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黔江区委党史研究室

一、历史背景

1966～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灾难性的10年，不仅政治生活全面混乱，而且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尽管经过两年调整徘徊，到1978年人民几乎还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18位农民挤在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冒天下之大不韪，签订一份不到100字的包干保证书：分田到户，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12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但对农村“包产到户”的作法还是秘而不宣。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小岗村的作法，也就成了当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轫之作。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高度集中统一的集体单一经营转变为家庭和集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作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已经确立起来。此后，我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的人口。

二、基本阶段

（一）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责任制和统分双层经营体制

黔江贯彻落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后了半拍，1979年10月，中共黔江县委召开会议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始实行“生产队三定（产量、投资、工分）到组、粮食生产承包到组、多种经营承包到户”的生产责任制。1980年1月，在全县20个村组进行“田土包干到户，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的“大包干”试点。1981年6月，中共黔江县委召开四级（县、区、公社、大队）干部会议，进一步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推开，1982年3月31日，县委批转了组织部《关于整顿农村基层组织的意见》，配合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抓基层党的组织建设。直至1982年底，历时3年，完成土地承包、包产到户工作。1983年，为了更好地适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县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生产大队、生产队一律改称乡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这一作法，适应了当时黔江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发展要求，改变了“大呼隆”、“ 大锅饭”的一套劳动办法、管理办法，发挥了家庭分散经营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全是自己的”分配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猛增，农产品商品化率不断提高，农村开始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1985年，黔江县政府批转县农业局《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做好承包土地登记工作的报告》，进一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全县耕地虽然从1978年的38992公顷减至32513公顷、播种面积从68177公顷减至64507公顷，但农业总产值从15603万元增至1886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71元增至171元。

农村经济总体上虽有较大发展，但由于分散经营和个体劳动的局限（难以实现机械化耕作、抗御自然灾害等风险能力低），到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反而从1978年的139000吨减至1136000吨，农民人均占有粮食从391公斤减至299公斤，这就要求在经营形式上有所改革，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管理体制”应运而生。这种体制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从1982年开始土地承包到第二轮土地承包制度的完善，土地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完善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各级农业部门根据市场需要，及时指导农民进行种植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的种植生产效益。从20世纪90年代起，黔江实施“农业川东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退耕还林项目”、“农村能源建设项目”、“土地整治项目”等，逐年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了脆弱的农业生产条件，保证了基本农田的完整，确保了农业粮食生产的安全和稳定增长。全区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已经全部实现了良种化。2007年，全区总产粮食247800吨（其中，水稻总产72827吨，比1978年49710吨增长46.5%，玉米总产65454吨，比1978年25930吨增长152%），比1978年多108800吨，是1978年的1.8倍。油菜等经济作物实现了优质高产，2007年油菜总产11028吨，比1978年672吨增长1541%。红苕、洋芋等杂粮作物品种逐步实现了更新换代。全区农业种植作物产量、总量均呈现大幅度增长态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流转，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来源，成为农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劳务经济成为农民经济收入的主渠道之一。2007年，转移农村劳动力11.92万人，完成职业技能培训6765人，有序输出转移6208人，劳务总收入5.6亿元，实现净收入3.17亿元，人均728元。农民工返乡创业达300余人，涉及建筑、制衣、生猪养殖、蔬菜、水产等项目，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

（二）农村费税改革

2001年3月28日，中共黔江区委、区政府召开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并在一镇一乡进行试点。2002年，黔江区在全区范围内实施农村费税改革，把农村的“三提五统”、农业税、农业税附加、农林特产税合在一起，统一征收一种税——农业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杜绝多方收取农民费用或滥收费。改革后，全区农民负担由1541万元减少到1114万元，每年累计减轻农民负担427万元，减幅达27.73%，人平减少9.99元，亩平减少7.07元。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国家不断出台各种惠农政策，扶持农业产业发展，在“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下，政府加大投入，逐步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期，不仅减免农业税，还进行种植直补，多方增加农民收入。黔江从2004年起开始免征农业税试点，2005年在全区范围内免征农业税，农民真正实现自给自足。2007年，开始对农业种植进行直接补助（水稻直补、油菜直补、粮食综合直补），仅2008年，农民获得的国家直接补助收入人均达到70元以上。

