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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君的爱国故事
来源: 重庆党史网      发布时间: 2017年05月05日 12:56:10

 

朱理君,又名朱怀襄、朱平陵,解放后更名朱平。1892年出生于重庆府荣昌县安富镇(今重庆市荣昌区安富街道)一个小地主家庭。他不依仗亲戚在国民党内的权势而“青云直上,飞黄腾达”,而是毅然投身革命,积极为党工作,造就了自己的红色人生。

(一)

朱理君的幼年时代处于全国革命力量谋“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这样一个激烈动荡的年代。他大哥朱群先是同盟会会员,带回不少反清的革命书报,幼年朱理君在阅读这些书报时,受到很深的影响。他曾师从黄复生(著名同盟会员、主张用炸弹行刺清摄政王载沣)学习制造炸弹。1909年至1911年,朱理君就读于成都川汉铁路学校,并参加了张澜领导的保路同志会的活动。辛亥革命后,在蜀军北伐队第3营任排长。1913年毕业于成都交通铁路学校后,在荣昌安富、吴家等地的小学任教。1915年他在荣昌参加讨袁起义,以后在护国军任参谋、军需处长等职,后任刘湘部参议。1922年兴修成渝马路(公路),在成渝马路督办总局第一测量总队任工程师。

朱理君的三兄朱召南,在军阀混战时期曾任刘湘部师长,后被刘湘解除兵权,改任自流井盐运使。19263月,朱理君随其兄在自流井盐场富荣西场任知事,后来还担任过荣县盐务缉私营营长。

混迹于旧社会中下层官场的朱理君,不想借助于其兄朱召南在四川军阀中的关系及姻亲康泽在国民党内的权势而“青云直上,飞黄腾达”,而是关心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努力学习新知识、新理论,和时代一同前进。他不顾社会偏见,和旧传统决裂,被当时“上流”社会认为是“不成器”的子弟。朱理君在富荣盐场担任西场(贡井)知事,位居“县太爷”。但在这位“县太爷”的衙门里,既有官场应酬,也有共产党人聚会,组织革命活动。1930年这位知事卸任时,囊中羞涩,两袖清风。

1929年刘文辉兼并刘湘川西防区,接管自流井,刘湘委派的一批官吏相应垮台。朱理君是工程技术人员,为了给自贡人民办几件好事而留了下来,于193011月担任自贡市政公所工程科长。他在任职期间,规划、改造、修建了自贡的街道,拉伸了从兴隆街至新桥的中心干道,筹划、兴建釜溪公园,对自贡的城市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自贡市和共产党人叶菲洛、黄天健、黄巨良、周凤歧等人的接触和亲密交往,使朱理君对共产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敬仰共产党,决定了之后一生的政治道路。

1930年,在军阀混战中自贡盐场生产萎缩,百业凋零,众多无依孤儿流浪街头。朱理君和黄巨良等发起募捐,创办平民工厂,使流浪孤儿有一个学习文化、学习谋生技能的场所。他们以川剧义演等方式开展募捐活动,募得大洋约1万元。募捐委员会公推朱理君为厂长,黄巨良为工务主任。工厂位于上桥文武庙,收容孤儿100名,实行半工半读,设纺织、石印两科目,冷寂的文武庙自工厂开办后充满了欢声和朗朗读书声。

平民工厂的开办及所起作用,使朱理君与黄巨良十分振奋,他们就利用平民工厂的印刷设备办报,以推动自贡的新思潮。1931年创刊出版了《平民报》,社长朱理君,编辑顾问黄巨良,总编辑刘天健,主笔黄次芙,副刊编辑傅旦歌,写版黄丹书、刘伟夫,旨在揭露旧社会的黑暗面。九一八事变后,报纸着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创刊仅8个月,即被迫停刊。

在此期间,自流井的一些党员常在大巷子黄家集中,朱理君每次必到。每当此刻,大巷子黄氏弟兄的鼓乐笙萧就起到掩护他们革命活动的作用,朱理君曾两次保释主办《商务三日刊》的朱权和叶菲洛。

朱理君积极参加自贡市“反日非基督教大同盟”的活动,以社会名流身份参加游行。在地方政权几次派人弹压,企图抓人时,经朱理君说理劝阻,因而没有抓人。后来由于党在“非基督教大同盟”的活动中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受到镇压而停止活动,朱理君也于1932年由自贡到成都。

