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10年动乱的结束，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可以说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可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间，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立场，致使党的工作出现徘徊前进的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开展了拨乱反正工作，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得到确立，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再次得到发扬，对于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国人民有了希望。
一、徘徊中前进的涪陵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涪陵地委和全区人民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努力从政治方面消除林彪、“四人帮”和“左”倾思想的影响，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抓住时机，大张旗鼓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帮派体系，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采用多种形式来清除长期以来不得安宁的祸根。
为了把清查工作做好，地委和各县县委均建立了清查“四人帮”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全区的揭批查工作。地委做出决定，对全区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在全区组建了若干个工作队，分期分批地在广大群众中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地委和中共涪陵县委联合召开了群众大会，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的大会，涪陵《群众报》为此发表了题为《立即行动起来，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人民战争》的社论，在全区掀起了揭批查“四人帮”运动的高潮。通过揭批查运动，政治上加强了团结，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初步开始了落实党员、干部的政策工作，启动了为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
农业经济方面，地委召开了会议，掀起了全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制定和检查普及大寨县规划的执行情况，进一步贯彻全国第二次学大寨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涪陵地区农业生产通过以上工作和全区广大农民的努力，战胜了1977年的旱灾、1978年的伏旱加秋旱等自然灾害，连年得到好收成，粮食总产量在1976年26.6亿斤的基础上，1978年达到38亿斤。农副业方面也有较大的增长。
工业生产方面，地委开展了“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一批（批“四人帮”）二打（打击现行破坏）三粉碎（粉碎派性）运动，对企业进行整顿，加强管理工作，克服原材料和电力严重不足等困难，生产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总产值从1976年的2.7亿元，增加到1978年3.38亿元。
财贸战线方面，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78年比1976增长20%。财政收入1978年比1976年增长64%。农民人均收入从1976年的40元，增加到1978年62元。科学技术、文教卫生事业等方面也相应得到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时间不长，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各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政治方面，林彪、“四人帮”多年来的极左路线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根深蒂固地遗留在人们头脑中。“文化大革命”中各地树立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帮派山头仍然存在，还未从根本上削平。在一些问题上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不安定团结的因素依然存在。各级党组虽然经过初步整顿，但党员的个人修养、党性、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纯洁性、战斗力和凝聚力等等还有待增强。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冤假错案，他们的政策还没有得到落实，心有余悸。为此，与他们有联系的一大批人的积极性尚不能调动起来。
农业生产方面，由于多年来只强调抓粮食生产，忽视了发展经济作物，抓了农业，忽视了林、牧、副、渔等，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比例严重失调。
农村经营管理方面，多年来一直推行的是大寨式的评工记分方式，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农业生产的发展形势了，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产幅度不大，农民纷纷要求改变现有经营管理方式，以适应生产的发展。
农田水利基础建设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差。群众生产仍按几千年来遗留的传统方式进行，科学种田和大农业的思想还没有树立，生产生活水平低下，几十年一贯制，广大农民还在温饱线以下挣扎。当时所辖10个县，有9个县是省级贫困县，其中8个属国家级贫困县。
工业方面，涪陵地区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国营企业，现有的企业规模较小，设备陈旧，产品单一、质量低。加上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指导下生产，产品竞争力不强，销路不畅，企业没有活力。涪陵地区的财政收入不多，与沿海地区相比，相当于一个县的水平，严重地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一直未摆脱吃饭财政的状况。以上情况各级党委、政府，全区广大党员和群众看在眼里，强烈要求改变现状。
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结合涪陵地区的情况，地委及时召开常委扩大会，解决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认识问题，同时研究落实党的政策问题，决定善始善终结束揭批查运动。接着地委又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解决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遇到认识片面、思想混乱、班子软弱、组织涣散、工作松散等问题。地委县委书记会还研究了全区及各县三年调整规划，安置城镇待业人员，计划生育等工作。在地委召开的全区四级干部会上，主要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总结粉碎“四人帮”三年来，涪陵地区各项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号召各县各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团结一致向前看，找差距，添措施，鼓干劲，动员全区人民从实际出发，议定今后两年农业内部调整规划，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狠抓流通，促进各项生产的发展。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调整好地方国民经济，加速涪陵的工农业生产和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涪陵实际出发，地委首先在政治方面狠抓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在全区范围内分层次、由点到面的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各级领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划清界限，克服“恐右病”，清除余悸，不断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基本上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第一步。
