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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探索者——陈毅在重庆的革命事迹

2017-06-01 18:14:44来源:重庆党史网

张 莉

陈毅,字仲弘(也写作仲宏),原名陈世俊,小名秋江,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运动的杰出探索者之一。190182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安井村。19268月,受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派遣,陈毅回四川杨森部做兵运工作,以策动川军,响应北伐。同年9月支持杨森反对英国在万县的暴行。1926年底至1927年初,参与主要由刘伯承组织的顺泸起义,探索在党的领导下创建军队。顺泸起义后,到合川从事士兵运动。1927年国民革命形势发生逆转,山城重庆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陈毅为此转到武汉,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中共委员会书记。同年7月,因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疯狂的大屠杀,即转赴江西,8月上旬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1928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4月同朱德于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34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陈毅留在南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战时期,积极组建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陈毅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并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72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一、早年的生活经历

陈毅曾祖的祖父,属汤字辈,叫陈汤佶,是个秀才,后考上贡生。他开始发家,积有3000担谷子,约800亩地。他参加过县考、府考。到他的孙辈四兄弟分家,曾祖父陈武铭分得乐至县薛包镇第九甲张安井世代相传的老屋子。传到祖父陈荣盛、叔祖陈荣斌两兄弟,都是公子哥儿,没读好书。祖父有五个儿子,子女众多,生齿日繁,地主世家已经撑持不起了。

陈毅七岁那年,外祖父黄福钦捐200两银子得了个湖北省利川县建南司“巡检”的九品官。黄福钦要女婿去帮办文书,并把外孙带一个去。陈毅于是随父亲到了外祖父的任上。他在那里过着衙门的生活。那时候留下一个至今难忘的印象,就是他衙门里经常毒打犯人。陈毅在旁边看了非常难受,很同情那些被打的人,并在心里开始种下了对旧社会愤怒不平的种子。[1]在那里过了两年多时间,满清王朝官府中腐败黑暗的情况,引起陈毅极端的厌恶,他也不愿意再过寄人檐下的生活,坚决要求离开外祖父的任所。陈毅随父亲到了成都。因为老家的田产已经卖掉了,全家搬到成都近郊,住的房屋和耕种的土地,都是向地主租来的。

1911年,陈毅亲见了四川响应辛亥革命而爆发的社会政治运动。这在他童稚的心灵中激起了共鸣。此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引起他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强调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使陈毅在思想上起着大的变化。同时,因为田租的纠纷,陈毅的家庭和地方打了几年官司,花了许多钱,这时候已经临到破产的地步,已不能担负陈毅求学的费用。恰在这时,陈毅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经过考试取得了官费生的资格,得到四川省政府补助的一笔旅费,赴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191910月到马赛,同年底到巴黎,一直到192110月回国。陈毅之所以回国是因为在1921年夏秋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中法政府联合行动用武装押送回来的。当时在巴黎和里昂宣布的“罪名”,是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活动。

1922年初陈毅到重庆,后又到成都,去找刘湘、杨森等军阀,他们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参谋、秘书怕这些留法学生抢他们的饭碗,甚至不给通报。想找一个职业,但找不到,比较理想的,人家不肯给,说是小庙容不下大菩萨;人家愿意给的,陈毅又嫌太低了,不肯俯就。家庭无地位,个人无职业,又目睹了军阀内部的腐朽,知道这个社会里没有什么出路,心情很苦恼。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陈毅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2]

后来,陈毅给《新蜀报》写了大量稿件,《新蜀报》主编宋南轩聘请陈毅为《新蜀报》的主笔,每月舆马费(即薪金)15元。应聘后,杨森的秘书长沈予白,在请客席上婉转地说:“请陈先生在报上多谈点国际形势吧。”暗示陈毅不要接触四川的实际,尤其不要触及军阀们的利害。后来,果然因为写了一篇批评军阀武装的文章,惹了祸,被“礼送”出川。从此才下决心去找党,192310月到北京入中法大学,1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陈毅离开了学校,开始搞工会工作,学生运动,统战工作,参加北京地委,文学活动就逐渐停止了。那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党批准陈毅参加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陈毅同时还担任学生联合会的党团书记。

1926年,在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痛斥当局者的残暴。“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3]陈毅参加了三一八请愿示威游行,在北京已不能公开活动。不久,北伐军由广州出发,革命新形势出现了。四川军阀杨森慑于革命潮流的高涨,向革命方面投机,向李大钊表示,要求派代表去改造他的部队,以便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即派陈毅去做这工作。陈毅当时接受了任务,即离开北京,第二次回到四川。

