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川区档案局
永川新时期农村改革，大致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包产到户与民休养生息；第二阶段为发展商品经济，搞科学种田；第三阶段为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阶段为城乡统筹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新时期农村改革在艰难中起步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虽然肯定了“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当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决不允许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但两个文件对包产到户等作法还是有保留的。因此在1978年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个100号文件，也只在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等问题上松了口径。在农村允许把鸡啄地、脊薄地增划给社员作自留地。事隔一年后，1979年11月19日，农村改革的口径又松了一些。中共四川省委印发了第二个100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的意见》，但原则还是强调生产队集体经营，只在小口径上稍有放松。即“对少数生产落后，收入水平很低，长期靠吃国家返销粮过日子的后进队和穷队，不要同基础好的生产队强求一律。要从本队的管理水平，社员的觉悟程度出发，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可以实行包产到作业组，搞‘四固定’，一定三年不变，超产部分可以大部或全部奖给作业组。”“生产队对一些多种经营项目，如养猪、牛、羊、蚕、鱼等养殖业；种菜、药、果等种植业，以及其他副业生产，可以包产到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员，实行奖赔责任制。……田坎也可以包到作业组、包到户经营。……对‘五匠’和有其他特长的社员，可以组织专业组或采取现金定额交队，由队平工记分参加分配的办法，允许他们串乡经营。”从100号文件的上述规定看出:1、集体土地的经营的核算单位，只松了一个小口，对少数落后队可以承包到组，田坎可以承包到户；2、多种经营可以包产到户到人；3、“五匠”和其他专业人员可以跨乡务工，但收入必须定额向生产队交现，评工记分，统一参加生产队分配。在改革初期，基层的干部和群众都很欢迎。因而永川到1981年初绝大部分(95%)生产队都停留在“包产到组”的水平线上，只有极个别的生产队跨入了“田统土包”、“水统旱包”，然而他们的做法还是隐蔽的，因为在1978年至1980年这三年中，党和干部、群众对改革的认识有一个渐变到突变的过程，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所以我国新时期农村改革的起步是艰难的。
永川县委对干部群众中的思想顾虑通过基层党组织，层层作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迅速把100号文件的新规定落实了下去。大队、生产队普遍成立了处理“四地”(自留地、田坎、鸡啄地、脊薄地)小组，经过全面清理丈量，重新调整补划到户。调整补划结果，社员的自留地普遍都达到10%以上。永川陈食区两河公社万河大队第六生产队“敢为天下先”，敢把旱地、干田包产到户，直接突破了不准“包产到户”的规定。
两河公社万河大队有259户，1074人，集体耕地1077亩，六个生产队，十五个大田作业组。一、二、三、四、五队实行大田联产到组，土和田坎联产到劳，即“田统土包”；六队是大田联产到组，土、田坎和干田小春联产到人(劳)即“水统旱包”。
这个大队地属浅丘，位于东方红水库边上，土质一般，水源充足，有电力提灌。在十年浩劫期间，生产水平低，是个“三靠”大队，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两个农业文件逐步落实，群众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粮食生产增加较快。1977年全大队粮食总产仅770844斤。1978年春，省委(78)9号文件下达，改“大概工分”为定额评分，粮食产量比1977年净增275009斤，增长35.7 %。同年冬贯彻省委(78)100号文件，推广广汉县金鱼公社分组作业的经验，全大队划了十五个大田作业组，联产计酬到组，1979年粮食总产达到1261728斤，比1978年增产20.7%，1980年总产1231201斤(因增划给社员自留地38亩，加上原有自留地96.6亩，现在自留地134.6亩占总耕地11.5%。)，按可比口径的产量比1979年增产1.6%。去冬今春他们认真贯彻中央(80)75号和省委(80)100号文件，对1978年以来搞的责任制都稳定下来，并加强和完善，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大队的六个生产队中，第六生产队实行“水统旱包”最早，也是永川县实行水统旱包最早最坚决的生产队。
