、事务主任,以后又先后在路孔小学、荣昌女中任教。

柳乃夫的生母叫罗秉坤,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端庄贤淑,知书达礼。柳乃夫的降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笑声与希望,赵学鑫夫妇给他取名为赵宗麟,“麒麟有宗,其志为鸿”,这名字寄托着赵学鑫夫妇望子成龙的殷切期望。

柳乃夫3岁时,其生母被病魔夺去生命。为哺育年幼的柳乃夫,其父续娶继母廖先琼。继母对柳乃夫的教育也很严格,生活上则给予柳乃夫无微不至的照顾。

童年的柳乃夫眉清目秀,脑眉顶上还蓄着一撮胎毛,伙伴们都戏称他为“奶娃娃”。柳乃夫天资聪颖,在对国学深有造诣的父亲的引导下,七、八岁时“文章却能完篇了”,亲友们都称赞他为“赵家好子弟”。由于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柳乃夫在路孔乡小学读书时,已经练得一手好书法,写得一手好文章,有“神童”之称。加上其性情温良、淳朴正直、乐于助人,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1923年,柳乃夫考入县立中学中九班(四年旧制)。学习上他非常刻苦,时常挑灯夜读,成绩总是在前三名,得过不少奖励。

1927年春,处于大革命时期的荣昌中学,已成为荣昌县的革命摇篮,聚集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如共产党员吴尚周(校长)、青良翰、吴超然等,他们宣传进步的革命思想,把一个充满封建气息的学校改造成为主要进行“新三民主义”教育的新型学校。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学时期的柳乃夫便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心灵中播下了“新生命”的火种,他开始从现实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并阅读《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西方著作,且作了不少学习笔记。

青少年时期的柳乃夫是家中的独子,也是个孝子。1925年祖母病危,为满足老人心愿,遂听从父亲安排,与继母侄女唐宗鹤女士定婚,给祖母“冲喜”。不久祖母病逝,次年由父亲作主,正式与唐宗鹤结婚。婚后生育两个儿子,长子名叫赵纯眧,次子名叫赵纯昉。

1927年,柳乃夫在荣昌中学毕业。此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下。柳乃夫对中国当时国事衰败和社会动乱深感痛心,认为国家政治腐败是经济落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因而萌发了强烈的报国热忱。他曾在国文老师布置的习作中写到:“深知振兴中华,人人有责,但是个人要学有专长,立志学必有成”。抱着这样的思想,1928年,他考入成都法政学校预备班学习。在校期间,还积极参加要求改善伙食和择师运动的斗争。他刚直不阿、有勇有谋的品质和斗争智慧,得到同学们的拥戴,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

1929年,柳乃夫抱着满腔的救国热忱从成都回乡,禀报父亲想到上海学习,父亲却不同意他去那么远,要求他继续在成都法政学校学习。但他的理想和抱负得到了温和贤淑、深明大义的妻子唐宗鹤的理解和支持。19304月,柳乃夫不顾父亲的阻拦,毅然离开温馨的家庭,赴上海深造。到上海后,他积极补习功课,于8月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法律系。这期间,柳乃夫结识了一批进步人士,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思想逐渐倾向革命。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还不时发表抨击社会时局的文章。

1931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国统区继续推行“白色恐怖”政策,镇压革命运动,残害进步人士。4月初,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的老同学李散之(荣昌人,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上海邮寄给柳乃夫一本瞿秋白编写的《三民主义》小册子,被国民党邮检部门查获,柳乃夫当即在宿舍被捕。国民党当局以传播“反动书刊”为由,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柳乃夫有期徒刑5年。判刑后,柳乃夫被转送至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关押。43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兼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给中央大学注册组一份通知:“迳启者,学生陈朝海、赵宗麟因宣传反动,经卫戍司令部查明法办在案,应予开除学籍,除布告周知外,相应函达。”于是,柳乃夫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面对5年的铁窗生活,对刚满20岁的柳乃夫来说是非常残忍的。同他一起被捕的陈朝海同学已血染南京雨花台,两个月前5位爱国左联作家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这一切他根本不敢相信,难道有爱国之心,读一点进步书籍也有罪吗?柳乃夫百思不得其解,心情难以平静。

狱中的难友们,对柳乃夫这位纯洁的爱国青年学生的遭遇愤愤不平,给予他极大的安慰和悉心的照顾。居住在南京的姑母(柳乃夫称“八娘”)和他的族侄—具有进步思想的南京《新民报》编辑赵纯继也频频去探望和安慰监狱中的他,并送去不少衣物、食品和书刊。这才使他郁闷的心境逐渐平静下来,同时也更激起他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决心。