二、策动川军配合北伐

19267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8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部队,连克长沙、岳阳,直逼北洋军阀吴佩孚所踞的武汉三镇。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新形势下,善观风色的四川军阀,倚南附北举棋不定。我党为了排除北伐进军西侧的障碍,对四川军阀的方针是:前面抵,策动倾向革命的驻军起义;后面拉,利用军阀间的相互矛盾,彼此牵制,使之有利于北伐战争。[4]当时,在英国的支持下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直系军阀孙传芳,控制长江下游一带的上海、南京、安庆;吴佩孚设司令部于汉口,控制长江中游;与吴佩孚关系甚深的杨森,则扼夔、万及下川东各县,可东制鄂西的宜昌、沙市,这样长江上游实际上亦在吴佩孚控制之中。因此杨森的动向,对北伐军西面有着重大影响。“武汉下后,川中将领通要改变态度,与粤接洽。杨森野心极大,只要能助之倒刘湘,则什么事都可进行。”[5]

同年8月,《中共中央致重庆信——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方针》中,分析了四川军阀投机革命的现实,并提出相应措施。四川军阀每个将领均企图扩张个人势力,部下同样效尤,故无一人能真正统一四川。在革命潮流高涨,广东政府势力向外发展和吴佩孚势力失坠之时,一定有大群的投机军人跑向国民党、国民政府方面来,也打着革命的旗号。虽然他们是投机的不是真革命的,然只要他们这样做,是可能分裂军阀的势力,可以加速军阀政治之崩坏,我们自然不当拒绝而当接受。我们且可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因此,党提出三项策略:不拒绝他们之过来以破坏军阀政治;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插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6]受北伐的影响,据中央局统计,四川地方党员人数19267月为42人,19268月份为120人,为全国党的发展最快省份。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我们还要开始注意四川,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军人既倾向国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倾,政治的环境比较自由,可以容许我们活动。”[7]尤其是川东军阀杨森。因为“杨森答应承认四川人的反帝斗争行动是合法的。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双方同意为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和消灭尔虞我诈的军阀制度而战斗。为达上述目的,必须采用国民革命之方法……与苏俄紧密团结……在四川省杨森控制地区国民党有权自由展开活动,并给予居民言论、出版、结社等项的自由”。[8]所以,9月,中共中央对四川的军事运动作出指示。“我们的军运当注意刘文辉及杨森部,尤其是杨森方面,有一点中古时代爱国英雄的感情,敢作敢为;其所据地域握川省之门户,极为重要,如果杨能断绝对吴的关系(杨森在1926814日接受北洋军阀吴佩孚委任,通电就任四川省长),我们可以助之倒刘(湘)。”中共希望在军事运动上,“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9]

党对万县十分关注,把它作为四川军事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这里战略位置重要,扼川东门户,人称咽喉要道,向西发展可影响川中局势,往东可威胁武汉,牵制北伐军向北推进;另一方面,杨森当时把自己装扮得比其他军阀进步一些,几年前公开找陈独秀表白过自己“革命”的愿望,这里又反复唱着“革命”的高调,投机革命。党把万县的军队当作开展军事运动的突破口之一,试图用较和平的方式拉出进步力量。

杨森派到北京的人,是陈毅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喻正衡。在返回四川路途中,喻正衡和陈毅在汉口江汉关码头碰到了杜钢伯。杜钢伯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会负责人,刚刚毕业,想去成都找工作。陈毅考虑到他是广安人,和杨森同乡,哥哥又在杨森的九师司令部工作,是一个理想的助手,便说服他一起到万县去做杨森的工作。

825日,陈毅抵万县太白岩下二十军军部,受到军长杨森接待。杨森一边看着李大钊、李石曾的信函,一边笑容可掬地与客人应酬。“我不敢与你屈就。你留过洋,是石曾先生的高足,又有李大钊先生的推荐,你就暂时作为我的幕僚吧。你可以代表我到各部队走动,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军部任你出入,舍下也随你来往。我愿意随时听到你的高见。”陈毅立刻意识到,杨森这样安排是经过深谋远虑的:既表示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尊重,又没赋予实权,不会触犯刚刚提拔自己担任省长的大靠山吴佩孚,也给陈毅相当大的自由,可以随时视时局的顺逆伸缩。他当即表示“正合我意”,愿意愉快接受。