（三）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过去集体统一经营改为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制度的实施，农民拥有土地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格局发行了很大变化，土地承包经营的固定性和一家一户的分散性，决定了这一体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进一步加以改革、完善。1999年2月20日，黔江县政府批转县水电局《关于拍卖山坪塘使用权的实施意见》，在境内开始进行“三荒”拍卖偿试，推进农村土地有偿流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分散经营的局限性，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

2008年10月9～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正式确立了土地流转制度，提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黔江也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开展土地流转工作，2008年，全区实际发生农村承包耕地流转面积65400亩，涉及农户16879户，占耕地总面积的14.54%、占农业总户数的14.09%。烤烟大户、蚕桑大户、猕猴桃大户快速增加，业主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和规模经营进程。当年出栏生猪100头以上规模的养殖场（户）达到6130个（其中，300头以上的408个，100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144个），启动4个万头以上猪场建设；50亩规模以上的烤烟大户256户，450亩的烤烟农场1个，在邻鄂等地建成1.2万亩现代烟草示范园区；改建传统的烟煤烤烟房为煤电结合的新型烤烟房，并集中成片，成立了专业烘烤队伍，烤烟质量和烘烤能力有了明显提升；猕猴桃30亩以上的大户51个，70亩的1个，100亩的1个，550亩的2个；全区蚕桑大户5亩以上的有4300余户，10亩以上的1080户，50亩以上的达到49户，100亩以上的有6户。

家庭经营在农村经济向商品化、现代化转变的大背景下，已经超越土地承包经营，超越原来的集体经济，超越行政界限。农民为了克服分散经营的局限，有效地抵御自然、社会的双重风险，要求加强社会化服务。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黔江县政府在1998年10月11日将县农业机械研究所改制为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服务站，农村也出现了超越地域性集体经济组织的专业性、综合性服务组织和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这些新型服务组织，有流通领域的各国营公司、供销社和新组建的各专业公司与农户的联合体，有国家设在农村的技术推广单位和农垦企业与农户的联合体（“场、站带户”），有农村能人兴办的上联市场、下联农户的中间组织，有以农村专业户为主体的各种专业协会和专业公司等等。这些组织与农户之间，大都以书面契约或口头协议规定相互的权、责、利关系，体现了户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特点。这些组织的出现，对于拓宽农村经济的开发领域，促进农工商衔接，提高商品生产的组织程度，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其发展趋势表明，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已经突破原来的界定，在更广阔的领域，向更高层次扩展。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2006年全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渝委发〔2006〕7号）、《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村推进百村示范”工程的实施意见》（渝委办发〔2006〕11号 ），黔江印发了《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黔江委发〔2006〕20号）、《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推进村的实施意见》（黔江委办发〔2006〕27号），及时确立了“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思路，实施“示范村和推进村建设工程”的总体要求，明确了示范村和推进村的建设标准和年度目标任务。