狱中的中共党员们为了有力开展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成立了一个隐蔽的地下党组织,领导难友们团结一致,安危相依,互相激励,互相帮助,从而连成一个坚强的斗争群体。他们不仅把这里作为与敌人进行激烈斗争的战场,而且也当成锻炼、学习的地方。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其它社会科学,相互取长补短,没有课本,就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专长采取口授,没有纸、笔,学者就专心听、用大脑记。他们将这座阴气森森的监狱变成了充满革命热情的学校。

在里面柳乃夫的年龄最小,个儿也不高,但身材敦实,性格活泼、坦诚,说话总带着风趣和幽默,白净稚气的脸蛋上时常挂着微笑,颇招人喜爱,难友们都亲昵地称他为“小弟弟”。不久,他便知道了许多“大哥哥”都是中共党员,内心产生了说不出的兴奋,感到了特别的温暖。由于他勤奋好学,“大哥哥”们则不辞辛劳地指导他学习英语、日语和世界语,给他讲述革命道理,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使他对黑暗的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更加坚定了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信心。

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柳乃夫积极投入监狱的斗争,同难友们患难与共,竭诚相助,团结一致,使敌人心惊胆悸。他在火热的斗争中不仅练就了胆识,也练就了对敌斗争的能力,同时更深刻地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他在这座特殊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

狱中生活半年多,由于缺乏户外活动,柳乃夫的身体日趋消瘦,他觉得在这恶劣环境下单纯埋头读书,虽然精神生活充实了,但肉体会垮掉的。于是要求到外面参加劳动,在难友们的协助下,终于争取到印刷部劳动。工场增加了这位“小弟弟”,沉闷的空气活跃了起来,柳乃夫那天真、幽默、诙谐的话语,总是惹得全场难友捧腹大笑。在这里,他接触了更多的人,得到了更多的教益。每天与难友们一同去劳动,晚上一起回囚室,虽然很苦很累,但他的精神却更加振奋。

柳乃夫非常喜欢印刷技术,他开始的工作是检字和排版,因心灵手巧,半个月就学会了。此后他又兼学铸字、印刷、打纸板、装订等,不仅成了印刷能手,而且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经过狱中锤练,他感觉到精神世界越来越宽广,浑身充满了活力,思想更加活跃。在工余时间他常常利用编排技术,在车间驰骋他的理想和梦幻,创作起小诗来。他的诗构思奇特,常以臭虫、小狗等作题材,以此象征当时社会各种丑态和鞭笞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后来,他把这些小诗辑成独特的狱中诗集—《爱与恨》小册子,赠送给亲友。

在狱中,柳乃夫结识了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曹瑛,他们住在同一个囚室的上下铺。曹瑛经常给他讲些马列主义原理和革命道理。在曹瑛的影响下,柳乃夫看到了共产党员的伟大胸怀,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所在。这种特殊的处遇中,促成了他俩的师生情、同志情、革命情。在柳乃夫出狱的头天晚上,依依不舍的情怀使他俩彻夜难眠,一直交谈到天亮。曹瑛对他说了许多勉励的话,鼓励他出狱后要为新生活而努力奋斗。柳乃夫十分激动地表示,一定不会忘记大家对他的帮助和教育,是共产党给了他的新生,出狱后决定将自己的名字赵宗麟改为“柳乃夫”(英文:New  Life—“新生命”的读音)来纪念和感谢狱中同志,决心以脱胎换骨的新面貌去体现他的人生价值和理想。

柳乃夫被囚禁两年多后,经亲友全力营救,于1933年春被保释出狱。

柳乃夫出狱后,暂同在南京《新民报》社工作的族侄赵纯继住在一起。1933年底,柳乃夫化名赵孚与刚出狱的难友史亚璋一起转学到上海,柳乃夫进入持志大学,史亚璋考入复旦大学。在上海学习的一年间,柳乃夫凭狱中同志的关系,积极与中共党组织联系,并于1934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因工作需要,柳乃夫由一名姓章的老师介绍到一所中学执教。这期间,柳乃夫以文化革命战士特有的姿态,正式开始了他“新生命”的写作征程,他以柳乃夫为笔名写下了不少抨击社会时局和唤起民众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文章,且在《新华日报》及一些进步书刊上发表,由此,柳乃夫的名字在社会上逐渐响亮起来。