但一接触到如何按照国民革命军改造部队的实质问题时,杨森就变得含糊其辞起来,说什么“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是我是玉帅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不能对他落井下石!”他说的“玉帅”,即吴子玉,吴佩孚。他还说玉帅有义气,待他不薄,委他“四川省省长”、“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是知人善任的。他承认吴佩孚有弱点,但当时玉帅已成众矢之的,他杨森不能墙倒众人推。他大骂刘湘、赖心辉、刘文辉等事先不通声气,突然通电讨吴,几乎置他于死地。他之所以接受玉帅的委任,完全是刘湘他们逼出来的,否则说不定他早已改换国民革命军的旗帜了。

陈毅趁机做工作:“改换旗帜固然很好,但更为重要的就是要使现在的部队真正有战斗力,能打仗,这就要求仿效国民革命军来改造现在的部队。最好钧座早些采取实际步骤,以便协助北伐军解决云贵问题!”

对杨森这个善观政治风向的开放型军阀来说,对提高战斗力、使部队能打仗之类的话,是听来顺耳的,他当即豪爽地表示:“当然,当然,部队要改造,也要仿效国民革命军在部队建立政治部。如果需要,我可以发十万兵到两湖去援助北伐军!”但是当涉及何时着手改造、何时易帜时,杨森就大大往后缩了,他还要观望观望。他说,他是个重实际的人,现在是群雄并起,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他不会轻易地把宝押在哪一边。

829日,杨森手下的宪兵第二大队,携带盐款、粮款85000银元从云阳返回万县。他们分乘三只木船,向停在江心接送乘客的英国太古公司商轮“万流”号靠拢,准备乘坐此船回去,不料“万流”轮猛开快车,将三只木船荡沉,58名宪兵和85000银元全被滚滚的江流卷走。陈毅获悉此事后,约杜刚伯去朱德寓所,研究抓住这一事件,发动群众开展反帝运动,迫使杨森转向。早在19267月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军事运动决议案》中,就提出:此后应设法在军阀的军队中,组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兵士支部,并与士兵群众发生关系,利用军队中日常事故,口头的或文字的宣传兵士群众,并强调“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10]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兵舰、商船横行川江,浪沉木船,淹毙同胞的事件不断发生,群众极为愤慨。朱德和陈毅同志分析说:北洋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靠山,所以反帝与反封建军阀是一致的。人民痛恨帝国主义,我们就要动员群众力量,迫使杨森转向广东政府,割断他和北洋军阀的联系。我们要促使军人跟着群众走,这就是我们要作的工作。现在杨森既然说英国兵船浪沉了他八万多银元的军饷船,淹毙了他的士兵。我们就要抓住这个事件对杨森和他的部下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教育。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广泛发动群众,领导群众,造成声势,掀起一个象“五卅”那样的群众反帝政治运动。最后,他们研究决定,先召集万县各界代表开一个预备会议,会后分头宣传、发动,然后正式召开反帝群众大会。

92日,在万县图书馆的阅览室召开了有工、农、商、学、妇等各界代表50多人参加的预备会议。会议由陈毅同志主持,请朱德同志担任会议主席,宣布这次会议是群众大会的预备会议。依会议决定,94日,陈毅同志与中共万县地下组织发动群众,成立了万县被英轮肇祸惨毙同胞雪耻会,发表宣言,号召万县人民,“集群众之策力,作政府之后盾,庶几众志成城,共同救亡。”并以“六不主义及六大要求”宣告全国,敦劝国人,不达目的,誓不休止。六不主义为:(一)不供给英人的油盐米炭;(二)不作英买办、水手、领江及一切雇工;(三)不与英人贸易往来,拒绝经济关系;(四)不装运英人货物及接送英轮客货;(五)不买英人输出品货物,亦不卖货物与英人;(六)不搭英国商轮。六大要求为:(一)废除中国与英国间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要求在中国内河不得行驶英国军舰并取消英国在华内河航行权;(三)惩办肇事各英轮祸首;(四)抚恤英轮浪沉民船死亡之商民官兵及其家属;(五)要求英人为历年英轮溺沉同胞立纪念碑;(六)英政府应向中国政府表示道歉。[11]万县群众在中共万县地下组织及陈毅同志的发动下,于94日在万县召开各界群众抗英大会。会后,朱德、陈毅组织了近一万人的示威游行。