第六生产队57户，238人，集体耕地200亩，1978年实行“水统旱包”以来，生产年年直线上升，尤其小春粮食油菜增产幅度最高。1980年秋，开始种小春时，这个队除把原包田坎和土继续包给社员种植外，又把干田的旱粮包给社员。方法是按人包干田一石种油菜，以40斤油菜籽计产，又按劳包给干田2石种小麦，每石交产80斤，超短产全奖全赔。1981年，全队共种小春粮油147亩，其中粮食作物92亩，包给社员的责任田58亩，产小麦37080斤，胡豌豆5200斤，共42280斤，亩平727斤。社员承包的油菜责任田55亩，产油菜籽13000斤(亩平236.3斤)，比1980年净增9421斤，增产2.6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当时情况看，“水统旱包”在这个大队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三队队长刘代春说：“姐姐做鞋，妹妹拣样，六队就是样子，我们下年也要干”。五队社员周华纪说：“六队前头走，我们后面跟，他们搞了着，我们不能瞪眼睛，下年照着来啊!”根据干部群众的意见，大队支部打算，今年下半年全大队都走“水统旱包”的路子。这个队“水统旱包”的经验，1981年初开始总结推广，在当年的11月全县六千多个生产队已有70%推广了这一经验。说明它比包产到组更受农民欢迎。
“水统旱包”旱地包产到户，是新时期农村改革的第一个飞跃，因为它率先突破了中共75号文件和省委100号文件不准“包产到户”的规定。但水田包产到组、旱地包产到户，也出现了很多矛盾。最主要的是包产到户的旱地和包到组的水田争工、争肥、争农时，使水田生产受到影响。旱粮增产幅度大，水田增产幅度小，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实行水旱地双承包，全面包产到户的大包干办法。因而永川在1981年后，大多数社队，都搞了“双包”。根据永川县委办公室1982年6月12日《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汇报》说：“全县4612个生产队中，实行‘双包’的有3125个队，占总队数67%；‘水统旱包’1383个队，占30%；专业承包的105个队占3%。”汇报总结实行农业承包责任制的好处说：一是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农业生产管理中“吃大锅饭”的问题，过去是“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钟动人不动，到时就收工”、“你上坡，我上坡，圈圈划的一样多”、“你忙我不忙，工分还是一样长”。实行双包后是“户户早出工，人人晚收工；农忙加班干，农闲可轻松”、“田边地角都种尽，间种套种地不空”、“说起大包干，眉毛、胡子都笑弯”、“大包干，很简单，利益直接，人人喜欢”。二是生产发展了。1976年全县粮食总产3亿斤，1981年，上升到7.77亿斤，增长2.59倍。三是有利于发展家庭副业。由于包产所得的粮食多，剩余劳动力多，家庭副业有很大发展。1981年，全县生猪发展到95万余头，实现全县人平养猪一头多的计划，家禽家畜也有很大发展。四是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初步改善。1981年全县农民人均分配收入102元，比1976年人均46元，增长一倍以上；1981年人均分粮697斤，比1976年人均299斤增长2.33倍。
“汇报”材料虽然肯定了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一些好处，但也反映一些人对包产到户有不理解的地方，甚至有误解。当时的回潮风，在永川农民中也出现过观望情绪。群众观望这次土地下放到户，究竟是放到脚杆(水统旱包)还是放到脚底(水旱双包)有疑虑。他们怕的是放不彻底吃“二锅饭”。基层干部的回潮风是一部份人认为“水统旱包”情有可原，双包到户似乎回到了彻底单干。这种回潮风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及时给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地委副书记聂荣贵一个任务，让他在江津、永川对此作专题调查。调查结果认定必须把农村改革搞彻底，实行水旱双包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认为水旱双包也仅是把土地使用权、经营权放到户，并没触及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中央得到基层的一些调查材料后，才把“水旱双包”肯定了起来。1982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说:“前一个时期有些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也在1985年12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文件中从‘不许’包产到户到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变化很大。