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地委雷厉风行，按照党的政策和指示，建立各级落实党的政策班子，抽调工作人员，实事求是地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为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恢复了名誉。被林彪、“四人帮”践踏了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得到了落实。完成了对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属于错划部分已基本改正。改变了长期守法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成分。安置了知识青年和城镇待业人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空前活跃，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其次表现在经济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干部和群众精神焕发，克服了农业生产上的许多困难，战胜了洪灾、涝灾、虫害、旱灾、风灾、雹灾等自然灾害，连年夺得粮食丰收。1979年粮食总产达40亿斤，比1976年增产13亿斤。多种经营收入达2亿元，比1976年翻了一番。工业企业通过整顿和加强管理，1979年总产值达到3.4亿元，比1976年增加1.33亿元。财贸战线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社会零售商品总额达5亿元，比1976年增加1.4亿元。1979年财政收入比1976年增长近一倍。科学技术、文教卫生事业、计划生育等方面都得到相应的发展。
涪陵地委从实际出发，尤其认真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短时间内就看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可喜变化。首先是改变了原有经营管理形式，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立健全了以“分组作业、三定一奖、联产计划”等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度，把集体生产与个人的物质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初步改变了过去“干活一窝蜂，鸭儿翻田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状况，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农民高兴地说：“人喊人急死人，政策喊人一大群。”农活质量普遍得到提高。经营管理形式将继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加以推广。再次是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时，地委强调要进一步提高三个认识：一是要改变抓粮食生产是务正业，抓多种经营（找钱）是歪门邪道的观念；二是要改变一提到“包”就认为是搞单干、搞倒退，对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搞专业队、专业组生产等犹豫不决；三是要改变“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现状。意思是只要大家一个样，穷一点也不要紧。地委指出不要片面的理解共同富裕，把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强调解决的办法是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提高对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自觉地做好调整工作。
涪陵地区是山区，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发展畜牧业时，地委提出因地制宜，执行斤猪斤粮，为农民划出适量的饲料地，提高生猪收购价等。由于政策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养猪积极性，1978年全区生猪圈存达到250万头以上，超过历史的最好水平。
全区农田基本建设项目比往年增多，资金、劳力落实，项目上得快，效果显著。据统计新增蓄水2.8亿方，增加灌面40万余亩。改造低产田60万余亩，植树造林178万亩。科学种田方面主要是增加复种，因地制宜推广带状种植，改革栽培技术，精耕细作，改良品种，推广水稻、包谷杂交良种。一改过去那种种田人没有自主权，领导干部瞎指挥，制订高指标，说大话，喊空口号，“上坡一路行，出工不出力，工分一样评”的工作作风和管理模式。广大农民亲身体会到三中全会为他们带来的实惠。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涪陵地区轻纺工业也发生了变化，地委做出决定，积累资金，增加财政投入，利用本地资源，大力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轻纺工业。在调查的基础上，地委指出，涪陵地区农副产品种类多，数量大，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发展轻纺工业有许多有利条件。目前已计划兴建年产400万条麻袋的麻袋厂，120台绸机的丝绸厂等。对原有老企业采取挖潜、革新、改造等，努力扩大和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力争创名牌，产销对路，满足市场的需要，增加外贸出口。
三、冲破两个“凡是”禁锢，再树实事求是作风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胡说经济、生产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可以代替经济，革命可以代替生产，因而抛出“只要方向对头，粮食颗粒无收也不要紧”、“只要路线对头，工厂不出产品也要开庆功会”等谬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粉碎“四人帮”后，有的同志坚持两个“凡是”不放，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林彪、“四人帮”鼓吹的现代迷信，从思想体系上讲，都属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涪陵地区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只是开了个头，大量的工作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现代迷信作了深刻的批判，同时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中共涪陵地委在贯彻中央全会精神中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由于朴素的阶级感情，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句句是真理”的流毒没有被肃清，因而对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不理解。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上来，必须彻底冲破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两个“凡是”的框框，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中解放出来。毛泽东主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个革命领袖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历史地、科学地看待革命领袖，这不仅不会损伤革命领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恰恰是清除了林彪、“四人帮”对领袖的玷污，恢复了领袖的光辉形象；不仅不是“砍旗帜”、“丢刀子”，恰恰是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地位，这才是真正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事实上，如果我们只从“本本”、“框框”出发看问题，其结果是越看思想越乱；而从实践方面出发看问题，就会越看思想越清。
涪陵地、县委宣传理论教育部门和地、县委党校等也组织有关人员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进行批判。讨论中有同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单标志着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结束了徘徊前进的政治局面，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批判，是坚持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倡导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从根本上消除了10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思想混乱，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很好地珍惜。
