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

“文化大革命”十年给沙坪坝区思想、政治、组织和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失和极大混乱。从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到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止，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依据中共中央、省、市委的布置，领导区属各级组织开展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拨乱反正工作。批判“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狠抓清查工作，开展“双打”斗争；积极参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促进思想解放；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把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经济建设上来；平反冤假错案，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整党整风，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调整经济，转变全区经济发展思路，清算“四人帮”思想流毒，落实党的科技、文化、教育、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全区各项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为全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全面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深入开展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揭、批、查运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扭转十年动乱带来的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经济衰退、积重难返的严重局面，实现辖区安定团结，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区委和全区人民面临的紧迫而重大的任务。

（一）认真抓好揭批查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区委首先狠抓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在全区深入开展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揭批查运动：一是揭批查，做出处理。1976年11月2日，区委召开全区支部书记会，乘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6〕16号文件精神的强劲东风，及时部署了全区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清查反革命帮派体系的工作。同年11月和12月，区委两次召开全区性、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清查反革命帮派体系动员部署大会，举办两期6个班的清查思想转化学习班，参加学习的52人，19人交待了过去未交待过或不敢承认的问题。区委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对辖区3名帮派骨干核心成员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在全区点名批判，分别给予劳教、留党察看等处理；对非核心成员的帮派骨干，则定为政治错误，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离职审查等处理；对错误不是特别严重，交代问题态度端正，认识深刻，悔改表现突出的，及时予以解脱。对触犯刑律的打砸抢分子，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各部门、街镇、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按照区委统一部署，层层召开揭批清查大会，举办清查思想转化学习班，形成一个多层次、全方位、大规模、群众性的揭批查运动。二是加强学习，深入揭批。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毛主席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掌握锐利思想武器，深入、全面、系统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经济、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犯下的严重罪行。全区城乡层层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会议300多次，与会总人次20多万。通过学习和“揭批”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加深了对“四人帮”及帮派体系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给党、给人民、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的认识。干部、群众政治思想觉悟普遍得到提高。三是整顿班子，纯洁组织。区委通过抓清查工作，基本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同时注重和加强对混进领导班子中的帮派势力、帮派分子的清查清理：凡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积极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凡是靠造反起家混进领导班子的人，凡是参与过打砸抢的群众组织头头，一律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对帮派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及时进行必要调整和整顿。

(二)切实整顿社会治安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沙区的追随者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大搞所谓揪斗、辱骂、关押、抄家、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等“红色恐怖”，大搞打砸抢和无政府主义，甚至挑起大规模武斗，把社会秩序搅得混乱不堪。在拨乱反正中，区委为维护辖区正常秩序，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整顿：一是组建整治班子。于1977年3月中旬成立以区委副书记甄治中任组长，政法、公安、法院、检察院等有关职能部门为成员的整顿社会治安领导小组，针对“文革”以来，群众反映强烈、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偷盗扒窃、流窜作案等违法犯罪活动，迅速制定整治方案，狠抓落实。二是开展“双打”活动。按照省、市委部署，在全区开展以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为主要内容的“双打”活动，实行全区动员，城乡结合，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全面整顿社会治安。三是突出打击重点。注意抓经济领域的重大案件，坚决为整顿和发展经济保驾护航。如区粮食公司先后挖出盗窃国家粮票8万多斤和16万多斤的两个盗窃团伙；食品公司也揭发出一个内外勾结，弄虚作假，私开生猪收购凭证，盗窃现金4000多元，肉票、粮票各3500余斤的犯罪团伙。四是加强城市管理。在进行“双打”的同时，区委还根据群众反映和要求，整顿和加强了城市管理，对车站、码头、旅馆、城乡结合部等人口流动大，城市管理、卫生管理和治安管理薄弱的地区进行重点整治，全区社会治安有很大好转，市容面貌得到改善，当年辖区城管工作被评为“红旗单位”。

（三）社会事业正本清源

作为闻名全国的文化区，辖区科教文卫等战线在十年内乱中也是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区委在开展“揭批查”和“双打”斗争的同时，还着重抓了科教文卫等战线的拨乱反正。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多的时间里，系统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所谓“白专道路”、“黑线专政”、“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奇谈怪论，认真清算了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大批专家、学者、知识分子，摧残科教文卫等事业的种种罪行。重点批判和坚决否定了“文革”中流毒甚广、危害极大的所谓“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基本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基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观点。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彻底打碎了长期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使他们长期受到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推动我区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开始出现多年未有的新局面。例如教育战线中的广大教职员工焕发青春，老教师意气风发，中青年教师刻苦钻研，掀起教学改革群众热潮，开展电子化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并结合教学进行科研，取得可喜成就。市三中（现南开中学）坚持试办沼气，获得重要经验，区七十中学生陈璞参加全国部分省市数学竞赛获三等奖。