94日外交部致电杨森,指责杨扣留英商太古公司轮船之行为,吴佩孚亦由汉口电令杨森“和平了结此案”。英国表面要求和平解决,暗地里却调兵遣将,妄图使用武力。当时朱德、陈毅商定,决定用革命的两手对付英国,鼓励和说服杨森坚持合理要求,拒绝北洋军阀和吴佩孚的妥协政策,同时又通过杨森作好战斗准备。杨森见全国反英舆论沸腾,所部官兵对英帝暴行非常愤慨,不得不采取果敢的行动,对北洋政府和吴佩孚的来电不予理睬。杨森这一行动出乎英国预料之外。

95日,正当江面上的中国士兵与英水兵激战时,英军舰“柯克夫”号、“威警”号开炮对准万县南津街、李家花园(杨森总部)、万县中学等处轰击,并发射燃烧弹。此时朱德同志在黄桷树高地中国炮兵阵地上,指挥炮兵还击,一艘英舰被击中起火。英舰“柯克夫”号在向城里李家花园、白岩书院等地轰击时,有发炮弹击毁法国原真教堂钟楼,陈毅同志即利用这一时机,跑到停泊在陈家坝附近的法国军舰上,用法语向法舰官兵揭露英舰横蛮轰击万县人民及炮击法国教堂罪行,激起法舰官兵的愤怒,他们终于卸下炮衣,对准英舰开了两炮,击中英舰船尾,英舰冒起浓烟,拉了一声长哨,伙同其它船只向下游驶去。

战斗至黄昏时分,由于杨部官兵激于民族义愤,英勇抗击,给英帝国主义者以应得的惩罚,该武装英轮“嘉禾”号亦乘黑夜东逃。在英舰的肆虐下,万县城一片火海。经广大军民奋勇抢救,将火势扑灭。仅南津街即焚毁房屋400余间,居民伤亡300余人。万县城郊公私建筑被毁十余处,死伤千余人。朱德、陈毅同志立即组织群众,掩埋死难的军民,号召军民团结,坚决向英帝国主义讨还血债!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朱德、陈毅拟好通电,与杨森商定,用杨的名义发出,向全国人民揭露英帝国主义暴行及“九五”惨案发生经过。6日,在中共万县地下组织的配合下,由朱德、陈毅主持在万县较场坝召开各界群众抗英大会。会上,万县师范学校的师生还散发了《“九·五”事件真象》的传单。陈毅和中共万县地下组织,组织万县各学校进步师生和群众,广泛开展慰劳受伤军民和揭露英国的罪行,印发全国各地声援万县人民的通电传单。

918日,重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校师生罢课,机关停止办公,并举行近十万人的声势浩大的水陆示威游行。自贡、泸州、顺庆等地的雪耻会,亦纷纷集会游行。各地雪耻会和人民团体,向杨森提出勿与英人妥协的警告电文纷至沓来。此时,全川和全国人民一场气势磅礴的反英的正义斗争,迅速在全国展开。

105日的北京《晨报》刊载了重庆反英示威游行的情形。“即以示威运动之日情形而论,其规模之宏大,万众之一心,尤乃异乎从前。当示威运动之先数日,重庆各学校,均全体出发讲演,大声疾呼,居然将重庆之数十万睡狮,一齐唤醒。示威运动之日,全城罢市,凡大小商店,均派学徒加入游行,而城内居民亦大多数参加示威,故示威运动之日,合上各校学生城内外团防驻军,与一切团体,约有十余万人,其声势之浩大,又非前此所有也。然最特色者为水上游行。重庆居川东冲要,江北县与重庆仅隔嘉陵江,故水上交通极为发达,合两江之船只,不下200余只。水上游行时,大小船只一齐出发,轮船在前汽船次之,小船则尾其后,大小船上均满悬白旗,游行路线达数十里,唐家沱隔重庆三十里,水上游行亦抵焉,可见其声势之浩大。水上游行在重庆此为第一次,可见此次重庆之万案运动,其为前此所未有也。”[12]同日,《中共中央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告民众书》中,号召民众起来,与英国实行经济绝交,根本铲除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之经济命脉,是时一致拥护北伐军的胜利。[13]

