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川区档案局

对“文革”的拨乱反正，是从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通知和揭露他们的严重罪行开始的。经过深入揭批“四人帮”、清理帮派体系，恢复国民经济正常秩序、恢复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全党工作重点以“抓纲治国”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到1982年，完成了思想、政治、经济的全面拨乱反正工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全面的拨乱反正，是从邓小平同志恢复中央领导职务之后开始的。1977年7月20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至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步入了正轨。1978年5月29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第一次提出恢复我党、我军“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又提出了解放思想和真理标准争论的新观点，力求从思想上拨乱反正，消除极“左”思潮顽症。在1978年12月18日开始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坚持把全党工作重点由“抓纲治国”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写进了全会决定，以期彻底实现经济上的拨乱反正。197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为“总政阎王殿”平反的通知说：为了拨乱反正，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形势要求，决定对“总政阎王殿”等一系列冤假错案彻底平反。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十一大规定的路线等重大理论问题，指出当时我们正处在历史上重大转折时期，我党要把“一个混乱的国家变成一个有秩序和进步很快的国家”，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前景。在此之后，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进入了高潮，不仅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彻底平反，而且对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都进行了清理和平反。

在拨乱反正的六年中，中共永川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把一个在文革中武斗严重，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的永川县恢复了正常秩序，初步实现了思想、政治、经济上的拨乱反正。六年的拨乱反正不完全一帆风顺。在邓小平未恢复工作的前两年（1976年、1977年），拨乱反正工作基本处于徘徊不前状态，甚至有些工作继续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所谓“抓纲治国”，实际上是在继续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1976年10月，“四人帮”的罪行被揭露后，应是拨乱反正的开始。但1976年10月13日，中共永川县委仍然做出了“关于继承毛主席遗志，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新高潮的决定”，强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三坚持路线。并提出要集中火力，深入批邓，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开展下去。这个决定与中央10月18日中发〔1976〕16号文件公布“四人帮”罪行的通知相距只有5天。然而对“四人帮”的揭批，中央16号文件下达后，到1976年12月15日，相距67天，中共永川县委才以永委函〔1976〕71号文件约300字的函件通知到基层支部，布置传达中央〔1976〕24号文件。永川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结合对文革中派性强、影响大的人物进行了清理批判，在双突击中入党提干的，停止了党籍，调整了工作。对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根据情节轻重进行了处理，从而消除了“四人帮”的余毒。但由于受“左”的“抓纲治国”路线的影响，永川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中仍继续出现了一些偏差。农业学大寨中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了基本路线教育和“斗敌批资”；工业学大庆中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搞了“斗敌批资”和“拔白旗”等，又伤害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央领导职务后，相继做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拨乱反正的指示，这些重要批示下达到永川县后，永川的拨乱反正工作才走上正轨，取得成效。

1979年贯彻省委100号文件，永川农村改革出现了第一个飞跃——“水统旱包”，并将鸡啄地、脊薄地增划为自留地，农村大搞“斗敌批资”的“左”的影响才得到基本遏制。1980年全面贯彻平反冤假错案，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才纳入正轨。1981年和1982年，永川农村改革出现了第二个飞跃，水旱“双包”到户和全面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983年，地市合并（永川地区合并到重庆市），永川县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在经济领域的“左”的影响才全面得到消除。同时，撤销了人民公社，恢复了乡镇村行政建制。自此，永川县的拨乱反正工作大体告一段落。

一、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逝世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的帮助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面结束了文革的十年动乱。但他提出的“抓纲治国”的四字方略，仍然没有摆脱“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因而中共永川县委在1976年10月13日做出的“继承毛主席遗志，迅速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新高潮的决定”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三个坚持中，核心是阶级斗争为纲。这就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讲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作法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是抓阶级斗争，更不能一切工作都以阶级斗争为纲。至于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应属阶级斗争范畴。毛泽东在生前，就曾作过深刻批判：“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要三不要是针对“四人帮”讲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在当时揭批“四人帮”，消除他们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和必要的。但绝不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成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可是，永川县委10月13日的《决定》中强调：“在认真学习，深入批邓中，解决好方向道路问题……；要认真抓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这些认识，除了受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影响外，还有“四人帮”的余毒。

在“抓纲治国”的口号影响下，层层提出了“抓纲治区”、“抓纲治社”的口号。如同搞“四清”一样，县委派大批工作队下乡下厂，在全县搞了近两年的声势浩大的“斗乱批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8年2月12日，在省批判“四人帮”的帮派头目的大会的推动下，永川才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抓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郑重提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在会上有的同志还发表那样奇谈怪论，……这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党、我军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可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余毒，拨乱反正，……，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1978年12月13日，小平同志针对两个“凡是”，倡导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他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1979年1月15日，永川组织了县委常委和各部门负责人，传达学习了中央〔1978〕77号文件，即华国锋和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2日中央工作会闭幕会上有关两个“凡事”和真理标准讨论的讲话。同时宣布停止“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撤销中央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几个文件，在全县基层干部中主要是学习讨论两报一刊有关两个“凡事”和真理标准讨论的社论文章，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政治上拨乱反正