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有同志认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知和行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因为认识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人类认识客观事物是无限的，个人认识客观事物是有限的，加上情况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的思想就要符合不断变化的情况。因此要坚持实践是第一性的观点。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相对和绝对也是辩证的统一。当前为什么要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是因为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基本观点搞乱了，颠倒了，把任何事物看成绝对的了，通过批判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可以正本清源。
大家讨论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时，一致认为这次开展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批判，联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大家的思想是一次拨乱反正的好机会。“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提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把毛主席神化了。毛主席对此种作法极为反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了许多精神枷锁，把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了。例如红色宝书不离手，走到哪里背诵到哪里；早请示，晚汇报，吃饭要背诵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有了问题要对着毛主席像请罪等等。因此人们办事情，想问题不敢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敢看客观效果如何。相反就是对党、对毛主席不忠诚，搞得你一家人连同三亲六戚都无宁日，对革命和建设危害极大。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我们的思想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办法要多一点，改革的步子要快一点，思想上要真正实现拨乱反正，还需要我们认真地从理论上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本本主义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提倡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谈到一切从实际出发，避免搞瞎指挥时，有同志深有体会地说，以前我长期在基层工作，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决定和指示本来是对的。但有关领导对一些问题作决定时不从本地的实际出发，一味强调下级要服从上级，在那里搞瞎指挥，给集体有限的财力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教训非常深刻。如有位县的领导下乡来找农民兴修喷灌池，搞什么喷灌化，说兴建喷灌池可以增产，还要迎接上级的检查评比，无疑本意是好的。可是他忽视了山区的客观情况，更多的是考虑迎接上级的检查，过关。一年时间过去了，喷灌在山顶上修好了，可是喷灌池内水从何处来，又拿什么去灌溉田土，这位领导全然不管，给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失。农民和干部怨声载道地说：“喷灌池修在山顶上，白天装太阳，晚上装月亮。”
又如有一年秋后，本来种洋芋的季节已经过了，上级再三强调非种秋洋芋不可，说什么种下去烂了也要种。群众和干部思想不通，结果只好服从，种洋芋无收成，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对此十分反感地说，生产队什么季节种什么作物，我们没有自主权；计划、指标全是上面说了算。不按上级说的去做就要受批判，难道不从实际出发，凡是上级说的都对吗？
讨论中涉及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时，与会人员讨论激烈，有同志认为改革开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资金和技术，发展我国的工业生产，是非常必要的。但顾虑不少，如有人说，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开饭店、商店、工厂等。这些人中什么人都有，杂七杂八的怎么办？过去有关部门一直宣传外国人来中国的目的是搞经济和文化侵略，鸦片战争之后，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今后历史会不会重演，总之心有余悸。有的同志批判社会上有种思潮，认为凡是外国进口的东西都比国货好，凡是外国机器设备都比国产的机器设备先进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人不加分析和研究，甚至认为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如果让崇洋媚外的思想滋长下去，将不利于民族工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承认差别，但不等于什么都比国外落后。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努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增强民族自信心，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
四、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实现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针对党内思想理论战线上存在的问题，尖锐地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就会产生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针对这种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从上而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
涪陵地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从1978年开始的，在中共涪陵地委的领导下，宣传部、党校等有关部门采取召开理论工作会、理论研讨会、座谈会，举办培训、轮训和印发《宣传动态》等多种形式，从上至下地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的讨论。
为了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引向深入，地委书记黄森荣在党内召开的四级干部会上，就此专门发了言。他说：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保证，错误的思想路线是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的思想根源。所谓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谓错误的思想路线，就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出发，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端正思想路线，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思想真正统一到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上来，这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他在讲话中联系涪陵地区的情况，着重阐述了以下5个观点：即一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二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搞好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三是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大上快上；四是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正确处理粮食和多种经营的辩证关系；五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
