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这种由文化觉醒而产生的现实关怀，决定了他们对极端“西化派”所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针对极端“西化派”中“古今”水火不容的观点，李大钊指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对“西化派”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也可视为对其本身旧有观念的自我否定。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与反思，既有效地纠正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知识青年科学人生观之养成。”李大钊、瞿秋白依据马克思的观点，把政治、文化等社会现象归于经济动因，以求得历史发展的因果律，这实际上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将中国史学研究提升到科学的地位。

　　关键词：李大钊;批判;陈独秀;历史主义;西化;文化;瞿秋白;历史虚无主义;尊重历史;进化

　　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常给人以极端反传统的印象。这显然有违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初衷，因为他们批判传统，绝不是要把责任推给老祖宗，而是为了鞭策自身，让我们的民族“从头忏悔，改过自新”。这种由文化觉醒而产生的现实关怀，决定了他们对极端“西化派”所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

　　陈独秀指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国家是“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我们要反对资本家的国家，拥护劳动者的国家。

　　针对极端“西化派”中“东西”根本对立的观点，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针对极端“西化派”中“古今”水火不容的观点，李大钊指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

　　针对极端“西化派”将历史“虚无化”的观点，李大钊批评说：“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

　　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对“西化派”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也可视为对其本身旧有观念的自我否定。正是在这种“批判”和“否定”的过程中，他们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也许因为有此经历，李大钊、陈独秀能更深感受到虚无主义之危害。李大钊说：“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陈独秀则严肃指出：“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

　　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与反思，既有效地纠正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知识青年科学人生观之养成。但要将虚无主义从历史的“避难所”中驱除出去，还必须树立历史主义的鲜明观点。这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中通过史学实践予以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第一，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李大钊指出：“不但过去的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据此，瞿秋白则明确提出了“社会科学中之历史主义”问题。他指出：历史主义，“亦可以称为‘历史观’，因为一切现象，不当做永久的看，而只是历史的过渡的形式，有生有灭的”；因此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变动，“这亦是互辩法的原理之一”。这实际上是为中国学术研究确立了历史主义的指导原则。

　　第二，从经济上考察历史的动因与规律。李大钊指出：许多政治现象，“单由观念学去研究终于神秘难解”；“因为政治是次级的，是结果不是原因，不能依此求得历史上的因果律”，这便是“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文化现象更是如此。瞿秋白指出：“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李大钊、瞿秋白依据马克思的观点，把政治、文化等社会现象归于经济动因，以求得历史发展的因果律，这实际上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将中国史学研究提升到科学的地位。

　　第三，尊重历史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李大钊指出：“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连的永远性”；“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杖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因此，无论是厚古薄今的“厌今”派，还是薄古厚今的“乐今”派，其观点皆不可取；“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由此可见，尊重历史之连贯性和继承性，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等人坚持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辩证的“时空观”，阐发唯物的“历史观”，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是批判传统但不数典忘祖，尊重历史但不故步自封。正如陈独秀指出：“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这也许就是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给今天最大的历史启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天的我们只有继承这种“创造的精神”，才能做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才能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创造出更大业绩。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