2006年3月17日，黔江区向重庆市农办申报全市“千百工程”示范村和推进村（黔江农办文〔2006〕18号、19号），同时，按照每一个街道镇乡报一个村居委的原则，通过街道镇乡初选申报，经区委区政府审定，确定了2个示范村和28个推进村名单，即黎水镇新花村、邻鄂镇五马顶居委、白土乡白土村、白石乡天河村、太极乡太极村、金洞乡大垭村、新华乡大田村、杉岭乡苦竹村等8个村居委为区级推进村。经重庆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明确了濯水镇蒲花居委、舟白镇路东居委为重庆市“千百工程”市级示范村，城东街道杉木居委、马喇镇莲花居委、蓬东乡蓬勃村、小南海镇小南海村、石会镇工农村、水市乡青龙村、水田乡龙桥村、中塘乡中塘村、黑溪镇胜地居委、正阳镇群力居委、石家镇石家居委、黄溪镇黄桥居委、城西街道册山居委、城南街道香水居委、鹅池镇治安村、阿蓬江镇高碛村、金溪镇望岭村、冯家镇照耀村、沙坝乡脉东村、五里乡胡家坝村等20个村居委为重庆市“千百工程”市级推进村，同时确定了整体推进的80个贫困村，市级推进村和区级推进村在政策上同等对待。“示范村和推进村建设工程”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坚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为突破口，从农民最关心、受益最直接、要求最急迫的问题着手，努力实现农业生产加快发展、农民生活加快改善、农民素质加快提高、农村面貌加快变化、农村文明加快进步。示范村建设实行一次规划、全面实施、整体推进，通过3年建设达到新农村建设标准，务求出成果、出经验、能推广；推进村按照一次规划、分步推进、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的原则，通过5年努力，取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阶段性成果。示范村和推进村的建设标准和任务：重点围绕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三建四改五提高”的要求，结合区情，从产业发展、生产条件、收入水平、人居环境、农民素质、农村道路、社会事业、农村社保、文明风尚、民主政治等10个方面明确了示范村和推进村建设的建设标准，示范村和推进村采用同一标准，示范村规划2008年建成，推进村规划2010年建成。同时明确了实施“示范村和推进村建设工程”具体的分年度具体任务。因地制宜，科学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2006年5月，区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会同区级18个主管部门抽调专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2个示范村的新农村建设规划。6月12日，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成立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黔江委办〔2006〕68号），成立区委主要领导为组长，区政府主要领导、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区级34个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开展黔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6月14日，召开各街道镇乡分管领导参加的培训会议，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对分管领导和具体规划人员进行全面培训，各街道镇乡结合实际情况对推进村进行全面规划。7月3日、4日，黔江区路东、蒲花两个新农村建设市级示范村分别举行启动仪式，标志着黔江新农村建设“千百工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8月完成推进村规划编制工作。2006年10月至2007年5月，区政府委托重庆市发展战略研究所，全面完成全区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8年8月28日，区委、区政府进一步明确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职责（黔江委办发〔2008〕54号），要求区直相关部门、各街道镇乡都建立新农村建设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落实工作人员，明确职能职责，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严肃工作纪律，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区委、区政府对区直相关部门和各街道镇乡的年度综合考核。