（四）整党整风重塑形象

“文革”十年，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长期推行极“左”路线，使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面临严峻考验。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在全区开展的“揭批查”运动，实际上就是一次具有巩固胜利、扩大战果意义的“整党整风、重塑形象”活动。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后，区委按照党的十一大精神和上级统一部署，从同年10月开始，用半年多时间，先后在区级机关、街镇、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基层组织分三批全面开展以党的十一大精神为指导，以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为重点，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增强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为目的的整党整风。每批为期3个月，分为整党动员、思想整顿、组织整顿和建设等三个阶段。区委常委用6天时间进行小整风，学习毛泽东关于整党整风的指示，党的十一大文件，摆事实、议问题、谈思想、论危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深揭猛批林彪、“四人帮”在党的建设方面散布的流毒和谬论，认真总结和吸取“文革”的经验教训。区委领导带头认真整党整风，带动全区整党整风取得较好成绩。

（五）切实加强经济工作

区委为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经济面临崩溃的严峻形势，组织干部群众狠批林彪、“四人帮”散布的 “唯生产力论”、“埋头拉车不看路”等极“左”路线的余毒，切实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区委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引导干部和党员探讨、研究工农生产及各项工作大上快上的问题，推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财贸“双学”的群众运动。1977年辖区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蔬菜亩产突破万斤大关，粮食生产比1976年增长13.5%，生猪增长13%。区属工业提前65天完成国家计划，工业总产值增长32.6%，商业购销同步增长，销售总额比计划超额11.7%，财政收入超额26%。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极大地调动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辖区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和束缚，干部中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程度不同地对辖区的各项工作造成影响。市委工作会议曾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指示，都要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制定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对一切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言行，要坚决斗争”。区委也按照市委的要求，强调拥护“两个凡是”，提出要“举旗抓纲”等等。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的根本转变，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逐步实现。

二、冲破“左”的束缚，实现全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1978年12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区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采取各种措施统一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

（一）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区委高度重视并迅速组织全区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这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旨在打破“两个凡是”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此前区委也曾组织过专题辅导，引导和推动全区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打破精神枷锁，为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打下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1979年2月3日-7日，区委召开以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主题的三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对极“左”路线、“恐右病”、思想僵化等，列表现，摆危害，挖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并着重讨论如何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全面推动工农业生产、把林彪、“四人帮”肆虐十年造成的损失尽快夺回来等问题。会议决定，在全区迅速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结合沙坪坝的实际，“安定团结，稳定局势，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全面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会议做出“实现三个转变促进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从长期抓政治运动转向抓生产建设；从单纯靠行政手段转向逐渐学会运用经济办法；从长期闭关自守，自给自足转向改革开放。区委书记王玉峰在会议总结中根据中央、省、市委有关会议精神，联系沙坪坝实际，提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六项要求，其核心内容是：大胆解放思想，加强法制建设，落实党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加强人才培养，切实转变作风。

（二）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区委按照省、市委部署，采取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办法，在组织辖区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开展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同时，还紧密结合辖区各部门、各单位及个人思想实际，着重批判了“两个凡是”和“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

1979年3月根据市委批转市委宣传部《关于在职理论学习安排意见》，组织区级党政干部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区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学习叶剑英同志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通过学习，到会同志明确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看清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认真总结建国30年来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把是否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是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正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作为检查、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否得力，是否取得明显成效的检验标准。在区委领导下，各级组织积极投入学习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抓紧进行纠“左”思想教育，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一学习、讨论和批判，一直持续到1979年底。它对于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思想的大解放，各级党组织工作重心的大转移，起到了重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三）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针对粉碎“四人帮”后一度出现的“非毛化”的错误思潮，区委旗帜鲜明地按照中央和上级的部署和要求，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长期指导作用，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等问题的认识，既尊重党的历史，又分清了是非界限；既维护和增强了党的团结，又公正客观地评价了党的领袖和重大历史事件。