1935年春,柳乃夫带着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愿望,东渡日本东京留学,在日本进行研究并解剖日本军国主义,这为他以后成为研究日本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的专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5年底,国内形势更加严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此背景下成立。因“文救”工作缺少党内骨干,中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组书记钱俊瑞向上级党组织建议,电召柳乃夫回国。柳乃夫带着满腔热情回到上海后,即在邹韬奋先生创办的以爱国著称的生活书店任编辑,并担任《永生》杂志主编,秘密参加左翼社联(社会科学研究联盟)和文化届救国会工作。此外,他又是《大众生活》《时代论坛》《客观》等杂志的编委。哲学进步刊物都溶入了他的心血,同时在宣传爱国思想时,自己也得到了更多的锻炼。

1936年底,《永生》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柳乃夫又与郑天保、钱俊瑞、胡一声、李凡夫等另行创办《现世界》月刊,由钱俊瑞任主编。在他们的努力下,《现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当局的极大恐慌。此后,由于其中一期刊载了后来为全国广为传唱、由吕骥作曲的革命歌曲《保卫马德里》,国民党当局又查封了这个进步刊物。在创办《现世界》的同时,柳乃夫和郑天保、胡一声等人还筹办了引擎出版社,郑天保任董事长,柳乃夫任经理,钱俊瑞任总编。同时引擎出版社还成立了党小组,钱俊瑞任组长,柳乃夫为成员。此后,以此为阵地,编辑出版了“引擎”文化丛书,刊登了钱俊瑞、钱亦石、章汉夫、李凡夫、张仲实、吴清友、柳乃夫等编著的大量进步文章及著作,深受读者欢迎。

柳乃夫以“新生命”的充沛精力,日以继夜地工作,呕心沥血,撰写了许多极富见解、慷慨激昂的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柳乃夫出版的著作有:《日本大陆政策》《资本主义的前途》《世界往哪里去》《欧洲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中日战争与国际关系》《内地工作经验》《军队政训工作的几个实际问题》《怎样发动民众自卫组织》《当前的几个实际问题》等等。发表的文章有《从国防说到北海所占的地位》《暴风雨前夜的希腊》《从政治上观察绥远抗战》等。柳乃夫的著作和文章,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19377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妄图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全民族奋起抗日。8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整个上海一片沸腾。各界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侵略军,喧闹繁华的大上海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柳乃夫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工作,他舍生忘死,活跃于战火纷飞的上海街头,亲自起草“文救”的许多文件,几种公开和秘密的刊物,从写稿到排印,几乎也是在他的组织和指导下完成。

9月上旬,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成“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到内地作抗日宣传组织工作,由柳乃夫任团长。服务团人员有30人左右,有的是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难友,有的是进步文化人士,还有的是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和陶行知先生的“山海工学团”学生。913日,他们背起行李、油印机、宣传品等徒步跋涉,先后去了浙江嘉兴、桐乡、吴兴、长兴,后又辗转到了江苏宜兴、潥阳及安徽等地,行程数千华里。服务团没有经费,全靠自己筹集。当服务团离开上海一个月左右,筹集的200多元经费便用完了,柳乃夫连忙折回上海,在3天内赶写出《内地工作经验》,得了60元稿费。恰巧此时,家里电告父亲病危,给柳乃夫寄来30元路费,催其立即回家,但柳乃夫已顾不上家,毅然把寄来的路费捐出。东拼西凑筹得150元钱又赶回服务团,解决了燃眉之急。

在半年多时间里,柳乃夫率团活跃在大江南北百余个城镇。他们举办大型图片展览、出墙报、画漫画、教唱歌、演讲,发动成立各界救国会、抗敌后援会。每到一处,柳乃夫都要忙于和地方各界、驻军部队联系,安排团内活动。晚上,还要挑灯写作,经常通宵达旦。

1938年春,柳乃夫到武汉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工作。6月初,国民党山西抗日友军赵寿山的第38军(西北军杨虎城部)派人到武汉,请求中共党组织协助聘请教官到该部训练干部,并特别提出了要请柳乃夫这样知名的文化人到他们部队去。经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意,则派遣柳乃夫等到第38军去。董必武亲自同柳乃夫谈话,鼓励他做好友军的工作,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柳乃夫到了38军以后,主要在军部干训班作政治教官。干训班设在山西平陆县茅津渡,分军官队、军士队和教导队。柳乃夫在干训班主要讲授“日本侵华史”(中日问题)课程。干训班的许多学员此前就读过柳乃夫的文章,对柳乃夫是慕名已久,每日的课前课后,柳乃夫身边都围满了学员,提问题、说生活、讲救国、谈理想,柳乃夫以其渊博的学识、有趣的言谈、谦逊和蔼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和坚韧的品质,赢得了军官们的赏识和尊重、同志们的钦佩和赞扬、学员们的信赖和拥戴。