抓好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扶持工作。2006～2008年，黔江通过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黔江委发〔2006〕20号）、《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推进村的实施意见》（黔江委办发〔2006〕27号）、《关于全面推进农业农村工作若干政策的意见》（黔江委发〔2007〕3号）、《关于切实加强农村基础建设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意见》（黔江委发〔2008〕1号），从农业投入、农业产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信贷支持、财政体制等方面出台系列新农村建设扶持政策。重点实施“三个高于”（财政支农资金增量、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三个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要转向农村，逐年提高区级基本建设资金支农的比重，提高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贷款的比重，提高农村教育、卫生、文化、计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比重）、“三个增加”（增加对农民购置农机具的补贴，增加对农民技能培训的补贴；增加粮食生产专项补贴）、“一个专项”（建立新农村试点示范工程专项资金）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引导各方面资金参加新农村建设。3年来，全区共计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43238万元，其中市财政投入 22876万元，市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150万元，区乡财政投入8162万元，群众投资及投劳折资12050万元。

创新新农村建设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建立新农村建设的竞建机制，为切实解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等、靠、要”思想，变“要我建”为“我要建”。2007年，区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印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推进村竞建试行办法>的通知》（黔江新村组发〔2007〕2号），对市级示范村候选村和新农村建设项目的确定进行规范，采取由各村申报、乡镇把关、区新农村办公室初选确定入围村，由各入围村支部书记现场竞建演讲的办法来确定，建立起示范村和新农村建设项目能进能退的竞建机制。2007年11月20日，黔江首次通过召开新农村建设竞建评选会议，确定金溪镇望岭村、沙坝乡脉东村、城东街道杉木居委等3个村居委作为市级示范村候选村上报重庆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年，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实行区级领导联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推进村和贫困村工作制度的通知》（黔江委〔2006〕73号），建立区级领导联系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推进村和贫困村工作制度，规定每位区级领导作为责任领导，联系1个示范村或推进村和1个贫困村。同时还建立一定5年不变的部门定点帮扶示范村、推进村和特困村的工作制度，并组建一支由568人组成并经过专门培训的工作队伍，深入到村里指导开展新农村建设工作；整合各方力量切实抓好新农村建设，一方面从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到组织实施，都根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明确的职能职责，由区新农村办公室总牵头和协调，各成员单位和街道镇乡具体组织完成涉及本单位的业务，保证了规划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建立了规划与建设之间的有机联系，保证规划项目落实实处。另一方面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积极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为新农村建设出钱出力，出谋划策，涌现出军民共建、警民共建、民企参与等形式。创新小区管理模式，在黑溪镇胜地居委孙家屋基片区，创立了“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小区管理、村民自治”的新模式，打破行政区划，成立相对独立于居委，并直接对镇党委政府负责的小区，来协调和管理小区新农村建设的日常事务。下放镇的行政服务职能，扩大小区对村民的公共服务功能，从而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小区的日常事务管理主要通过村民的自主参与和自主决策，并建立和严格执行《诚信评价体系》和《小区公约》，通过开展星级文明户创建等活动，实现了村民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和自我评价”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目前小区出现了“四增”良好势态（和谐力、凝聚力、发展力、居民幸福感增强）；促进农村三个文明建设。建立协会管理的新农村建设村道管护机制，2007年以来，制定《村道公路管护章程》，做到有制度可依，街道镇乡总协会和村居委分会都制定《村道公路管护章程》，用章程明确街道镇乡、村委会、协会、理事、管护人员及群众的责任和义务，规范协会的运转流程，是村道管护机制的制度基础和正常运转的保障。成立村道公路管护协会，做到有机构办事。协会由街道镇乡总协会和各个村级管护分会组成，总协会由街道镇乡分管交通的领导人任会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会员。村级管护分会由各村（居委）委会主任任分会长，另由群众从每个村民小组推选2名群众代表任理事，全体受益村民为会员。明确管护人员，做到有人做事。各分会按每5公里村道落实1名责任心强的管护人员，具体负责本路段的日常管护；明确了工资待遇，做到管护人员劳有所获。管护人员的工资每人每月基本工资300元，另加平均每人每年400元的年度绩效考核奖，平均每人每年合计4000元。公路维护的材料费、购置维护工具费以及管护人员工资等管护经费在实行“三个一点”所筹集的经费中列支，做到了管护经费有保障。“三个一点”即由区交委按照1000元/公里·年的标准拨付一点，街道镇乡按照不低于2000元/公里·年的标准补助一点，受益群众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和10元/户/年的标准承担一点。这一机制的建立，克服了过去村道公路管护无人问津的现象，基本结束过去农村公路只修不管、晴通雨阻的局面。