他要求各级党委在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时，要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深入地学习和讨论，并把这项工作作为当前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他指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就是要通过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上进行拨乱反正，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破除我们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态，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把我们的思想路线搞端正。
他强调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首要对象是广大干部，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各级党委是四化的带头人，党委一班人的思想路线怎样，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四化建设速度问题。地、县两级机关应首先开展好讨论工作，逐步推广到基层和广大群众中去。
他还对学习讨论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从正面加以引导，澄清了模糊认识和看法。如长期以来都是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不是纲了，怎么理解；批判两个“凡是”，毛主席说的都不算数了，今后谁说了算；给右派分子摘帽，给地主富农分子改变成分想不通；调整，明明1962年那样，是下不是上，硬要说是上不是下等等。
中共涪陵地委指示，各级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当前的工作实际，要从总结30年来涪陵地区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入手，围绕工作重点的转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实践第一的观点，肯定正确的东西，纠正错误的东西，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正把我们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上来。认清当前形势和任务，努力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千方百计把我区农业内部调整搞好。同时要坚持正面教育，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坚决实行“三不主义”。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通过讨论，反映出来的问题有：
关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问题。讨论中有同志说，我们当前说的话与毛主席以前讲的话有所不同，思想上有些想法，但又说不出口，究竟该怎么说才好；有人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报纸上都登载了，有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再来开展讨论？有的同志认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很及时，对今后在思想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在全党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有同志对此表示担心，说现在是为了适应新时期总任务，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不以毛主席讲的话作为标准，一切都要经过实践去检验，这样不是乱套了吗？有人说，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毛泽东思想应该放到什么位置上呢？有人说，现在报纸上大力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不是在搞适用主义，有的报纸提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检验真理的是非标准，那么真理的标准和是非标准是不是一回事？有同志认为，毛主席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有过论述，这不只是上级领导和理论界的事，也不是少数人墨水喝多了，没有事干，不能正确对待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主要是缺乏认识。10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搞颠倒了，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怎么澄清？那就是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从理论上搞清楚，正本清源。
关于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问题。有同志说，10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大动乱，是因为“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形成的。虽如此，但与毛泽东“左”的指导思想指导和采取的措施有关。因此，除了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外，还有个正确认识与对待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有同志说，我认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不能拘泥一两句话，要看你的实际行动如何。就拿毛主席自己来说，他说的话，写的文章并不是一成不变，只要认为有不恰当的地方，总要修改。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他的指导思想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他把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了，错误地估计了党和国家政治状况，在重大理论和政策上混淆了是非，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等等。其结果是事与愿违。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打着拥护革命的破旗，企图篡党夺权，搞乱了人们的政治思想，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并遭到迫害。各级党政机关瘫痪，武斗升级，群众遭殃，天下大乱，派性严重，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只搞这一次都不得了啦。“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全盘否定。
关于农村工作问题。有同志说，农村工作涉及的面广人多，政策性强，自人民公社化以来，一直围绕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加强管理等，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增加粮食产量的目的，虽然大家很努力，但由于“文革”的影响，有的地方徘徊不前，有的地方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了，亟待调整、整顿、提高，改变现有状况。
有的同志说，农村现行管理和分配制度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革，否则就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如说“文革”中多数时间是坚持人民公社三大管理，即计划、劳动、财务管理。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结合生产队的实际，制定当年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通过大小春试算预分等，检查生产、财务计划的执行情况，最终确保计划的实现。但在执行中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花样百出，各取所需，以致计划失败。我曾经驻过一个生产队，当年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什么时候种，种多少等，都是由上面下达计划，而不是由生产队干部和群众来研究决定，这哪里是从实际出发。
有的同志反映，现有农村中的一些政策，由于理论上没有搞清楚，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有的地方只允许集体饲养耕牛，不许农民私养耕牛，并把农民私养耕牛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结果集体耕牛没有饲养好，耕牛总数一年比一年下降，影响了农业生产。又如推行“农业学大寨”运动，但没有把大寨精神真正学到手，一味追求搞大寨式的评工记分办法，其结果是助长了吃大锅饭的懒汉思想，搞平均主义，取消了按劳分配制度，奖赖罚勤，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达到增产的目的。