在批判“左”倾错误的同时，对辖区内少数人中一度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以及岩口等个别地方发生规模较大的蛊惑人心的封建迷信活动，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及时予以坚决的批判和制止。既遏止了自由化倾向的蔓延，又帮助大家提高了认识；既维护了社会稳定，又教育了干部群众，受到市委的肯定和表扬。区委通过一系列耐心细致、深入扎实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全区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为辖区的安定团结和各项事业的顺利前进，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切实加强法制建设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地方的帮派骨干，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利用群众的狂热、坏人的煽动，肆意践踏民主、法制，推行打倒一切，“全面专政”，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在“文革”结束后头两年开展的揭、批、查运动中，纠正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是，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当时纠正和落实的范围、程度、对象、规模都有很大的局限性。系统纠正“文革”错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包括“文革”前的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则只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三中全会后，区委根据市委布置决定，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抓紧进行案件的复查和善后工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委书记王玉峰在中共沙坪坝区委三届二次全委（扩大）会上代表区委宣布，为“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的原69中党支部书记吴保曾昭雪平反；为错批错斗的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孙致孚，原区委统战部副部长余造帮平反；为“文革”初期被错误撤销党内外职务并停职反省的范青山、禇群、王冰平反，为“文革”初期被错划为三、四类的干部平反。为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错划为反党分子的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敖明富，原区委财贸部副部长李敬之平反，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级别，安排相应的领导工作；为“反右倾”“小四清”等运动中受批判处分的干部一律平反。与此同时，区委落实政策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协助各有关组织，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原则，落实了一批运动中被错批、错斗、错误处理的基层干部的政策，如对在“小四清”运动中被错批错斗的大队干部吴万顺、尹素珍、丁德华等冤案、错案平反昭雪，为政治上受伤害的农村干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落实各类人员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必然涉及为平反对象落实党的政策。从三中全会到1979年底，全区在“文革”中受审查的干部有1461人，已作结论无问题的1458人，占99.7%，对迫害致死的13人全部平反昭雪。对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中的案件也按政策做出恰当处理；对全区原划182名所谓“右派分子”在复查的基础上全部予以改正，安置工作亦全部落实。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纠正，按规定落实政策。

在纠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抓了普查科技队伍、科技人员归队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等工作。对通过几十年劳动锻炼，早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地主、富农和已经改造好的反、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和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等方面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增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恢复和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调动了被落实政策人员及其家属子女建设四化积极性。

（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党内个人专断和家长制导致民主缺失，“文革”形成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和无政府主义使社会主义法制荡然无存。人们痛定思痛，呼唤健全民主与法制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这是改进和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的一部重要法律。市委决定沙坪坝区为民主选举试点区，率先在全市实行直接选举。此后建立的区人大常委会按照宪法规定，在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宪法；在依法行使决定权、监督权、任免权；在组织人民代表实地视察国家法律、法令的执行情况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显效果。

1979年11月，区委以中宣部印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宣传提纲为契机，批转区委宣传部、区政法党组《关于在全区深入进行民主与法制宣传教育安排意见的请示报告》，在全区普遍集中地向干部、群众进行民主与法制的宣传教育。

区委切实加强了全区统一战线工作和政协建设，陆续安排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机关领导职务，恢复和发展了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区政协在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组织各界人士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恢复区工商联，成立区侨联，加强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发挥其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在辖区法制建设过程中，区委切实贯彻执行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和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分子。特别是1978年8月以来，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市委统一布置，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了3次集中打击，依法从重从快公开打击和判处了一批社会危害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震慑了坏人，鼓舞了群众，伸张了正义，对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此外，还注意发挥民兵和治保组织在保护城市、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加强对失足青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经过多方配合、协同作战的3次集中打击和综合治理，全区刑事案件发案率大大下降，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普遍增强。

四、恢复充实各级党政班子和社团组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自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辖区很多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了更好地开展整顿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区委抓紧了对政权和组织建设的拨乱反正。

（一）撤销“文革”产物“革委会”

各级“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是“文革”夺权后组建的临时权力机构，在“文革”前期替代了党委和政府的职能。其成员有军队干部（1974年8月退出地方领导班子），有“文革”前的各级领导班子部分成员，有群众组织的代表，也有造反起家的帮派骨干，整体素质良莠不齐，实际运行党政不分，职责不明，派性严重，体制不顺。1971年6月，中共沙坪坝二届区委成立后，“革委会”固有的问题和弊端并未从根本上消除。

随着“文革”的结束，原有的“革委会”已无法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要求。1978年4月，区委按照中央和省、市的统一布置，发出《关于改变区级各局、街、司、社和区属厂矿企事业单位行政领导职称的通知》，废除“文革”中形成的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或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职称，恢复“文革”前的称谓，进入革委会担任主任、副主任的群众代表，均回原生产、工作单位。依据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辖区共设街道办事处16个，不再设革委会。区属各级革委会（领导小组）名称同时全部撤销。