柳乃夫除担任政治教学工作外,还随第38军在山西王屋山一带同日军作战。19388月,部队在中条山芮城、平陆两次粉碎了日军大举进攻后,他以“维之”笔名采写了不少战地报道,发表于汉口《大公报》及西安《文化日报》上,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斗志。

1938年秋,柳乃夫突患黄疸病,到后方西安治疗。这期间,他在给夫人唐宗鹤寄的照片背面,写下四首表达他以身报国、不惜为国捐躯大志的诗歌:“倭奴入寇一年余,河山破碎已半壁。男儿不禁兴亡恨,投笔从戎古有之。”“高堂遥盼他乡子,战地星月倍家思;若问何日归故里,杀尽倭奴建国时。”“自古忠孝难两全,于今报国尤为先;建功立业父母愿,不作牛马子孙贤。”“海阔天空各有方,异地萦怀夜梦长;唯望举家多和泰,聊寄近影慰思量。”在给好友傅旦歌的一首诗中写道:“卧病西京苦寂寞,流落他乡故旧疏。蒙兄百里来我慰,仅留残影伴驰骋。”这些诗句,表达出一个革命者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忠孝不能两全、家国不能两顾之时,毅然选择为国赴难,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他对家中的困难非常清楚,一家老小全靠弱小的妻子一人苦苦地支撑着,然而,他更明白:国之不存,何以有家?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日本鬼子要亡我们的国,灭我们的种,要我们子子孙孙都作亡国奴,你愿意吗?”“这回我们同日本打仗,不是为一个人、两个人的事,而是为了四万万同胞不做亡国奴,为了子子孙孙不做奴隶。如果大家不干点有意义的事,那不是牛马不如吗?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去干,不是最可耻的人吗?所以,为了这光荣的事业,就是不幸被打死,也是值得的。”

他在另一封信中还写到:“有一次和敌人接近,才一里路光景,机关枪好象在耳朵边放一样,你们以为这很可怕吧?其实没有什么了不得,人一到了战场,胆子自然会大起来。在四川,现在可以说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许多人在拼命,做亡国奴的命运,早已落到四川来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心中装的是抗战,想的是中华民族的安危。自从柳乃夫决心到抗日第一线的时候起,他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当他肩上扛着枪,手里横着笔,战斗于抗日救亡最前线的时候,他时刻准备为革命牺牲,令人钦佩。

193810月底,柳乃夫患病初愈,身体还较虚弱,但他坚持返回部队工作。19391月,在军官培训班第一期结束后,新提升为117师师长的陈硕儒力邀柳乃夫到他师工作,并一再恳求赵寿山军长批准,经再三请求,赵军长只好割爱同意,柳乃夫也就欣然前往177师师部任秘书。

193966日,日本侵略军以第20师团和第37师团的一半兵力,配属两个炮兵联队,一个飞机大队,第6次大举进攻平陆茅津渡第38军防区,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第38军伤亡甚重。8日,177师在平陆东部普际桥一带遭到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的猛烈进攻,被日军包围。为了分散敌人兵力,冲出重围,177师兵分两路突围,师长陈硕儒率一部分战士向一个方向突围出去,柳乃夫同另一部分将士向相反方向突围。不料柳乃夫这一部分被大批日军紧紧咬住,前面是滔滔黄河,战士们只好背水一战,英勇反击。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鬼子机枪疯狂地交叉扫射,柳乃夫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柳乃夫的牺牲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西安、成都、桂林、平陆、上海租界等地隆重召开追悼柳乃夫烈士大会,沉痛追悼这位“武化”了的文化战士。

12月初,柳乃夫在中条山牺牲的消息传到重庆,11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了《文化战士柳乃夫中条山抗敌殉国》的消息。柳乃夫生前战友和亲属闻讯极其震惊、悲痛,商议成立柳乃夫烈士亲友会。亲友会成员有沈钧儒、邹韬奋、钱俊瑞、史亚璋、崔仲远(赵寿山军部驻渝办事处主任)、赵纯继等。按照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决定,1217日,在重庆张家花园巴蜀小学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柳乃夫烈士生前好友、部队代表、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各大报记者共2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沈钧儒、邹韬奋、钱俊瑞等先后致辞,高度评价柳乃夫热爱祖国、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他们说:“乃夫先生以大有作为的英年,投笔从戎,牺牲在抗敌前线,真把那些畏敌如虎,奴颜婢膝的大人先生们羞死。”

1982121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赵宗麟为革命烈士。

(中共重庆市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陈朝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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