有同志说，我们搞了几十年革命，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理论上没有搞清楚，以致在实际生活中把劳力强的农民当作资本主义对象来批判，甚至提出要在经济上搞垮他，这是不对的。又如农村中一些地方行之有效的生产承包制（有的地方称为“三固定”或“四固定”作业组），我们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单干来批判。有的地方没收农民的自留地，叫做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关于科学种田问题。有的同志说，所谓科学，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它是与长官意志相对立的。所谓科学种田，意思是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季节，气候条件，所处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以达到增产的手段。实际生活中有的同志并不知道科学种田的真实意义，尤其是有的领导同志天天给别人讲科学种田，自己却不懂装懂，遇事头脑发热，不走群众路线，不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在那里全凭主观想象，认为按照他说的去做了，农业就会大幅度增加产量；不按他说的去做，思想就有问题，是右倾，或者对“农业学大寨”不满等，如我们县里有这样一位领导，为了实现亩产800斤粮食的目标，他认为把农村中若干块小田，改造成为一块大田就能达到亩产800斤以上的目的，于是去附近几个乡，调集了农民7000多人，自带劳动工具，把某生产队100多块大小不等的田，挖掉田坎，填平补齐，改造成为4块大田。期间为了大鼓群众的干劲，要求机关干部派代表去送慰问品、鼓励信等，并对去慰问的同志交待纪律，即只准说鼓励的话，不许泼冷水。
我认为调集那么多的人来为某一个生产队做工，没有任何报酬，这是一平二调。根据当时的情况，我和一些同志认为此种做法不科学，没有从实际出发，一是违背党的有关政策。二是违背了科学种田法则。三是群众反对。四是最终未能达到亩产800斤的目的，劳民伤财。不久，这位领导搞的条田化被当地农民还原成若干块田。中央37号文件讲得很清楚，不能搞平调，特别是不能搞大兵团作战，把一个地方的农民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做工。
五、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纠正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以致冤狱遍于中国。“文革”前也有不少冤假错案，大量的冤案如不加以彻底平反昭雪，就不能调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将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平反昭雪冤假错案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始的，但大规模的平反昭雪工作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即1978年4月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后，拉开了落实政策工作的序幕。
中共涪陵地委遵照中央、四川省委的指示，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开展了党的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在地委的领导下，组织了强有力量的工作班子，彻底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对“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中的案件进行了复查，积极慎重地解决了地下党的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地处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使一大批干部的政策得到了落实。
落实党的政策工作一开始，遇到的阻力是，我们的同志怎样看待这项工作。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形势转变后，认识还跟不上，旧的思想如何去适应新的形势，还有一定的差距。如有人认为，纠正过去的冤案就意味着否定毛主席的功绩，意味着为右派翻案等等。参与做落实政策工作的人心存疑虑，心有余悸，怕再犯错误。地委针对存在的思想问题，狠抓思想政治工作，召集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反复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中央有关落实政策的文件和有关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等。通过学习认清我党历史上极左路线对党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看到落实政策工作的重要性；通过有关深受极左路线迫害同志的经历，看到落实党的政策工作的必要性，大讲落实党的政策工作是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是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干群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四化的重要措施。涪陵市委、垫江、南川县委还针对本地干部缺乏认识、行动缓慢、思想畏难，工作迈不开步子等多方面的问题，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大讲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性、紧迫性，组织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有关文件，联系本地实际开展讨论，达到了统一思想，消除错误认识的目的。
如何做好落实党的政策工作，是对党的组织路线进行拨乱反正的关键。根据上级的安排部署，中共涪陵地委决定在地、县两级党委分别成立落实党的政策领导小组，由分管党务工作的副书记任组长，组织部长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地、县两级机关各部门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抽调人员负责办案。地、县主要领导把落实党的政策工作当作大事拿在手上，在各种会议上强调落实政策工作的意义。到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时，注意听取党组织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汇报。亲自抽时间接待来访群众，听取他们对落实政策工作的意见和要求。亲自审阅重大疑难案件，指导落实政策工作，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保证了落实政策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了提高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全地区对抽调的1000多名干部采取以会代训，研究典型案例等形式进行业务培训，使办案人员尽快掌握党的有关政策，熟悉办案业务，独立开展落实政策的工作。
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工作重点，人员变动情况等，各办案单位不断充实调整办案机构人员，保证办案经费。办案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忽视了工作量大的特点，遂逐步改集中办案为以条条为主，条块结合，分级负责，归口办案，集中审批案子的办案原则。同时实行“四定一包”制，把复查案子的重点放在“一定双开”、集团性公案和影响较大的案件上。起到了清查一案带动多案，解决一个影响一片的效果。面上组织流动工作组进行检查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加以处理，保证了办案质量。
纵观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结合涪陵地区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造成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是：有的定案依据仅凭某位领导一句话；有的仅凭下面某人一个检举；有的仅凭家庭出身不好等等，就给人定性结论。如某县一位比较负责的干部，由于给主要领导提了意见，头天还在工作，第二天这位领导就给这位提意见的干部定为右派分子，受到批判。又如某校一位教师，既没有大鸣，又没有大放，平时工作表现不错，后来因家庭出身是地主被定为右派分子，不仅受到批判，还被开除工职等。这些冤假错案的共同特点是，没有按照严格的办案程序：即确定立案、检察准备、调查核实、定性处理、材料归档等进行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办案要求审理每一个案件。被处分的人受处分时的结论意见没有同本人见面；有的结论意见即使与本人见了面，受处分人有不同意见也得不到尊重和采纳；还有的是先处分人，后补调查材料；甚至有的组织对某同志内定处分，然后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为由，动员回家生产。
有的地方由于以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历次政治运动中用处理人的多少来衡量政治运动搞的好坏和工作成绩的大小，这样害了不少好同志。如有的同志向党组织提工作建议，批评某位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结果这位领导把提意见的同志视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给予不应有的处分。