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一）农业产业加快发展。一是突破性发展生猪产业。抓住雨润集团入驻的千载难逢机遇，按照11611目标，着力打造200万头生猪基地。现已建成二级扩繁场30个，年出栏5000头生猪养殖小区16个，年出栏10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户）6130个（其中，300头以上的408个，100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144个，启动建设万头以上猪场4个），生猪一级原种猪场基本建成。预计今年可出栏生猪80万头，存栏将达到70万头。二是蚕桑产业按20万亩桑园、30万担蚕茧目标全面推进。现有在地桑园达到6万亩，大力推广“六化五配套”技术，今年产量将达到2.5万担，产值2500万元，同时2400绪丝绸厂全面开工建设。三是10万亩标准化优质烤烟基地正在形成。引进新技术高标准栽种烤烟75180亩，集中漂浮育苗77000亩，推广地膜烟35200亩，预计年产烤烟20万担。四是猕猴桃、蔬菜、茶叶等区域性特色产业稳步发展。依托业主、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发展猕猴桃产业，建成猕猴桃基地2万亩，建成蔬菜基地4万亩，建珍珠兰茶业基地1000亩，苗圃500亩。四是农村劳务经济健康发展。全区已累计培训3万人，每年稳定转移12 万人以上，劳务总收入8亿元以上；（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一是开工建设7座集镇水厂，实施了17个整乡和 45个整村推进饮水安全工程，有效解决了11.025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整治小（二）型水库14座，修复河堤17.5公里；二是生态家园富民工程新修沼气池8573口，建设生态家园19个，农村电网改造30000户，森林覆盖率达到41%；三是新建和改造村道公路552公里,修建农村便道250公里；四是推广农业机械2052台套，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22.48%。完成土地开发治理3.2万亩；（三）农村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一是免除3万女童的作业本费，累计65万元， 1.2万寄宿生享受生活费补助和24万学生的书本费，累计806万元。二是三年累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达到93.56万人，“五保家园”建设完成41个，14818人享受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村级文化活动室建成25个，村级体育场建成15个，广播电视实现“村村通”，农村“五能合一”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动工建设82个、建成65个；（四）狠抓乡风文明建设。黔江区在示范村和推进村中大力开展了文明家庭、文明院落创建活动，建立和完善村规民约，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提倡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向上的道德风尚。今年全面启动文明大院建设62个，各大院在建设过程中积极开展公民思想道德教育，积极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鼓励农村结合民俗风情，制定完善村规民约。切实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抓好农村群众纠纷的调解，按照四自六无”（治安自我防范、道德与法律自我教育、遵纪守法意识自我提高，言行举止自我约束；无刑事治安案件、无纠纷调解不及时人员上访、无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无邪教人员活动、无违法犯罪人员、无治安安全事故）的要求，着力打造安全和谐的新农村，乡风文明程度有了显著的提升；（五）两个市级示范村建设成效明显。舟白镇路东示范村已建成年出栏生猪7000头无公害生猪养殖示范小区，有蔬菜基地1109亩，核桃1000亩，石材加工企业4家、年产量达30000M3。推广各类机械152台套，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到49.6％。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598元，比2005年的2933元增加1665元。旧房改造523户94140平方米，建沼气池752口，配套改厕521户，改厨525户，改圈517间。改造院坝1400平方米，涉及9个组265户，受益群众达1007人，占全村总人口21.9%。新建水处理厂1座，抽水站2处，蓄水池14口，安装人饮管道36.1公里。新修耕作路4条4600米。完成入户路硬化18公里。实现“普九”目标，学生入学率达100%，现全村村民受教育年限达7.2年。通过就业培训、劳务技能培训提高了全村农民的素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405人，劳务技能培训220人。实现组组通公路，并硬化主骨干道3.8公里、生产和生活道路硬化了22.6公里。建成村小、两委办公室、配有电教室和图书阅览室和村卫生室，12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其中“五保户”已集中供养5人，特困人口救助41户98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2007年底达到85 %。制定了符合本村发展的村规民约，社会治安状况较好，无重大刑事案件，无重大安全事故，无群体事件，村民对治安状况满意率达95%。“两委”班子和谐，村级公益事业实行“一事一议”民主决策，设有公开栏，实行党务、村务、政务、财务“四公开”，村民对“两委”班子的满意率达90%。濯水镇蒲花示范村在地桑园2711亩，烤烟937亩，生猪有20到99头养殖户50户、100头以上的大户12户，蚕桑、烤烟、生猪三大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80％。现有耕作机36台，小型收割机12台，抽水机21台，农用车辆205台。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200元，实现“组组通公路”，建成人行便道60公里。建有支部办公室、居委办公室、大小会议室、现代党员远程教育室、村级卫生服务站、五保家园、文体活动中心、蒲花小学、运动场和标准篮球场个各1个。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人数4621人，参合率95%，集中供养五保户7人。社会治安有效稳定，无民转刑案件、无治安案件发生，村民治安状况满意率达96％。

三、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黔江各族人民创造并践行“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农业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农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1978年，全县总产粮食139000吨，实现GDP6064万元，其中，农村经济总量为7874万元，农村人口35.55万，占总人口的96.52%，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71元。2007年，全区总产粮食247800吨，实现GDP399100万元，其中，农村经济总收入212700万元，农村人口35.72万，占总人口的69.1%，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28元，GDP、农村经济总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1978年的66倍、27倍和40倍。农业产业迅猛发展，农业产业化基地达到30万亩以上，农产品商品率达到58.72%，农民外出务工净收入实现31700万元、人均728元，而1978年农民被捆在土地上，基本上没有外出务工收入。