（一）平反历年的冤假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为1957年的“右派”全面摘帽，二是为1959年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改错，三是对四清运动处理的农村干部纠错，四是为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

1.落实右派摘帽政策。

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中划的右派，1962年进行了部分摘帽，1978年中央做出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国家民政局于1978年8月25日印发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方案中指出：“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要统筹安排，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摘帽改错的标准是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基层全部摘帽与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并不矛盾，因为基层划的右派，都是附合几个影响大的大右派的言论。永川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划右派分子286人(机关干部和职工)，1979年摘帽改错283人，3人不予改正。划中右和反社会主义分子159人，1979年改正159人，改错率为百分之百。划中右并作处理的面占划右派的55.6%。说明永川不仅划右派的面大，处理的严，而划中右一类似右非右分子的面也特别大，处理也很严。在1979年全面摘帽落实政策的工作中，永川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对1957年在机关干部中错划的右派和似右非右分子重点进行了摘帽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例如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委员马维秀，系1945年参加革命并入党的老干部、老党员。1957年反右派后，中央已经宣布停止划右派了。在江津地委个别负责人的影响下，将马维秀划为“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屡教不改分子”，并有“右派言论”。地委在1958年首先将工交部长、地委常委傅茂如同志划为“坏分子”和副部长蔡洪桂(老红军)、王怀瑞(老干部)，因为工作上持有不同意见而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从重加以处分。永川对马维秀等人的错划，就是照地委的样板来搞的，比右派还重，除开除党籍外，工资由17级降为21级，1960年，他的工资又由21级降到只发生活费18元。马维秀一直申诉不服。到1979年1月11日，才给他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工资级别。还有一个名叫李祖德的副区长，整风反右后期，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职回乡生产。1979年3月2日，才得到改正，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在原籍重新安排工作。永川县先后对机关干部中划为右派和戴上似右非右帽子的427位同志，进行了复查改错摘帽。特别是划为似右非右分子的同志，大多是一些坚持讲真话、办实事、有才干、敢于抵制上级领导错误而被打击迫害的。使这些同志多年蒙受不白之冤，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如永川县委在对马维秀的复查报告中说：“1958年3月，县委对马维秀同志否认党的成绩，对抗领导，拒不执行党的指示、决议；对党怀疑不满，工作消极，不负责任；诬蔑党的干部政策，把个人置于组织之上，在干部中拉拉扯扯，挑拨离间，企图破坏党的团结，进行分裂党的破坏活动；一贯闹名誉地位，公开要求提拔；诽谤苏共二十大等五个问题，结论为‘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行为，屡改不改的分子，并有右派言论’。经江津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工资降为21级。”1960年下放来苏区工作，又以“工作不负责任”为由，工资全部停发，每月发18元的生活费。1979年元月永川县委才对马维秀的冤案做出了复查。复查结果说：“1.把正确的看法当成错误事实，作为处分的依据；2.属于思想认识和对工作上的不同看法，不应作为处分的依据；3.马维秀同志一度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对县委领导不够尊重，应当吸取教训。1960年给马维秀的第二次处分，事实上也缺乏依据，应予否定。”对李祖德的复查结果说：“李借整党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问题。经复查，李在鸣放时说：‘上级对合作化是重发展轻巩固，重数量轻质量，新建乡有50%的社减产。统购统销政策执行得过左，下面没有增产，上级对粮食卡得过紧，生猪发展不起来。提拔干部是印象观点，不是根据德才兼备，……’这些意见是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完全错误的。李祖德是一个敢讲真话，敢于批评基层领导执行政策上的错误的好同志，却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不仅使李祖德个人长期受到冤屈，而且堵塞了党员干部敢讲真话、敢于批评党的基层组织的缺点错误的言路，使党不能集思广益，使党的事业不能发展。这个教训在建国后党的历史上是应当深刻吸取的。这些事例，同时也证明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事”和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反对独断专行和领导干部搞“一言堂”是十分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

2.落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政策问题。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结论是：“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文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说明中央对“反右倾斗争”是全盘否定。当时基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主要是因为赞同和附和彭德怀《万言书》中的观点。反右倾大会的学习阶段，地县委的主要领导不暴露反右倾的真实意图，首先向基层党员干部传达《万言书》，尔后组织讨论。许多长期接触实际情况的同志都表示赞同彭德怀的观点，并结合当时的农村实际加以补充，这些发言都被记录了下来，在会议进入“面对面”的反右倾斗争阶段时，这些材料便成了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这三面红旗的铁证。这时许多同志才知道上当了。当时，有一种更可怕的作法。就是对内部事先排队划的右倾对象，会上因洞察到有被反的迹象，怕发言而未暴露观点，由积极分子开专门会帮助，名之曰“引蛇出洞”，硬逼这些同志要谈出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目的是要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网打尽，一个不漏。批斗和结论定性时，因为有发言记录，也可谓“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了。