有这样一位领导同志，国民党统治时间，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加上本人有一定社会关系，组织上就派他打入国民党政权内，通过与国民党上层人士交往做统一战线工作，分化瓦解敌人。这位同志做统一战线工作很出色，了解到敌人内部许多我们难以知道的情况，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解放后被提拔为领导干部，结果政治运动一来，他受到审查，说他是混入党内的坏人等等，最后含恨九泉。从以上部份案件看出，由于那个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很不健全，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可能得到保障，有的领导善于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致使一部分真心诚意帮助党组织或领导同志改进工作、敢于提意见的人被视为反对共产党，向党进攻、反对社会主义等等，扣上大大小小的帽子，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批判和处分。
针对以上情况，涪陵地区落实党的政策工作任务确实繁重而且艰巨。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为了把党的落实政策工作做好，在中共涪陵地委的领导下，从上至下认真抓了三个坚持：一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四川省委制定的有关政策，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二是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和“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大胆地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同时注意掌握政策界限，防止政策过严，该纠正的案件而得不到纠正。或者政策过宽，搞一风吹，不该纠正的案件而纠正了，做到错多少纠多少，全错全纠，没有错的坚决不纠；三是坚持结论意见同本人见面，以便及时修正结论意见中定性不当的地方。对于结论意见准确，事实清楚，本人又不主动正视的问题，工作人员通过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使其心服口服，提高了党组织的威信，增强了凝聚力。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涪陵地委十分重视上下左右协调配合，发动大家来共同做好党的落实政策工作。方法上采取经常性、不定期地交流执行政策的经验；审理案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以上级制定的政策为依据，不搞我行我素；疑难案件实行“专家”会诊，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共同突围解难，克服了孤军无援的缺点；对于老上访户，接待的同志做到热情，百接不厌，口径一致，多做说服工作；面上工作的同志，做到勤于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上下各级各部门之间不踢皮球，互相配合，层层把好政策关。
涪陵地委认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不单是个办案、复查、纠错工作，始终把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整个落实党的政策工作的全过程，强调把接待群众来信来访视为各级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听取群众意见和呼声的主要渠道，检查党的工作的好坏，督促各级干部执行党的政策的寒暑表。因而在落实政策工作中，各级各部门都分工专人负责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件件有登记和处理结果。工作人员和来访群众以诚相待，注意把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同落实党的政策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了党的落实政策工作的顺利进行。
全地区的政策落实工作在上级党委的指导下，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历时9年基本结束了落实党的政策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整个工作大体分为4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1978年4月至1979年4月，主要复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当时，大家对落实党的政策工作认识不足，心有余悸，工作中还不敢接触其他时期的案件，思想上存在着等上级部署，等外地的经验。对其他时期的案件申诉，处于零敲碎打的复查，落实政策工作较为被动。
第二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把落实政策，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纳入党的大事来抓。先后以中发〔1978〕55号、中发〔1979〕49号以及中央组织部〔1979〕组通字33号等文件下发各地，涪陵地、县各级各部门把落实政策工作纳入了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抓紧抓好，分别对“四个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前的历史案件进行复查，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纠正。
第三阶段：中发〔1982〕24号文件下达后，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涪陵地委从涪陵实际出发，出台了涪地委发〔1982〕75号文件。在继续抓好复查“文化大革命”运动前的冤假错案，扫清“四个运动”尾子的同时，着重复查本地区地下党的历史遗留问题。
第四阶段：涪陵地委以涪地委办发〔1984〕114号文件下发各市县委后，主要抓了各个时期的遗留案件。同时对留有尾巴、定性不准、长期申诉的案件进行重新复议，实事求是地做出新的处理意见。通过以上工作，9年来全地区共计复查各类案件22300多件。其中“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立案审查的3000多人，均进行了复查，重新做出了结论，补发579人的工资648050元，清退683户被查抄的财物，折人民币65434元；改正错划右派分子1900多人，错定“五种人”2300多人；平反纠正“反右倾”案件2400多人，复查结论“四清”运动案件5500多件；复查“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历史老案5200多件，解除干部历史上受限制使用800多人；纠正1958年内部留用反、坏分子300多人；复查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500多人；受理建国前党员脱党期间党籍、党龄问题90多人；复查结论了彭水“民社党”、丰都县违法乱纪和地下党垫江普顺支部三大地方性案件。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下决心，用了很大的力气排除干扰，拨乱反正，为各个历史时期受害的同志平反昭雪，纠正冤假错案，解决处理好了历史遗留问题，使一大批长期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获得了“第二次政治生命”，放下了思想包袱。全党高兴，群众高兴，顺于民心，大得人心。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干部和群众全新地投入生活，为了回报共产党，回报人民，回报社会，他们在工作和生产中焕发了青春，一心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涪陵县支行有位同志错划右派分子改正后，工作更加积极，30多个星期天加班不休息，积极宣传节约储蓄，热情培养新同志，努力钻石业务，勇于创新。他编写的《零存整取定额储蓄到期利息查算表》，与人合作编写的《零存整取定期储蓄计息基数表》被12个省的56个银行采用。该同志被评为省、地、县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受到省人民政府的表彰。
丰都县起义人员刘淡若，1952年思想改造追究其历史被开除公职，1981年落实政策收回安排工作，退休后被丰都县志办公室聘请搞编志工作，年已花甲，为收集资料，跋山涉水，走了全县30多个乡镇，走访了300多人。他为能在有限之年为党和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而感到自豪。