从整个政策看，却是一致的、连续的，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这是对群众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因为它体现了党的领导同群众创造相结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的目的是要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受左倾路线影响的时间长、破坏严重的农村和农民，应当给予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让他们的家庭经济有所恢复，给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条件，稳定的家庭联产承包一类的包产到户政策，则能长期满足农民的这种渴望。然而这种渴望还是小农经济时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必须要向商品经济转化，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实行包产到户两三年，绝大多数农户存粮都在一千斤或数千斤以上。他们的余粮必然要向社会作商品粮出卖，其他多余农副产品也要作商品出售，因此发展商品生产又成了农民的迫切要求。
二、发展农村商品生产
(一)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永川农业的管理体制改革的两个飞跃基本完成后，进入了与之紧密相连相配套的农村全面综合体制改革。
1983年4月19日，《永川县农村体制综合改革情况汇报》说：“按照省委和原永川地委的安排部署，永川从去年2月下旬起在东南、双石、莲花三个公社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省委八月体改座谈会后，试点公社就扩大到14个，205个大队。今年3月，又从县区机关抽出200多人，加上一、二批抽调的人，共404人，组成10个工作队62个工作组。经过培训，奔赴各区、乡，全面展开了农村综合体制改革。”永川在农村综合体改中着重抓了五个方面的改革。
1．重点建立和完善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三个试点公社272个生产队中，只有101个生产队，试行了“水统旱包”到户。除对点上的调查外，对面上责任制的发展也作了调查，发现“水统旱包”仍有许多矛盾不好解决，必须实行水旱“双包”到户，才是农业改革的根本办法。于是，县委决定在全县全面推广水旱“双包”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秋，全县实行“双包”的队，不到10个。到1982年春，实行“双包”的队发展到70%。1982年夏秋发展到了99.85%。证明水旱“双包”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是真正合民心顺民意的改革。
2．把联产承包制，推广到社队企业。
全县1581个社队企业，在1982年至1983年的两年间，有1351个社队统一经营的企业承包给了有经验的能人，承包的面占企业总数的85.5%。承包的效果都很显著。如莲花公社的磨菇专业生产队承包后，1981年年收入才4.5万元，1982年就上升到12万多元，效益增长了1.6倍。又如双石公社三大队一队集体碎石厂，集体经营时连年亏损，承包给4户社员后，立即转亏为盈，当年除发人工工资外，上交生产队3700元，承包社员净赚2000元。东南公社东岳桥大队和五生产队联办的玻纤水泥瓦厂，半年只赚600元，承包给个人后，三个月盈利4000元。常青公社玉屏三队砖瓦厂，大队集体办连年亏损，1981年承包给社员代先印，一年盈利一万多元。永川不仅对原有的社办企业进行联产承包改革，而且大力发展了民营社办企业。东南、双石、莲花三个公社，原有社队企业96个，全部承包给社员个人经营，而且从1981年起开始大力发展新的民营企业。到1983年春已发展到247个，新增151个。年生产总值由1981年的532万元上升到845万元，增长58.2%。
3．把生产改革与流通改革联系起来。
永川当时出现的四种形式：一是县乡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二是公社办商业公司；三是供销社与公社商业公司联营；四是增加下伸到村的经营网点，凡没有代购、代销店的村，都要全面增设经营网点，村村有代购代销店。使农村土特产品能物畅其流，社员的必须生活消费品购买不出村，基本保证供应。
4．把经济改革同机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
这方面的改革，主要目的是选拔党政企三方面的优秀人才充实领导班子。根据省委的试点经验，党政领导班子改任命制为党代会、人代会选举制。企业领导班子实行社员或员工选举制，员工实行考核聘用制，择优聘用。切实贯彻了谭启龙同志指示，打破干部终身制和企业员工“铁饭碗”制度。乡党委书记、村支部书记由党代会、党员大会民主选举；乡长、村主任由社员代表或社员大会选举产生。
上述改革，有工作组帮助基层逐步落实，使永川农业改革愈加巩固，配套改革得到初步完善。
(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