重庆反英斗争的影响所及,四川境内的成都、泸州、自贡、宜宾、南充等地,以及广州、厦门、汉口、上海等城市,纷纷成立“万县惨案后援会”、“国民雪耻会”,举行了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坚决支持万县人民的斗争。从此,英轮再不敢驶进四川省境。在国外,共产国际发表了宣言,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切实动员起来,反对英国的暴行!”英国的劳动人民掀起了“不许干涉中国”的运动,在各地先后成立70多个“保卫中国革命委员会”,迫使英国政府修改了对华的一些政策。

此后,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长沙、岳阳、武昌,吴佩孚向杨森紧急求援。杨森经过一番痛苦的比较,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主义”与他的军阀利益相悖,其力量也未必能和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新老军阀匹敌,决定把政治筹码押向右边,公然宣布:出川援吴佩孚,收复汉口。“大家已经知道,在稍后的1927年,杨森是最先背信弃义、从背后打击革命的人之一,他把他的部队开到了武汉。而在1926年,他也象其他许多将军一样,是情愿当作所有革命的神发誓的。”[14]

1927年腊月底,吴佩孚及北洋军阀政府再次电令杨森释轮,英国暗地里给杨森作了补偿,杨森遂将英水兵尸体发还,并释放被扣的英轮。由于杨森急剧右转,陈毅继续留在万县工作的条件不复存在。朱德介绍陈毅去重庆同重庆地委接上关系。

三、参与顺泸起义

陈毅在重庆争取各地声援万县人民斗争期间,中共重庆地委正在组织顺泸起义(即南充、泸州起义)。历代兵家将“铁打的泸州”与“天生的重庆”,并列为川中城防之险要。加上,泸州是川南重镇,物产丰盛,水路交通便利,向来是屯兵的好地方。1927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为了适应革命形势,7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研究党在北伐中的任务。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军事问题的文件《军事运动决议案》。它第一次正式用决议的方式,提醒全党对军事问题的重视,是党领导军事斗争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决议案强调“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有经验。”[15]这个文件,对于四川军事运动,尤其对于即将爆发的顺泸起义有极大的指导作用。92829两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召开“重庆革命军事会议”,邀请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川军师旅长参加。会上,杨闇公动员大家“响应北伐,会师武汉”;陈毅同志也发了言,他慷慨激昂地说:只有打倒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列强,中国才有出路!他的讲话,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610月,北伐军挺进湖南、湖北,直捣武汉三镇,形势大好。然而,四川军阀杨森部在这时奉吴佩孚密令,率领四个师从万县、宜昌侧击武汉,给北伐军造成左翼的严重威胁,从而使北伐战争形势骤然逆转。这时,四川军阀的向背成为北代军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慎重地予以解决。1015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了执、监委员和各省党部代表会议,共产党人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国民党左派人士提出迅速扼止杨森侧击武汉的问题,再一次提请共产党人负责这一工作。当时,冯玉祥也被困在陕西,难以施展。在联席会议上,冯部代表徐谦、刘哲、李鸣钟等又要求设法接应冯玉祥军队出陕,与北伐军在中原会师。于是吴玉章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和四川、陕西军事工作的需要,建议派刘伯承回四川筹划军事。与会者对此表示赞同。会议决定委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派他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推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抑止杨森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并准备接应冯玉祥部出陕,会师中原,配合北伐。

军委当时决定,努力争取所有地方军阀都反对北洋政府,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在具体策略上,是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易帜倒戈,配合北伐进军。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军委决定策动驻防顺庆和合川的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个旅和驻防在泸州的袁品文、皮光泽、陈兰亭三个旅,举行顺泸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这时,陈毅正由中共北方区委派回四川执行任务,也参加了顺泸起义的领导工作。当时的计划是: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三个旅首先发动起义,在川北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三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的部队,拉到川北会合,扩编为六个师、一个军。如果能在四川立足,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如果不能在四川立足,便拉到川陕边境,策应武汉,或北进西安,与冯玉祥军配合。

泸州驻军是北洋政府委任的四川省长兼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部的三个旅。陈毅同志来到,先把自己带去的工作人员分散到各旅了解情况。原来,袁品文旅是熊克武第二混成旅的老班底,这些官兵在刘伯承指挥下参加过民主革命,袁品文本人,早年是刘伯承部的一名连长,受革命思想的熏陶,表示拥护北伐,愿意参加国民革命。陈兰亭则出身绿林,不甘人下,他与驻扎在城里的李章甫矛盾很深。李是赖心辉的心腹,外号李牦牛,是泸州的一霸,他独占泸州每月八万元盐税,陈为此多次和他吵架。摸清了底细,起义的草图也就明晰起来:以袁品文部为起义的基本力量,联合陈兰亭部,除掉李章甫,并顺带解决他的部队。