垫江县肖中鼎1949年11月27日在渝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中脱险后，党籍一直未能解决。“文革”中被当作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对待，受到批判斗争，其家属子女受到株连。落实政策后，当县委领导在大会上宣布肖中鼎的党籍从1938年计算，恢复政治名誉时，他感慨万分，挥笔写道：“喜讯传来，胜似久旱得甘露。枯木逢春，感人肺腑，扣人心弦。激动得我热泪盈眶，感动得我情不自禁地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我虽然年岁太大，但身体尚好，也应树立老当益壮和有生之日皆报德之年的志愿，紧跟党中央，为实现四化宏伟目标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类似上述感人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实现农村经营管理的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之前，涪陵地区农村形势经历了由乱到治的过程。早在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涪陵地委结合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以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路为指针，以大寨为榜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思想影响下，涪陵各级党政组织被冲垮，处于瘫痪，干部靠边站被揪斗，科技人员遭打击，中断了传授农业科学技术，党的政策不能直接同群众见面，一切由造反派头头说了算数，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学大寨”运动被迫中断。
一些地方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口号鼓动下，开始大批资本主义倾向，把农民的自留地、菜园地（或饲料地）等统统收归集体所有，有的地方限制农民赶场，或干脆关闭了集贸市场，农民的副业生产受到严重的限制和影响。
“文革”中后期，随着各级革委会的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或地、县委恢复，涪陵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开始转机。1972年恢复涪陵地区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局等工作机构。1973年陈永贵来四川省“传经送宝”前后，中共涪陵地委提出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动员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接着地委召开地、县、区、社4级干部1000多人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农业工作，全党动员，大鼓干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1974年经省委批准，彭水县成为涪陵第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并在涪陵地区各县推广彭水县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到1975年底，全区70%的生产队建立起了常年性的专业从事农田基本建设的队伍，为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促成了涪陵地区学大寨的群众热潮。
综合涪陵地区1967年到1976年农业总产值、油料产量和生猪分别增长1.4%、0.82%，粮食减产了2.84%，人口猛增139万多，增长率为36.16%，农村人均收入仅28元，人均生产粮食502斤，分别比1965年减少20.84%和30.75%，农民缺吃少穿，1976年涪陵地区不得不从外地调进大量玉米、大麦和红苕干等解决群众的生活。
造成涪陵地区农业长期上不去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占了主导地位，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年来都在学大寨，但没有把大寨的主要精神和经验学到手，而是从“左”的方面去理解“大寨精神”。如一边学大寨，不顾地理环境条件，搞大寨式的评工记分方法，砌石头；搞“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以大队为单位核算，取消自留地，批单干和乱挖乱种等等；另一边人为的搞大批促大干，以大批判开路，说什么不学大寨是阶级立场问题，是路线斗争的表现，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把学大寨与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是涪陵地区农村经营管理制度单一，10年“文革”除1967年全面武斗、夺权外，其余9年都是推行的计划、劳动、财务三大管理制度。即计划管理：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结合本队实际，制订当年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通过大、小春试算预分，检查生产、财务计划的执行情况，找差距、添措施，千方百计保证计划的实现。劳动管理：1971年中央82号文件下达后，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和“男女同工同酬”制度，提出了建立生产责任制，改进评工记分的办法。财务管理；主要是贯彻执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反对贪污、浪费，实行民主管理财务，做到开源节流，建立生产队的现金开支审批制度和物资保管制度。其中包括账目公布，财会人员工分，会计转案管理等制度。
农业生产实行“一组、五定”的生产责任制，分配坚持“三兼固”的分配政策。“一组”即临时作业组。“五定”，即定任务、劳力、时间、质量和工分。“三兼固”政策，即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部分。国家部分主要是按照政府的政策规定，完成征购粮食任务，但又不能购过头粮。集体部分主要是合理满足生产队来年所需的种子、饲料、储备等粮食。个人部分主要是农民用于分配的口粮。分配原则按“大三七、小二八”比例计算到户、到人。“大三七”，个人基本口粮占七成，工分粮占三成。“小二八”，工分粮中投工总数占八成，投肥总数占二成。
此外烈军属及其他优抚对象由于各队水平不一致，掌握在不低于社员平均水平以下。五保户、困难户则保持粮食够吃，略有节余这个标准。
现金分配力争把可以分配总收入的60%左右兑现给农民；力争90%的农民增加收入，不减少收入。公积、公益金则按比例提留，按有关政策规定掌握使用。
以上这些政策规定的出台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色彩，但如果生产队干部秉公办事，严格执行政策，也可能那个生产队的情况要好些。难就难在上级的政策规定到了下面，执行起来走样了，花样百出。有的地方干部吃喝、挪用公款、贪污等等，本来集体经济很脆弱，或遇上自然灾害，生产减产，那样情况就更糟了。一年到头农民非常辛苦，决算时一个工日值几分钱、几两粮食。一般的队人均全年口粮二三百斤，穷的队年人均口粮不足200斤，子女上学要钱，称盐打油要钱，穿衣服、买针线要钱，三亲六戚你来我往要钱，这些又都是农民无法回避的，农民怎么生产生活，温饱都解决不了该怎么办？从上至下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1976年刚刚粉碎“四人帮”，涪陵地委决定抽调4000多干部，组成若干个工作队，深入农村，分期分批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指导社队干部和群众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破坏农村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的罪行。组织群众批判“四人帮”诬蔑大干社会主义是“唯生产力论”，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工分逗硬是“工分挂帅”，加强生产计划管理，搞一年早知道是“唯生产力论的先验论”，搞财务清理是“矛头向下”，实行按劳分配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解决“乱三支”、催收补欠款是“黄世仁逼债”等等，全面从思想、理论、政策和组织等方面进行拨乱反正，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罪行的认识，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拉开了涪陵地区拨乱反正的序幕，开始解除了广大干部和农民的思想疑虑，使广大群众划清了是非界限，为全区开展拨乱反正工作打下了基础。全区整风整社运动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各地农村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组织干部和群众进行清产核资，清理工分、物资；查社队账目，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情况，集体非生产性开支和用工；查补、欠款，贪污盗窃，解决“乱三支”问题，重新制订符合现行政策的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物资管理等制度。尤其在劳动管理方面，各地普遍建立了“五定一奖”和“一组五定”的责任制，逐步解决了生产劳动吃“大锅饭”的问题，初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共涪陵县委在整顿农村人民公社中，发现10年“文革”对党在农村中的经济政策破坏特别严重。