（二）健全各级地方组织

1978年10月，中共沙坪坝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委领导班子，其间孙毓亭、王玉峰、崔成礼先后担任区委书记，并配备了5名副书记、15名区委常委和28名区委委员。1980年2月区委决定将区革委会政法党组改为区委政法小组。区委政法小组由区委副书记李明先任组长，区委常委张继义任副组长，主管全区政法部门工作（区政法小组于1982年8月撤销，成立区委政法委员会，简称政法委）。区公检法机关得到恢复和加强，开展了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和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辖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1980年8月重庆市沙坪坝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恢复废止长达13年之久的“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同时，根据新宪法关于“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的规定，在九届一次区人代会上首次选举产生“沙坪坝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选举郭均禄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并选举胡杰玲为区人民政府区长。

在区委的领导下，区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加强了对辖区立法和对政府的工作监督，对法院、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恢复和活跃了人民政协的工作，巩固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区属工矿企业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了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社联、侨联、工商联等社会群众组织的恢复、重组工作，扩大了党内外民主。 “文革”夺权后的产物各级“革委会”的撤销，中共沙坪坝区第三届委员会（1978年10月）、沙坪坝区人民政府以及各级地方组织的恢复重建，标志着沙坪坝区政权建设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

（三）加强党的建设

“文革”结束后，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但关键是抓好党的建设。区委根据中央、省、市委部署，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区共产党员认真学习《准则》、党章和《整党决定》，1977年5月区委决定将区委读书班改为区委党校，同年10月区委发出《关于区级机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的安排意见》，把区级机关所属34个支部、423名党员，作为第一批整党整风对象，分为整党动员、思想整顿、组织整顿和建设三个阶段，历时三个月，进行党性、党风和党纪教育。在端正党风上，区委强调领导带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979年2月，在中共沙坪坝区委三届二次全委（扩大）会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搞好党内团结，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认真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党内一律以同志相称，不称官衔，任何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都不叫“指示”。区委常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区委主要领导也兼任具体工作领导，抓具体工作。在整党整风过程中，不少的基层党组织制定了端正党风，增强党性的措施。认真检查处理“农转非”、建房分房、招工、招生、参军和经济工作中违纪案件，纠正了少数党员干部存在的不正之风，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受到深刻教育，使党风党纪较之“文革”时期有明显好转。

五、经济上拨乱反正，探索符合辖区实际的改革发展新路子

（一）认真贯彻调整方针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沙坪坝区认真贯彻这一方针，区委召开的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省、市委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区委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排除思想障碍，转变思想观念；建立健全辖区内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种机构并加强管理，推动和保障全区经济发展；制定和批转发展工、农、商贸的各项制度及相关文件，促进辖区工农业增产。在整顿中，区委注意克服和纠正了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一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克服一些干部认为“承包责任制”落实后，集体经济不存在了，集体无搞头，农村基层干部无事做的倾向；二是克服在恢复、发展经济中盲目“大上、快上”的倾向。区委强调要彻底摆脱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倾向，充分认识调整的重大意义和迫切性，主张在农村中普遍实行“包产到户”和压缩一些不适当的行业，提高狠抓调整的自觉性，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

区委贯彻“八字方针”在农村的着力点是：认真执行中央对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和“休养生息”的方针，全面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从十年内乱的严重破坏下恢复过来。具体做法是，实行以户营为主、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把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单一、传统的农耕农业与主要服务城市的现代都市型近郊农业结合起来，农业生产由粮食、蔬菜为主，逐步转变为农、副、工、林、牧、渔综合经营，使农村面貌迅速发生变化。1979年由区委书记王玉峰主持召开的农、商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蔬菜产销工作会议上，采取有力措施，促进蔬菜增产，保证辖区市场供应。区委充分重视调动辖区广大农民和涉农部门干部的积极性，使全区农业生产发生显著变化，涌现出一批专业户、重点户和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1982年底，农业总产值达16，583万元，为1981年的3倍多。农村人均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列入全国农村人均收入300元以上的县区行列。

（三）城市经济稳步发展

区委在贯彻调整方针中，尤其是在1982年区属102个工业企业全部上交市管，区工业局和第三工业局被迫撤销的不利情况下，区委、区府决定继续办好当时全区只剩下54个区属小企业。同时，围绕服务城乡、方便群众、确保市场供应，大力发展民政、交通、商办、校办工厂和街道工业，工业总产值和在册职工人数都显著增加，为进一步发展全区城市经济打下坚实基础。

在区委领导下，财贸战线认真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开始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推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共同发展的流通体制。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区商业网点迅速增加，个体商户得到发展，农贸市场陆续兴建，管理逐步改善，社会商品零售额显著增加，辖区城乡经济在“调整、改革、整顿”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和提高。