1．供销社改革。
组建县、基层供销社的联合体---县联社，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改“官办”为“民办”，是供销社体改的重要内容。永川根据地委安排的时间，于1982年10月在江八县中第一个成立永川县供销社县联社。在成立之前完成了清股、换证、分红工作，再以区为单位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参加县联社成立大会的代表。成立县联社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和监事会。县联社既是县和基层供销社的经济联合体，又是农村商业的行政管理机构，它的基本任务是立足生产搞活流通，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它在城乡统筹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农村改革初期，仍然是城乡物资交流的一条主要渠道。属供销社归口经营和代购的农副产品主要有：柑桔、辣椒、茶叶、黄花、竹编、水果等。当时为解决永川地区潼南罐头厂所需原料，号召农民积极发展黄桃、蕃茄、蘑菇、芦笋等罐头原料，年产值在1983年8200万元的基础上发展到1987年2.2亿元，增长了1.68倍。凡通过供销社基层社代销的都可与社员户签订合同，发给交货手册。永川农村在80年代初期与供销社签订合同的农民在1000户以上，这种“以销定产”的形式得到了农民欢迎。因为它不仅解决了农民生产难(有困难的贷款扶持)，而且解决了农民卖产品难的后顾之忧。永川供销社自1980年实行体改以来到1988年，这6年中发展很快。县联社，新成立了职工学校、商品转运站、2个商办工厂、8个直属经营公司(部分与联社的职能科室为一套人马)、12个区级基层社、2个大集体公司、64个乡级分销店，559个专业门市部、614个代购代销店，有985名营业员，固定资产房屋面积51839平方米，自有资金808万元，其中农民股金228万元。1988年纯销售突破亿元大关，纯购进0.5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2.88倍和3.48倍，年利润突破164.7万元，比1978年净增223.34万元。供销社是计划经济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流通体制进一步放开搞活。1988年以后，由于农村商业多渠道形成，民营商业发展很快。国合商业的垄断地位逐渐削弱，流通主渠道地位渐渐下降。市场经济基本取代了计划经济，国家计划对商品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农村一、二类产品几乎完全放开。
2．农村个体商业的兴起。
农村在社会主义改造后至改革开放前，几乎没有个体商业。乡村保留的代销店，也是合作性质的集体商业。1962年全县剩下的个体商贩仅322户，从业人员474人。改革开放时期允许民营个体商户发展，是农村流通体制一项重大改革。民营个体商户，是城乡尤其是农村不可缺少的零售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肯定个体商业是公有制商业的必要补充，并明确指出要发展个体商户，在货源组织、经营方式、场地网点、摊位设置等方面要为其提供方便。特别是在城镇待业青年或有特殊技能者中，要发展一批个体户，对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凡有条件的均可批准开业，原有合作商店退回个体。1982年县、区、镇均成立了个体劳动者协会。截至1985年，全县城乡个体工商户发展到9889户，从业人员14119人，资金378.3万元。经营的社会商品零售比重已占到总额的10.5%，其中农村个体商户7367户，占74.5%；从业人员10531人，占74.58%；资金282.4万元，占74.6%。说明农村个体商户的确也是一支搞活城乡物资交流的重要力量。
3．农村集市贸易与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
农村集市贸易是农民把多余农产品拿到市场去调剂以及购买工业品的场所。1983年底，全县有农村集市52个，面积47041平方米，成交额达4403万元。1984年到1988年，全县集资286万元，新建集贸市场37处，面积54211平方米，全县集贸市场总面积达到133107万平方米，结束了沿路沿街为市的旧的传统历史。全县各场镇都统一恢复“场期”。集市贸易的成交额从1984年为0.49万元，1985年为0.6万元，1988年上升到11425万元，比1984年增加228倍。1985年农村集市贸易的成交额，已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0.5%。说明农村集市贸易，在整个社会物流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农村确确实实是国内的广阔消费市场。