地委一批两整顿会后，涪陵县委于1978年7月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工作报告中明确宣布，要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有：坚决反对上下左右向生产队伸手，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切实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影响农民积极性的严重问题；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打击侵吞集体经济的坏人；坚决刹住用集体的钱大吃大喝，请客送礼、铺张浪费等问题；允许农民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农民正当的集市贸易，广泛开展劳动竞赛等一共10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涪陵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思想得到了解放，观念开始转变，冲破了多年来“左”的思想束缚，开创了涪陵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从当年开始，涪陵地区农村建立健全了以“分组作业，三定一奖，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把集体生产与社员个人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干活一窝蜂，鸭儿翻田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状况，群众从事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增长。
1979年中共涪陵地委做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决定，在批判两个“凡是”观点，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以及平反昭雪冤假错案的同时，要求各级党委联系实际，思考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勇于探索在新形势下，如何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同时决定在全区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到劳动力”的管理制度，推动了全区农村工作的发展。
农村改革开放初期，如何搞大家缺乏经验，涪陵县中峰公社广大农民的做法，尤其引人注目，值得深思。
中峰公社的农民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锢，勇于探索创新，从1977年冬开始，自发地建立起了责任制，经过不断摸索、认真总结经验，反复对比之后，由评定额工分发展到联产计酬；由作业组集体生产发展到水统旱包，到田土包干到户。由于改变后的生产责任制适应了广大农民的生产要求和愿望，因此当年增产幅度特别大。据统计，1979年该社主要粮食作物方面：实行基本包产到户的有26个队，产量比1978年增产41.8%；实行水统旱包的24个队，增产粮食35.6%；实行定额评分的1个队，增产粮食9.6%。全年分配方面：实行基本包产到户的队增长42%；实行水统旱包的队增长38%；实行定额评分的队增长9.2%。农民高兴地说：“全包的赢了，半包的平了，不包的输了。”在上述情况下，公社干部不得不服了群众，并对目前农村中这种经营管理形式给予了默认，全社各队很快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中峰公社包产到户的具体操作是：在“五统一”的基础上，以地定产。“三包”到户，全奖全赔，即由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主要生产资料的管理和使用，统一经营集体工副业，统一收割、分配的前提下，把包产任务落实到户，按产量计算工分、投资。劳动管理上，生产队只统一饲养耕牛、管水、治虫、收割以及农田基本建设等不便于分户进行的农活，其余都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到户。
具体做法分为：一是分类定产，承认差别。根据土质好坏、水源远近、田土之间的差异等情况，分为三个类别或多种类别，由生产队自定。然后按照类别确定产量，包产指标一定3年不变，超产奖励；二是按人、劳比例定田土面积，一般以户连片划分作业地段。人口和劳力的比例按“三七”开，或“四六”开，均由生产队定；三是以产量计算工分、投资，全奖全赔。包产工分和农肥投资价款，一律按定产指标计算，年初确定后，中途不变，年终决算；四是确定集体用工和集体投肥分配办法。饲养耕牛、管水等集体用工由队调配，定额记分，参加分配。种子按承包的田土面积，分配时计算到户，由承包人自选自留自用。化肥由生产队购买，按承包面积分配。治虫、抽水抗旱等由生产队负担。
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为什么那样吸引农民，因为它最大的好处莫过于把生产成果与农民个人的物质利益最直接最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能够充分地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责任心。这种做法较以前大寨式的评工记分和分配方案，粉碎“四人帮”后推行的“分组作业，三定一奖，联产计酬”等方法相比，既简单，明确，又能落实兑现，适应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适应农民的思想觉悟、耕作制度和分配原则等。也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
中峰公社1979年实行包产到户，1980年全部田土包产到户，水旱作物和多种经营大幅度增产，全社粮食总产量达到599.5公斤，比包产到户前的1978年增长64.2%；人均产粮食517.5万多公斤，每亩平均产粮食433.5公斤，人平口粮349.5公斤，分别比1978年增长70%以上。
可是当时由于人们的认识很有限，刚刚开过三中全会，虽说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必定大家都在摸索中前进，有的政策界限比较明朗，有的还是“禁区”。对中峰公社广大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做法，有关上级对此还明确强调：“以组核算，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与党的现行政策违背的。凡有这种情况的地方，要求做好工作，今后不许再搞”。因此，各级党委心存疑虑。1980年5月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讲话发表。9月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下达后，给农村工作指明了方向，各级党委思想上松了一口气。1981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涪陵县委联合组成调查组到中峰公社，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写出《一齐无穷的灵丹妙药》。3月24日中共涪陵县委办公室立即全文印发了这篇文章。4月12日《四川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对此，肯定了涪陵县中峰公社广大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作法是正确的。
此后，中共涪陵地委、涪陵县委大力推广涪陵中峰公社广大农民的包产到户经验，并号召各级党委和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敢于创新，结合实际，开拓前进，努力试验，认真总结经验。1981年涪陵地、县委对现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行了总结推广。在中共涪陵地委召开的县书会，涪陵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均介绍和推广了涪陵县包产到户、以大包干为主的两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此，基本实现了涪陵地区广大农村的拨乱反正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涪陵地区在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方面均进行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1978年全国、四川省、涪陵地区先后召开了科技工作会议，清除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对涪陵地区科技工作的干扰和影响，建立健全了科技工作机构，调整充实了科技工作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结合实际开展科技工作，出现了涪陵地区的“科技春天”。
在制定全区科技工作计划时，提出科技工作必须从基层实际出发的思路，联系本地区实际，推广先进科技成果适用技术。同时抓好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使科学技术工作同涪陵的经济建设较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作用。1982年至1984年涪陵地区安排84个地级科技项目，85%以上是为当前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新成果。同年，涪陵地区和各县引进先进适用科学技术58项，其中22项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年新增产值达30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