1982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突破，极大地调动了黔江农民积极性，改变了“吃大锅饭”的格局，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创造性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黔江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全区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狠抓科技兴粮，粮食产量不断提高

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彻底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农业新品种、新技术不断推广普及，水稻、玉米、红苕、洋芋等主要农作物品种逐步实现了更新换代。2007年水稻总产72827吨，比1978年49710吨增长46.5%，玉米总产65454吨，比1978年25930吨增长152%。油菜等经济作物实现了优质高产，2007年油菜总产11028吨，比1978年672吨增长1541%，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78年的377公斤跃增到人均占有粮食600公斤以上，彻底解决了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摆脱了青黄不接、差半年粮的困境。

（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农村饮水难、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等“八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建成了一大批农村水利、人饮、水保、防洪等小型水利水电工程，探索出了全国有影响的“先建机制、再建工程”的先进经验。改（扩）建集镇自来水厂29座，实施农村片区人饮建设，解决了9.5万人、12万头牲畜饮水难和11.8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50%以上。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全区农村基本实现了户户通电，基本告别了煤油灯时代，70%以上的农户实现了同网同价。全区农业生产机械化率达到12.7%。新修维修乡村道路2464公里，实现了全区乡乡通公路，所有乡镇通油路，乡村公路里程达到3080公里，99.5%的村和80%的组通公路。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施“一池三改”工程，建成沼气池1.5万口，大力实施速丰林、防护林、多功能防护林、经济林、天保工程、退耕还林等一系列林业工程，全区林业用地面积由1978年的100万亩增到20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9.7%增加到41%。大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完成土地治理面积9.27万亩，改造中低产田土6.58万亩，生态项目1.4万亩，水毁修复项目0.11万亩。

（三）深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30年来，通过大力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有效拓展了农民增收渠道，打破了传统的粮-猪二元经济结构，农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目前，全区已建立起了生猪、烤烟、蚕桑三大骨干支柱产业，猕猴桃、蔬菜、茶叶等区域性特色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着力推进“11661工程”建设200万头生猪基地，目前已培育10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大户6069户，60头以上规模的生猪二级扩繁场30个，初具年出栏100万头生猪的养殖条件。实施烟水配套、现代烟草示范园区工程，巩固建设10万亩烤烟基地，50亩规模以上的烤烟大户256户，450亩的烤烟农场1个，在邻鄂等地建成1.2万亩现代烟草示范园区。改建传统的烟煤烤烟房为煤电结合的新型烤烟房，并集中成片，成立了专业烘烤队伍，烤烟质量和烘烤能力有了明显提升。着力打造20万亩桑、30万担茧的茧丝绸产业，全区已建成优质蚕桑基地5万亩，2008年产茧量达到2.3万担。劳务经济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支柱产业，2007年转移农村劳动力11.92万人，实现劳务总收入5.6亿元，净收入3.17亿元，人均728元。农民工积累了丰富的资金和经验后纷纷返乡创业，仅2007年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就达到300余人，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领头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迅猛发展，全区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企业有30多家，有效带动了农业产业发展，已培育出区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6家，年销售额突破2亿元。

（四）全力实施扶贫攻坚

创造了享誉全国的“北有临沂、南有黔江”的先进扶贫经验。1978年全区贫困面高达95％以上，有70％的贫困人口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房不避雨的绝对赤贫状况。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紧紧围绕“三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贫困人口基本素质)建设，先后实施了救济式扶贫、区域式扶贫、扶贫攻坚和开发式扶贫，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2007年，全区共解决了32.69万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36.1万人降至3.4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5％降至18.8％，绝对贫困发生率降至9.2%，完成了易地扶贫搬迁1482户，改造危房832户，解决了75户岩洞窝棚户的住房问题。