根据永川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1981年8月24日统计，永川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处理案件272件，其中涉及干部职工69人，农村基层干部203人。已复查改正268件，涉案干部职工65人，农村基层干部203人。说明当时在反右倾运动中处理的县级机关单位和农村基层干部的面特别大。而未改正落实政策的只有4人，只占已改正的1.49%。更证明98.51%以上都是错案。1964年只对少数同志作了甄别，而且都保留了“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尾巴。在1979年地委甄别结论的批复中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公式：“地委同意你们关于撤销五九年反右倾中给XXX同志的结论和处分的报告，1959年反右倾中对XXX同志的批判和处理是错误的。1963年甄别又留有尾巴(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是错误的，现决定予以全部撤销。中共江津地委1979年4月4日。”

3.为“四清”运动中处理的农村干部纠错。

永川在1964年、1965年和1966年的大小“四清”运动中，共处理基层干部1985人，其中县机关工作人员315人，农村基层干部(主要是村社干部)1670人，约占农村基层干部30%，处分的面特别大。1979年纠错复查，1484人，全纠679人，部分纠正的308人，不纠的497人。纠错的面所以不大，留的尾巴较多，主要是因为一些基层干部的问题涉及检举揭发的群众较多，纠错的阻力较大，加之参加复查的人手不足，工作量大，问题复杂。还有部分案件未予复查纠正，不了了之。

4.复查文革中的案件，为冤假错案平反。

永川在文革中处理的案件361件，1979年已复查361件，全纠179件，部分纠错111件，不纠的71件。文革平反的冤假错案，一部分是文革初期一些教师学生，因参加革命组织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拘捕。这些案件，及时得到了平反释放。而多数案件是因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造反派和群众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检举揭发反毛主席、反林彪、反“四人帮”的所谓现行反革命，这些案件的平反，是对林彪、“四人帮”罪行的深入揭发和批判。特别是在文革中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被江青的315讲话打成三老会反动组织的一些同志，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后，真相大白，使这些同志精神上也得到了安慰。

 (二)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和政权重组

1979年2月，中共永川县委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县委。常委由13人组成，吕祥发任县委书记。

1979年11月，永川召开八届人大会，选举江德林同志任县长，改县革委为永川县人民政府。

1983年5月，在农村综合改革中，对公社领导机关进行了改革。永川农村的62个公社改成了62个乡的建制；62个社的管委会主任，改任乡长职务(人员有变动，下同)，副主任改任副乡长。原有627个大队，改成628个行政村，大队长改任村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改任村支书。原有生产队4612个，改成了4612个村民小组，原有队长改任村民小组长；队会计改任村民小组会计。公社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落实在村民小组。联产承包地，承包人只有使用权，所有权在村民小组，未承包地的集体所有权也在村民小组，也有少部分在村，村民小组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实体。

三、经济上的拨乱反正

（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经济上的拨乱反正，也来之不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1978年11月10日，在北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二百多人参加。“这次会议，进一步恢复和发扬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始至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整风方法，充分发挥民主，大家畅所欲言，解放思想，集思广益。经过到会同志的充分讨论，一致赞同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永川县委对中央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及时进行了传达贯彻。县委在《永川县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重点贯彻了中央的决定。报告说：“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并提出了贯彻落实措施：对中央决定必须进行大动员、大学习、大宣传，使群众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必须动员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解决经济工作“宁左勿右”的僵化、半僵化思想；必须彻底平反历年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要求基层党组织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主要成员分管生产，抓地方经济建设；第一把手要亲自抓紧抓落实。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一经全面传达贯彻落实，到1982年即已初见成效。

永川1982年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38340万元，比1981年增长11.5%。其中工业生产总值增长8.9%，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2.8%。粮食产量比1981年净增10118万斤，增长12.1 %；多种经营产值达12589万元，增长14.3%；财政收入达2837万元，比上年增长13.9%；农村人均收入，比上年净增50元左右。说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是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党心、民心所向。

（二）新时期改革的起步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都为经济上的拨乱反正创造了一个思想解放、社会稳定的新环境。永川的农村改革起步是比较早的。1978年就出现了“水统旱包”的典型；1980年出现了水旱全面“双包”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专业承包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永川由于地县领导思想解放相对早些，永川的农村改革起步早而且比周边县快。永川对农业全面综合体制改革是1982年开始的，县委书记吕祥发在1983年3月27日体改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农村体改工作，去年2月在东南、双石、莲花三个公社进行，省委8月农村改革座谈会作了肯定，受到了鼓舞，尔后，加快了步伐，扩大了试点面，每个区新搞一个公社，每个公社搞一个大队。这样全县改革试点的有14个公社205个大队，占全县大队总数的32.3%，以此影响和带动面上社队的改革工作”。第一批的三个试点社，仅一年时间就发生明显效益。粮食增长10%以上，农副业产值增长40%以上，社员人平收入增长50%以上，为农村全面体改打响了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