(二)

朱理君到成都后住在其兄朱召南的公馆里。由于在自贡和党的联系,不少地下党员以这个“朱公馆”作为据点和联络处开展活动。这里为“康民图书馆”保存过几大箱子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书籍。朱理君还在成都市区散发过载有红四方面军在通、南、巴等地战况的《四川通讯》及传单,为组织收转过从上海汇来的党内经费大洋300余元。田伯隆常从朱理君处化装成杂货商贩到农村进行宣传,史伯康也常在此活动,朱理君还为组织找过一些手榴弹,以备党员在被追捕不能脱险时与反动派同归于尽。

朱召南和康泽(朱理君妹夫,蒋介石的亲信)曾多次要朱理君放弃革命活动,并为其安排高官显职均被断然拒绝,朱召南和康泽对朱理君的“抵触行为”很感头痛。一次朱理君在公馆销毁党的许多宣传资料时被朱召南的家属察觉,朱家的亲属就强迫朱理君离开朱公馆。朱理君随即宣称和朱召南断绝兄弟关系,并教自己的子女喊:“打倒朱召南烂军阀”“打倒康兆铭(即康泽)康狗儿”。

朱理君1933年离开朱公馆后,到犍为、乐山等地从事军运。1934年回到成都,继续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由于史伯康被捕叛变,供出了朱理君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别动队”罗楚材向康泽作了汇报,并提出了包括朱理君在内的逮捕名单。康泽想通过逮捕以示警告,并迫使朱理君就范,同时从朱理君口中追问出共产党人的线索,当即作了“可决”。康泽命当时别动队参谋长叶维会同刘湘的“善后督办公署”特委会,于1935419日逮捕朱理君并押于川康绥靖公署。特务们对朱理君威逼利诱,要朱理君交代和共产党的关系。并让叛徒史伯康、“闵老弟”(当时少共负责人)和一个姓杨的江津人到狱中对质,都被朱理君骂了回去。朱理君在狱中,对自己的“案情”不断写“反诉”,痛斥国民党不讲理、乱抓人。对那些立场坚定的同志加以赞扬和鼓励,对那些一时动摇,打算登“反共启事”以苟全性命的人加以批评。在狱中他还作诗《禁中吟》若干首以述其志。

康泽曾到狱中看望朱理君,口称“五哥”,朱理君不予置理并将其痛骂一顿。朱理君的妻子陶斯咏带着孩子们在大街拦阻康泽的汽车,指着康泽大骂“康狗儿乱抓人”“把朱理君给我放出来”,康泽的汽车不敢从他们母子身上开过去,只好原路退回。朱理君的母亲也多次向康泽要人。碍于朱理君是康泽妻子的胞兄,刘湘师长之胞弟,于是只好找个台阶,要他在报上登一个“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之类的启事,但被朱理君拒绝。无奈之下,1016日康泽只好释放了朱理君。

朱理君出狱后于10月下旬在《华西日报》登了一则启事:“君秉性愚鲁,行事拘拙,势不可压,利不足诱,既嫉恶以如仇,复悍直以难用。因是少数友人不谅心迹,偶因小故,诬谋害,此次遭遇即为明证。今幸各方亲友尽量援助,已蒙昭雪,公理尚未全泯,事实卒胜雄辩。末流虽浊,泾渭自分,谨向关怀亲友一申谢忱,用释锦注,诸维垂登不一”。这则启事全为自己辩诬,不但没有满足特务们的要求,反而揭露了特务嘴脸。

(三)

朱理君获释后在成都无法立足,于1935年举家返回荣昌安富镇。当时成渝铁路正式施工,由朱理君承建从荣昌到隆昌段的10座铁路桥梁。抗日战争爆发前,朱理君、廖林生、朱建涛等人在安富镇组织了读书会、救国会。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全国各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高潮。朱理君、朱建涛等在1938年春节将安富镇玩大龙旧习赋予了抗日救亡内容,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相继组织了警钟剧社和警钟壁报社,演出街头剧、话剧,出壁报、贴标语、募捐,使一个小镇出现了浓烈的抗日救亡气氛。朱理君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中华民族先锋队”,并在1938年冬由廖林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未宣誓),因承担成渝铁路建桥任务结束回到成都。