（五）农村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全区共帮扶改造村小47所，完成危房改造面积达7.6万多平方米，新建校舍1.2万平方米，农村基础教育“四率”平均达96.6%以上，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初中入学率达99.8%。2007年，全区“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两基”工作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辍学率为0.01%，初中入学率99.8%、辍学率1.15%，青壮年非文盲率99.9%，平均受教育年限8.02年。改造农村卫生院30所，建村级卫生室150个，开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启动农村特困人口家庭救助制度，全区87%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配套建设、95%的村卫生室完成业务用房建设。发放安装新型降氟炉具9776套，建成沼气池1.5万口，5.2万地氟病患者得到防治。农村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创造了适合西部贫困地区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的成功经验——“黔江模式”。实施“网络扶贫”工程，全区所有乡镇无线通讯全覆盖、光纤传输节目和城乡同网同信号， 100%的村通电话，广播电视卫星信号基本实现对农村的全覆盖。

四、主要经验

20世纪80年代，开始给农民自主权，尊重农民的选择，不再要求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资金而影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了集体统一生产和经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弛，小城镇化和农民异地流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成为独立的财产主体和市场主体，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黔江人在实践过程中，结合自身优势，改革创新。在农业产业建设上，创建了“支部建在产业上”的发展模式；在养蚕上创建了“六化五配套”的先进技术；实施“11661工程”抓生猪产业现代化发展模式，推广应用生猪粪便大沼气池集中处理和“零排放”技术。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创建了“先建机制、再建工程”的农田水利建设模式和“整乡整村推进”的解决农村饮水安全的全新模式；创建了“业主开发、资金打捆、集中投入”的农业综合开发模式；在烤烟产业上“烟水配套工程”的黔江模式得到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认可，并在全国烟区推广。

在社会事业上，黔江“新农合”模式得到国家部委的认可，并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推广；在扶贫开发工作上，整村成片推进工作方式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均得到市上的认可。

五、主要问题

第一，黔江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当时干部思想不够解放，等待观望，其他地方已全面结束，才匆忙展开，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政策措施，盲目包产到户，出现了很多问题，绝大多数农村集体资产分光、吃光、撤光甚至损坏光，导致集体资产严重流失，农村已经建成的塘、堰等农田基本设施大量抛弃、损毁，大量乱砍乱伐集体林木、乱开乱垦，形成众多的荒山脊地，严重破坏生态平衡，造成水土流失病害。

第二，农村土地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与发展现代农业所必须的规模经营的矛盾突出。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但农民对土地只有经营权（使用权），不能用作有效的资产进行投入、抵押，导致土地流转不畅，政策不优，推进乏力，同时也制约了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同时，个体经营抗风险能力弱，一些因病、因劳动力缺乏的家庭土地严重撂荒，不仅造成耕地资源浪费，而且一遇天灾人祸，就致使这些家庭积贫积弱，成为农村新的困难群体。

第三，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民增收依然困难，增收缓慢，农业弱、农民苦、农村穷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进入农村的速度慢，统筹城乡发展难度大。目前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分必要。

第四，农业科技对农业的支撑不足，农业市场化、信息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成本高、市场竞争力不强。农民素质普遍不高，与发展现代农业必须的新型农民的矛盾突出。

第五，农村劳动力输出是一柄双刃剑。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与发展农村产业以及社会事业的之间的矛盾突出，建设新农村需要大量的劳动者，而劳务收入又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支点。同时，留守儿童、妇女、老人面临诸多新问题。

第六，农村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难以满足新阶段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行路难、饮水难、上学难、发展产业融资难等问题虽有缓解但未根本解决。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完全依赖国家投入，粮食直补虽然让农民得到了实惠，但也助长了农民等、靠、要之风。村级经济力量薄弱，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第七，教育益发不够公平，农村的校舍、师资、教育教学设备远远落后于城镇。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和核心环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虽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使学龄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基本得到保障，但教育公平尚未得到很好的体现，贫困家庭子女、农民工子女等上学难问题没有完全落实，教育保障水平偏低。农村留守儿童少年教育问题突出，2008年全区有留守儿童21511名，其中4000名双亲长年外出，由于家庭教育缺位，加之社会环境复杂，绝大部分学生出现“5+2=0”现象；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子女接受优质教育需求日益强烈，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影响了更高层次教育公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