陈毅同志正在抓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忽然接到地委通知,要他回重庆去参加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宗旨,是讨论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国民革命,支援北伐战争,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会上,杨闇公同志作政治报告后,由刘伯承作军事报告。

刘伯承同志在报告中,对四川军阀面临的困境作了分析: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使四川军阀成了瓮中之鳖。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刻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线而与破裂有痕之奉系联合,以免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持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就是非说,他们自然该革命;就利害说,他们尤其要革命。[16]陈毅非常赞同刘伯承同志的分析。

1926年末,顺泸起义先后爆发。顺庆起义被迫比预定计划提前,非常仓卒。刘伯承及我党派去的其他人员赶到时,各路军阀部队的反扑已经逼近。由于起义的是旧军队,还没有得到改造就遭到围攻,又没有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因此战斗力差,很快就遭到失败。只有一小部分跟着刘伯承到了开江县。紧接着顺庆之后,泸州起义也爆发了。按原定计划,泸州起义部队是要迅速开到川北去与顺庆起义部队会合的。但起义部队的将领都是些军阀,他们起义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现在因起义胜利才得到泸州这块肥肉,他们哪里肯放呢?为了争夺泸州城每月十万元的盐税,他们甚至发生内讧。陈毅也曾对他们反复解说,他们哪里肯听。陈毅见他们无望,就离开了。后来,刘伯承赶到泸州,对起义部队力加整顿。但川黔各个地方军阀,为了抢夺泸州这块要地,凡是能赶得上的,各人都派出一支军队把泸州包围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泸州起义很快失败了。

但顺泸起义爆发后,四川各派军阀头目,除刘存厚仍旧死抱住北洋军阀的“五色旗”不变外,都纷纷请求国民政府给予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投机易帜。另一方面,刘湘等军阀头目,视刘伯承所领导的顺泸起义军“为心腹之患,若不消灭,亦寝馈不安”。[17]基于上述原因,拥有20万大军的军阀头目们,不得不将其主要力量用于加强对自己部属的控制和扑灭起义军,暂时无力派兵东下援助吴佩孚、孙传芳,从而解除了北伐军所受到的侧翼威胁。所以,顺泸起义对保卫武汉革命政权,配合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之主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到合川从事士兵运动

19261226日陈毅动身到合川,当了邓锡侯第三师(师长陈书农)政治部的中校组织科长。这次合川之行是陈毅主动争取来的。杨森投入吴佩孚卵翼下之后,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派陈毅到达县田颂尧部胡翼旅任旅党代表,深受全旅官兵的欢迎。不久陈毅奉调回重庆,并得知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已组成,成员有杨闇公、朱德、刘伯承,杨闇公为书记,拟发动分驻泸州、合川、顺庆等地的八个旅举行武装起义,由刘伯承担任起义军总指挥,起义成功后北移顺庆,然后建立以顺庆为中心的川陕边根据地。刘伯承曾提议由陈毅担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然而由于各部队良莠不齐,驻顺庆、泸州的部队提前发难,驻泸州的三个旅贪恋“金泸州”的大量税收而不肯移师顺庆,使顺庆起义军势单力薄,难以御敌,刘伯承只得于12月初经合川赶往顺庆,以挽救危局。正是这时陈毅听到了合川第三师原宣传科长、中共川东负责人刘愿安介绍泸顺起义的情况,知道合川所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便向重庆地委提出,愿去第三师工作。他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陈毅到任之后,被任命为第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陈毅的足迹很快遍布全防工区,同三个旅的主官关系都不错,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就连以“歹毒”著称的矮胖旅长王学姜也称他“非池中物”,对他尊重有加。

合川城西南角上琉璃瓦黄屋顶的文庙,如今虽已敝旧破败,屋宇却高大敞亮,古色古香。现在这里成了第三师代管的军事教育团的驻地,常有三四百从该师和其他部队选调来的军官在这里集训。自从陈毅应邀来此讲课以后,他便经常接到邀请。他也总是随请随到,乐此不疲。