1938年春,党领导的《四川日报》被迫停刊,报社人员和发行部尚未解散,准备筹备新报,又困于不易取得登记证。这时,从“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回川活动的彭玉鸣,通过朱理君的社会关系,接办了已经取得登记证,但尚未创刊发行的《民声报》,由同是从“陕北公学”结业到川的泰国华侨江汉任董事长,朱理君任社长,杜稃生任总主笔,彭其年任总编辑,彭玉鸣任经理。大约半年,《民声报》即受阻停刊。

1940年以后,国民党多次发动反共高潮,朱理君迁居于成都市郊庞家碾,靠在成都川康绥靖公署作挂名参议的微薄薪资维持生活,同时任《四川省政经月刊》编辑,和杜稃生、刘影三等保持联系。1945年按杜稃生的意见参加民主同盟。1947年朱理君帮助成都大学副教授、主任秘书吕振修处理特务学生,轰走校长王台荣,并开除了成大三青团干事长王立可等11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革命形势急剧发展。朱理君多次劝导其兄朱召南,使朱召南对形势有了正确的认识,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出力。1947年朱理君和朱召南共同在黄瓦街经营“一一茶园”,并把茶园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阵地,经常和华大、川大、成大的学生接触,在茶馆里讲政治经济学,组织学生秘密阅读《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等革命文献。朱召南常和黄云明(原朱召南部旅长)、“社会闻人”“袍哥大爷”等人在“一一茶园”喝茶坐镇,以减少特务干扰,掩护茶园内的革命活动。

在此期间,朱理君和吕振修联络发动了一批荣昌籍在蓉的政界人士,包括省参议员卿俊、李宗义等人,成立“新民主主义读书会”,不久读书会发展到20余人。1948年末朱理君通过彭玉鸣和大邑党的负责人周鼎文建立了联系,19491月,周鼎文参加了这个读书会的活动,2月读书会更名为“新民主主义建国社”。“一一茶园”实际上已成为党的联络点和经济据点,周鼎文、周戈西等人开展活动缺钱就到茶园去取。朱理君等还为党组织处理过从大邑送来的一口袋金银饰物。通过朱理君的关系,成都工委的几位负责人李维加、李维时、李安澜、周裕民、周鼎文等曾借住庞家碾朱召南家,并在他家召开过工委会。

(四)

由于朱理君的活动突出,使人注目。党组织获知朱理君已被特务机关列入逮捕名单的消息后,决定让他撤离。但朱理君要求组织派他到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去。后经组织决定将他派去雅安转芦山,从事策动地方巨匪程志武部工作。19498月,朱理君曾向周鼎文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在去雅安之前,周鼎文同意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先按重新入党解决,是否恢复党的关系待以后查清情况再定。因时间紧迫,周鼎文将朱理君的入党问题交给雅安方面李安澜解决。11月,朱理君在雅安由李安澜介绍重新入党。

12月,大邑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负责人杨质彬(李安澜)决定组成“政治指导小组”去芦山程志武部。余墀夫任小组长,朱理君负责对外工作,林浩先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于89日前往芦山。此前已商定程部接受政治小组领导,在胡宗南部向西康撤退时,程部即由五甲口出击。政治指导小组到达芦山时,程志武已经集中了部分匪部进入芦山,并于12日在芦山宣布起义。但当时程志武反复无常,脚踏两只船,并无出兵之意。他和共产党讨价还价,要枪弹,要经过雅安出兵。正在此时,国民党四川省保安司令部有三团人被压缩在五甲口(距芦山40里),程志武借口政治指导小组要撤离芦山丢下他们不管,于19日将余墀夫、朱理君等6人扣捕。

余、朱等被扣的消息传到雅安,雅安方面当时已经起义,并组成临时军政委员会。临时军政委员会立即派出黄以仁团、李国钦营及刘体中一个联队,向芦山进发,并致函程志武必须答应三个条件:一是释放中共政工人员;二是程志武部退回程家坝;三是交出国民党特务人员。程志武被迫同意条件,退回程家坝,并于29日将余、朱等人释放。

西康和平解放后,朱理君即以朱平为名,于19502月至4月任军事代表接管西康省公路局。后来任西康省汽车运输公司经理、西康运输公司雅安分公司经理、西康省人民政府交通厅机运科科长、西昌地区文教科副科长、西昌地区京剧团指导员等职。

1960年,朱理君去世,葬于西昌烈士陵园。

(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陈朝权 张良安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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