（四）两个文明建设整体推进

一是加强领导。区委在抓经济调整的同时，切实加强了对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区委先后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关于在全区党内开展献身“四化”，争做贡献活动的通知》、《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等文件，转发了区工会、区教育局，区计生办，团区委、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关于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一系列文件、通知，引导辖区“献身四化，争作贡献”、“五讲四美三热爱”、“学雷锋，树新风”、“文明礼貌月”等一系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区蓬勃开展。

二是成效明显。通过上述一系列精神文明活动的开展，辖区涌现出一批学雷锋，树新风，争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营业员刘兴华、公安分局陶文辉等7人临危不惧、勇斗歹徒，被区委授予保卫国家财产与盗窃犯、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优秀营业员、优秀干警。1981年辖区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区委、区府组织全区党员群众进行抗洪抢险，涌现出大批优秀人物，受表彰者达182人。农业战线，涌现出两个文明建设相得益彰、协调发展的覃家岗镇新桥村、勤劳致富的养奶牛大户刘伯荣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工业战线上，“三结合”技术革新组织普遍建立，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辖区有12个向全国、省、市献礼项目受到表彰；教育战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发展成年业余教育、幼儿教育和师资培训。全区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群众性防病、治病工作，环境卫生有所改善。计划生育出生率下降，节育措施落实，做到了人口有计划地增长，197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4‰，被评为全市红旗单位，连续几年被评为省、市先进。区科协主任胡荣伦作为全区唯一的代表，出席了1980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大会。几年来，辖区广大群众普遍受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社会风气、公共秩序和市容卫生面貌明显好转，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辖区拨乱反正的经验教训

（一）解放思想是拨乱反正的锐利武器

辖区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拨乱反正开始起步。但在最初两年进展非常迟缓，其根本原因就是没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两个凡是”的极“左”观点禁锢了思想，一切从本本出发。马恩列斯毛说过的话，不敢发展，不敢突破，不敢与时俱进；领袖们没有说过的事，不敢做，不敢闯，不敢试。直到1978年，辖区同全国一样，掀起“真理标准”讨论热潮，开始挑战“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打破囚禁思想的牢笼。

理论上的大讨论、大挑战、大飞跃，带动了思想的大解放，是非的大澄清和禁区的大突破，中共沙坪坝区委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解放思想，紧密结合辖区实际，积极主动、开拓创新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省、市委关于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才使辖区拨乱反正工作在两年徘徊的不利情况下开始大踏步前进，并迅速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坚持“党性原则”是拨乱反正的内在动力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拨乱反正中，必须出以公心，坚定不移地坚持党性原则，决不能因为自己是当年极“左”路线的执行者或某些错误决策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而在对极“左”错误的纠正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文过饰非，或者留些“尾巴”，甚至拒绝承认和纠正。

辖区在拨乱反正中，确实出现过类似情况：即在批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及其帮派骨干在辖区犯下的罪行，以及纠正他们在“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方面，大家认识一致，进展比较顺利；而在纠正“文革”前的“反右”、“反右倾”、“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冤假错案时，则往往有阻力，有分歧，有不同意见，甚至认为要“留尾巴”，“留个别人不改正，做右的代表”，等等。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极“左”思想的余毒尚未肃清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各级领导层中，有同志就是当年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他们一方面，对当年的极“左”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到位；另一方面，也觉得“彻底纠正”和“全部纠正”，自己面子上过不去。正是这样的认识和想法给辖区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带来一定的阻力和干扰。其实，在那种“左”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犯“左”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对此都是充分谅解和并不深究的，而我们自己则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有敢于正视问题、坚决彻底纠正错误的决心和勇气。经过大家的据理力争和共同努力，辖区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很快冲破极“左”思想的“禁锢”，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我们的拨乱反正，主要是拨“文革”极“左”路线和各种错误路线之“乱”，目的是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坚定不移的坚持。要特别警惕极少数人，打着反极“左”的旗号，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脱离中国国情的所谓“全盘西化”。

在辖区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也有极少数人从极“左”跳到极“右”，他们利用人们对“文革”的不满和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大搞“非毛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企图通过否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目的是要在中国全盘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我们彻底否定“文革”，是因为它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们否定“文革”，但我们决不可能也决不会否定因认识不清或随“大流”而积极参与“文革”的广大干部群众；我们严肃地指出和分析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因为这些错误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我们指出和分析这些错误，是为了把它和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区别开来，把它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别开来。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肯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正是为了更有效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区委在党中央和上级党委领导下，对这股“非毛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坚决斗争，确保拨乱反正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