通过这一段的实践,陈毅同志深深感到:开展国民革命,必须扎扎实实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单是依靠旧军队的上层分子,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他说服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主任是陈书农兼,他不管事,由他的叔父陈梦云作主)召开部务会议,讨论怎样发动组织民众来响应国民革命的问题。元旦一过,陈梦云就召开部务会议,陈毅同志在会上大讲联合民众的重要性,他说:第三师的防地有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璧山五县,共300万人口,而三师充其量不过万把人,部队如果和五县民众真正联合起来,力量就强大多了。他以北伐的胜利进军作例子,强调指出:北伐军之所以能够所向无敌,就是因为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组织起民众,使武装部队和民众打成一片;而军阀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之所以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欺压民众,和民众对立。他建议做好两件事:一是办好《武力与民众》这个刊物,二是健全学生会和改组工会、农会、商会。

陈毅即为《武力与民众》撰写《复刊词》,并担任主要撰稿人,决定每十天出一期。陈书农开办了军事教育团,轮训连、排、班长,由陈毅每星期去讲两节政治课,讲国内外形势,讲国民革命和北伐的进展情况,也讲《唯物史观》、《社会进化论》、《政治概论》、《经济学概论》等专题。他讲得深入浅出,很受“学生“的欢迎。陈毅还兼做学生会和工、农、商三会的工作,有时也到其他县去工作和演讲。他很注意做发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工作,在军事教育团就发展了陈卓等七八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成立了党小组——这些同志回到各团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在1928年和1930年,他们曾先后组织过两次暴动,这是后话。

在合川从事士兵运动期间,陈毅同志抓住顺泸起义震动四川军阀,促使他们纷纷易帜自保的大好时机,向陈书农提出了“借路”的要求。关于这件事情,陈毅同志后来曾回忆说:刘伯承同志“回四川任军事特派员,我们一起策划了八个旅集中顺庆,计划创造革命根据地。刘伯承任总指挥,我任政治部主任。当时顾虑部队渡嘉陵江时,会遭到陈书农部一个旅的袭击,派我去争取陈书农中立。陈已满口答应。”[18]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在合川瑞山公园举行。主席台上挂有孙中山先生像、像上面横幅写着“孙中山先生精神不死”九个字,是陈毅手笔。陈毅在会上讲话中,赞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并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除军阀的重要性。陈毅的发言博得了不少掌声。《武力与民众》这个刊物,当天印得特别多,到会的人几乎每人都有一份。上面刊有陈毅写的文章。会上还发了许多传单,标语,以打倒帝国主义和除军阀为主,并散发铜、壁、大、武各县。像这样的群众大会,在合川是不多见的。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也达到了高潮。[19]

1927331日,重庆打枪坝群众集会,抗议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被军队惨杀200多人,打伤了700多人。第三师政治部代理师长王学姜(三师旅长)到政治部,请陈毅、范英士吃饭。陈毅、范英士婉转回避。在陈梦云的帮助下,二人从合川到了重庆。到重庆后,陈毅在友人的掩护下,化装登上了由重庆开往武汉的江轮。他抱着坚定的信念:“党的事业一定可以发展,革命一定走向胜利,坚决干到底”,[20]毅然奔向曲折、广阔的革命道路。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1] 陈毅:《给罗生特同志的信》,载《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60页。

[2]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聂元素、陈昊苏、周祖羲、郭桂兰编辑整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3] 王景山:《鲁迅名作鉴赏辞典》,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

[4] 刘伯承:《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5]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6] 《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号,192698日版。

[7] 《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1926920日),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253页。

[8]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9410页。

[9] 《中央政治通讯》,1926915日版。

[10] 《军事运动决议案》(19267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11] 《万县雪耻会宣言》(一九二六年九月),聂元素、陈昊苏、周祖羲、郭桂兰编辑整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12] 《万县案惹起川人对外决心》,北京《晨报》1926105日。

[13] 《中共中央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告民众书》(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页。

[14]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0页。

[15] 《军事运动决议案》(19267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158页。

[16] 刘伯承:《军事报告》(19261127日),载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17] 《民力日报》1927520日。

[18] 陈毅:《早年回忆》,聂元素、陈昊苏、周祖羲、郭桂兰编辑整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6页。

[19] 范英士遗作:《回忆陈毅同志在合川》,《合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1992年版,第5960页。

[20]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聂元素、陈昊苏、周祖羲、郭桂兰编辑整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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