兴建农产品批发市场。1995年征用探花一社土地10万平方米(108887平方米)靠交通方便的永川火车站、客运中心新建川东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总投资4172万元。1997年元月18日建成投入营业。后改为重庆市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其规模在全国罕见，超过深圳最大的福田农副土特产品批发市场。到2006年，市场经营形成了八大品类( 饲料、粮食、干鲜、水果、蔬菜、姜蒜、农资、家俱)，常住从业人员达1500人以上，日进出交易上万人次，进出车辆500余台。年成交量从1997年的1.4亿吨增加到2006的4.3亿吨，成交额由1.7亿元增加到6.3亿元，年租金收入130万元，上交税利35万元。1999年8月被农业部批准为“定点市场”。2005年重庆市商委、工商局命名为“重庆市商品交易市场20强”。农副产品交易辐射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申购货源远至泰国、越南，销售辐射能力超越了永川市区及周边县市。
三、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最根本的是解决好三农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是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大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
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仍属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发展比城市和工业显得滞后。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改革是在维持和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30年不变的前提下，有组织地实行承包土地的有偿、有限期、有明确用途的新“三有”流转制。承包地流转的好处是：1、能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吸引高效益现代工业、现代农业投资；2、承包地采用租赁入股等方式流转，可以使农民特别是农村缺劳户一类老弱农户有长期稳定的收益；3、能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更快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向市场化、国际化发展；4、有利于加快城镇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现代城镇带动现代农村发展的作用；5、能促进更多的剩余劳力输出，使劳力商品化；6、能减低农村丢荒地的比率。目前永川农村的旱地丢荒率达70%，水田的丢荒率也在20%左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速农民承包地流转。分离土地经营权，能吸收有雄厚资金的经营者到农村发展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对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好处。因而它是农村土地使用制又一次重大建设、大改革。
永川农民外出务工，已形成产业。根据区劳务办公室的统计，永川农村有劳力资源46万人。2006年，向外地输出23.8万人，占劳力资源的50%。输出劳力中，举家输出的38743户，91073人，占外出人数的46.7%。农民由于世世代代处于小生产者的狭隘环境，加之受教育条件的差异，对外界变化不了解。一旦走出去跨上奔腾不息的市场经济的骏马，他们也像城里人一样发财当老板，由“棒棒军”变成白领一族，施展自己的才干来缩小城乡差别。以朱沱镇为例，该镇是典型的农业大镇，总人口8.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近6万人。输出农民工劳力2万余人，约占农村成年劳力的60%。该镇农村劳务输出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剩余劳力输出。即因包产到户后生产积极性提高和推行科学种田节省了大约40%的劳力，勤劳的农民迫不及待地外出务工找现钱。外出的方式是通过亲友关系联系介绍，多是男劳力，到外地找活干，挣钱。第二阶段，已经超出剩余劳力界线，只要能挣大钱，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农忙农闲，有组织地外出干活，形成了劳务产业。近年来，朱沱镇实施劳务输出强镇战略，成立了重庆市兴东建筑劳务公司、重庆市永顺建筑劳务公司等11家劳务产业企业。为使农民工外出有技能专长，上述公司首先组织了农民工技能培训，使他们人人有专业技术，再推荐到上海、北京、重庆、昆明、乌鲁木齐等地去务工。朱沱农民工务工产业打出的是“朱沱建筑工匠”劳务品牌，专业工种有砖工、泥工、焊工、架子工、拆房工等。为使这支队伍有良好声誉，工作、生活有保障，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组建了农民工流动党支部和农民工工会，以加强政治思想和遵纪守法教育，使他们的工资福利、子女入学等，能得到组织帮助。