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超

　　虽然国家有关部门曾经三令五申,对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编行为加以规范引导,但一直以来仍有不少作品被戏称为“雷剧”。这些作品不仅存在叙事逻辑离奇、穿帮镜头低劣、人物台词露骨等问题,而且还有游戏历史、消解革命、“恶搞”崇高的思想倾向,既损害了严肃艺术品所应有的审美品位,又造成了革命历史精神传播过程中的“矮化”和“窄化”后果,我们应该警惕这种不良创编征候。

　　从发生学背景上看,这一不良倾向的创编潮流与西方“后学”消解神圣、解构权威的价值指向有一定的关系,也与当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日常生活”被重新“发现”和审美的世俗化语境密切相关。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把话语事件作为其考古学的描述对象,把“历史”分解为话语描述的多个系列和层面,研究主体处在话语所提供的言说位置上,实现对中心化的、连续性的历史的解构;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强调历史是一堆“素材”,对这堆素材的理解和连缀使历史文本具有了话语叙述结构,历史存在于后人带有诗意化的叙述话语中。这些趋“新”追“后”、重文本阐释轻本质探寻的“去中心化”的理论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部分国内影视剧创编者的历史价值观,造成其影视作品中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产生。

　　在大众文化和商业娱乐风潮肆意膨胀的当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当中的世俗化维度同时被凸显,“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双向互动昭示着审美泛化的时代征候,这一着眼于当下生活的审美观照会不断向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蔓延,暗含着一切历史就是当代史的阐释逻辑。事实上,对历史真实的探究与接受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人物的口述、典章制度的记载和考古现场的发掘,历史题材的影像叙事同样影响着人们历史观的形成以及对历史的接受行为。这些游走在国家主流文化与商业娱乐消费之间的影视剧,在制作理念、创编态度等方面存在直面历史与游戏历史的差异,这使得它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在接受者心目中大相径庭。在大众消费盛行、娱乐主体泛化的今天,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的审美影像传播不可小觑,但这种消费历史、炒作历史的平面化、低俗化创编倾向已经损伤了历史真实的厚重品格,其危害性应该得到重视。

　　考察这些影像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历史的“祛魅化”叙述成为一个显在的特征。为增加娱乐性的“视点”和“卖点”,创编者乐于让英雄行为传奇化、情爱历程复杂化、情节进展曲折化、审美认知世俗化,在彰显烟、火、土、气的战争片美学和充满爱、恨、情、仇的人性演绎中试图抵达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相互交织的多元认知地带。这种创编倾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前那种把艺术作品人物形象概念化、思想意蕴教条化的创作倾向,丰富了人物个性化的情感世界,扩充了二元对立的历史认知视角,但其充满“雷人”效果的艺术“赋魅”与“祛魅”行为并没有带来历史认知的丰富性和深邃性,反而致使真正的历史在影像叙述中被遮蔽,经过“祛魅”处理的历史被装扮成花里胡哨的戏剧小丑,在各种娱乐化的情节游戏中轻慢出场,其釜底抽薪式的艺术置换背后是历史真实的严重“缺席”。

　　这种历史“祛魅”与解构中心的主题指向看似迎合了趋于多元的艺术发展现实,但由其“解放”出来的每一个“元”并不能做到名副其实,还可能会陷入后现代消费文化中“娱乐至死”的偏狭。当深邃的“历史之重”滑向单向度的“娱乐之轻”,革命历史影视剧进入游戏革命、消费历史的商品化牢笼,这难道能够充分展现出历史的正能量?

　　回顾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发展的历程,一方面有《亮剑》等一大批作品能够做到比较客观全面;另一方面仍不乏相当数量的影视剧在人物塑造上带有鲜明神化或妖魔化的痕迹,在故事情节方面过于追求曲折离奇效果,而缺乏客观性的历史叙述和严肃的革命精神。如果在审美影像和叙述话语的艺术设计上一味偏离历史真实的生成逻辑,就会丧失掉许多艺术生长点。一些作品艺术生成的粗鄙化,不仅表现在影像的缺陷和情节的硬伤上,更体现在人物历史或革命逻辑的起承转合中,参加革命阵营的因缘巧合、演绎革命路程的风云际会、进入结局的灿烂展望,常掺杂着生硬制造偶然、为了大团圆而大团圆等新旧参半的价值理念。甚至有些影视剧“看美女”和“找靠山”的下意识本能会成为剧中人物命运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深远的革命历史传统与民族解放事业则被压缩为情爱叙事和英雄传奇的“边角料”,这显然有悖常理。

　　其实,历史审美和历史叙述并不与娱乐化接受相互背离,优秀的历史题材影视剧总会在寓教于乐中,寻找到自身的艺术生长点。严肃认真的创编者仍旧能够让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沿着不断回溯的时间之流攀援而上,在抵达历史深处、抓取历史精魂的同时,又完成对现实人性的诗意观照。但当前的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游戏历史、消费历史甚至歪曲历史的不良倾向,因此创编者应该端正创作态度,深入学习历史,发掘历史内涵,而不应深陷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在历史“祛魅”的影像叙述中消解革命传统和淡化历史内涵。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