重庆强建建筑劳务公司经理李建兵带领的二千多名朱沱民工承建了北京地铁、北京奥运、北京国际贸易中心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部分工程，以建设的优质、高效、安全赢得了开发商的信赖。这批朱沱籍农民工，人均每年收益6万元左右。经理李建兵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十大杰出外来务工者。该镇的胡建祥三兄弟，九十年代就到云南昆明市务工闯天下，由承包小型零星工程发展到承包重点工程的建筑大亨。10年间，赢利4000余万元，为回报桑梓，支持家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投资495万元为家乡修公路。到2005年，朱沱的11家劳务公司，资产上500万元和资产上1000万元的各占一半。每年劳务输出达2.5万人，人均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为永川的劳务产业树起了一座丰碑。
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土地这种特殊商品也受价值规律的影响。随着劳务输出需求量的增大，农民包产地开始大量丢荒。据农业部门统计，永川有耕地71.5万亩，2006年流转及代耕13.9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9.5%。据典型调查推算，约有丢荒地19.9万亩，流转及代耕占70%，尚有30%的丢荒或半丢荒地未及时流转出去。因而农民承包地作商品的流转，也势在必行。为加强承包地流转，关键是落实中介和管理机构，永川出现的镇级流转服务中心，村级流转服务站，承担起了中介和管理的双重任务。目前，农村承包土地大量丢荒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工蜂拥去外地务工，挣大钱，农村劳动力从有余到显得不足；二是农产品价格低，工资和种植成本高。因而农村旱地丢荒面积较大。水田由于雇请栽秧、收割的工资增高，荒芜面积也开始增大。种一亩水稻，单收打工资300元，栽插管理工资300元，种子农药肥料100元，共计成本在700元左右，亩产800斤，每斤成本也在0.8至0.9元之间，高出市场价，因而种水稻成本低的观念也在转变，水田荒芜的面积又将扩大。农民的承包地，必须加速流转，才能做到不荒地或少荒地。永川板桥镇在这方面，比较主动，他们因地制宜发展鱼鸭分层混养产业，从事这种立体产业的养殖专业户已发展到600余户，流转用于鱼鸭综合饲养的水面达7000余亩，年养鸭6000万只，年产鱼3000吨以上，总收入1.5亿元。其中50亩以上规模的养殖户20余户，年产商品鸭1000万只，年产成鱼400多吨，总收入350万余元，户平纯收入15万元。20亩以上50亩以下的中等规模养殖户29户，年产商品鸭105万只，成鱼280吨，总收入1743万元，户平纯收入8.3万元。5亩至20亩规模的养殖户181户，年产商品鸭217万只，年产成鱼540吨，总收入3579万余元，户平纯收入2.7万元。
四、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永川的农村改革发展到第四阶段，中心任务是抓城乡统筹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时期的具体内容涵盖：1、以点带面搞好36个推进村规划；2、城市、工业开始反補农业，实施费改税和免征农业税及各种惠农政策；3、村及社区(引进大学生“村官”)改革，全面推动小城镇建设；4、加速土地流转，实现现代工业强村、现代农业(禽畜渔林业)强村，旅游业强村战略；5、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6、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环境整治。
(一)以点带面搞好10个示范村和30个推进村规划
2006年，永川根据中央和重庆市的要求首先抓了10个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和30个推进村规划。为搞好这40个村的规划，2006年4月30日请了重庆市规划学会会长来永川，对各镇、街新农村建设办主任、村级规划编制人员和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进行了培训。学习了《重庆市村级规划编制指导意见》、《重庆市村级规划编制评审要求》和渝北区、江津市的村级规划样本。永川市从15个部门抽调专业人员组成南北两片指导组，深入到基层帮助村级规划的编制工作。6月连续两次对4个重庆市级示范村的规划进行了初步评审修改，7月底全面完成和通过了4个市级示范村的规划；8月底36个重庆市级推进村的规划也全面通过评审。永川青峰镇胡豆坪村的新农村建设推进村规划，编制的质量最高，名列重庆市15个新农村编制优秀规划村之首。
(二)免征农业税
永川税费改革，2001年2月开始，即成立了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市长刘强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税费改革办公室，在财政局正式办公。当年永川市委把税费改革列为了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为把这项工作抓好抓落实，市委分管税收的副书记陈卫国亲自到财政局税改办办公，坐镇指挥全市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重庆市第二次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确定永川作为重庆市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试点市”。根据重庆市委的布置，永川从各部门抽调20多名干部组织了税费改革宣传组、测算组、综合组、文秘组，开展具体工作。还从市委宣传部抽调一位副部长到税改办主管税费改革的宣传。永川日报、永川电视台全文刊载和播放了《重庆市人民政府致全市农民的一封信》，由税改办将这封信印发了25万份，发给基层单位和每个农民，首先做好基层单位一些同志的思想工作，并使农民“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对不理解的问题，永川电视台还组织了《答读者问》，使知晓率达98%。
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1、一律取销乡镇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销统一规定的劳动义务工和积累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管理办法。2、取销屠宰税。流通环节征收的屠宰税和农民自宰自食的屠宰税不再征收。原随屠宰税向农民附征的其它项目，一律停征。3、取销统一规定的劳动义务工和积累工收费。
税费改革前后农民负担变化：税费改革前的2000年财政总收税费5084万元，其中农业税2121万元、特产税88万元(生产环节征收)、屠宰税67万元(农民自食部分)、乡镇统筹1518万元、村提留1290万元(不含公积金)。税费改革后的2001年，农业税2975万元、农业税附加595万元，共计3570万元。总收总减后，减轻农民负担1514万元，减负率29.78%。税费改革前农民人均负担62元，改革后人均负担43.54元，人均减负18.46元，减负率为29.8%。以承包地亩平负担计，改革前亩平负担71.89元，改革后亩平负担52.5元，亩平减负19.39元，减负率为26.97%。税费改革，不仅纠正了乱收费的偏差，直接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为全面取销农业税奠定了基础，因而，史无前例的完全取销农业税的改革得以顺利完成。
免征农业税的伟大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稳定民心，调动农民加大农业投入，搞好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更大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调动国内国际的投资者到中国农村从事现代工业、农业开发投资，加速现代农业的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见。
（三）合理调整农村城镇布局与社区建设
永川2005年城镇社区和农村村建制作了合理调整。农村城镇一般只有一个社区，个别工业布局分散的城镇则划分了二至三个社区。农村的村建制，则由二至三个村合并为一个村。调整后永川农村城镇有社区26个，新的建制村211个。26个社区一般都有新城镇的建成区。211个村委所在地，多数是设在合并前的小乡的场镇。这些场镇仍保持了原有场期，是附近几个原来的小村农民进行物资交流和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的商业区，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农村社区。如红炉镇的会龙桥村，在原新店乡的场镇，那里有90套规范农房，建设在场镇附近。该村是重庆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村，有工矿企业11家，其中参天水泥公司进入了重庆市民营企业50强，该企业占用的一部分土地是会龙桥村农户入股的。村民不仅有股金分红，而且可以就地就近到企业做工，获取工资收入。为保证水泥厂的原材料运输，村民经营各种运输车320辆，有与之配套的加油站一座，汽车修配厂点8家，附近邻村还开了100余家小采石场，为参天水泥厂提供原料。该村有农户1338户，4541人，2006年人均现金收入4408元，还有农牧渔林业收入未记在内。因为就近务工，亦工亦农，该村没有荒芜土地。为使农民居住相对集中，在社区集中建立花园式别墅12500平方米，已有90户村民购房入住，该村是永川建设花园式别墅最早、规模最大的村。村民户平有资金20—30万元，是永川先富共富的典范。在其他地方也发现农民不愿再分散修居民点，而渴望把二轮新房建在这类场镇的宜居区。因此，村委会所在的小城镇可能发展很快，原因是：1、承包地流转日益相对集中给经营大户，分散修农户，已成为历史；2、农村原来的小型居民点不便集中解决水电气、电视广播等问题；3、山区丘陵地区村村通(指原来的小村)公路的设想不切实际，不仅占用耕地多，而且财力不足，难以实现，可以实现的是合并后的大村村委会所在地村村通公路。主要出于上述三条原因，农村居民点应再相对集中在原小乡城镇的宜居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