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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万涛

2017-06-01 18:16:46来源:重庆党史网

 

中共黔江区委党史研究室

 

万涛(1904.01.201932秋),原名万诗楷,号铁民,化名王德,土家族,出生在冯家镇桂花村(今黔江区冯家街道桂花居委)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中共党员,湘鄂西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红三军政治委员,革命烈士。

万涛幼时求学于私塾,勤读诗书。19201923年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堂,成绩优异,国文尤为出色。19234月,与濯河坝三门滩(今黔江区濯水镇三门居委)冉启秀缔结良缘。新婚后三个月,便赴重庆求学,考入川东师范。他善演讲,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有组织力和号召力,时常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夸奖。此间,他阅读不少革命书报,深受马列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很快成为重庆学联负责人张锡畴的得力助手,为重庆的学运、青运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4年,万涛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经中共重庆地委创建人之一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去上海党的中央机关从事革命活动,曾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万涛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到湖北指导农民运动。当时,鄂西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农民起义失利,特委遭到破坏,各县党组织损失严重,敌人大肆“清乡”,一片白色恐怖。万涛潜入湖北后,与周逸群一道,首先在宜昌恢复鄂西特委,周逸群任特委书记,万涛任副书记,领导鄂西的革命斗争。万涛不顾个人安危,加紧清理、重建各县党的组织,深入发动群众,总结失败教训,针对不少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出现的悲观动摇情绪,提出“保守被动就等于失败”,“群众的革命斗争需要武装扶助”的主张,指导各县重新建立农民武装,展开以游击反“清乡”和抗捐抗债活动,使革命形势出现新的转机。1928年冬,在华容指导反“清乡”斗争中,万涛不幸被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与周逸群、段德昌等人继续领导鄂西的革命斗争。

19291月,贺龙领导的曾有3000余人、700余枪的工农革命军,在强敌压境和内部不断叛乱的双重忧患下,仅剩下91个人、72支枪,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万涛受周逸群的委托,于1929年春代表鄂西特委来到鹤峰山区,向贺龙传达了党的决议和中央的重要指示,介绍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建设和部队建设的光辉思想和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加强政治工作,会同贺龙完成了关系到湘鄂西红军生死攸关的走马坪、堰垭整编,从而使湘鄂西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3月,万涛在鄂西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鄂西特委副书记,并负责宣传工作,后兼任特委组织部长,成为周逸群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在游击战争实践中,万涛协助周逸群正确解决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游击队的自身建设以及游击战争的基本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在短时期内,江陵、石首、沔阳、监利等县交界的洪湖、白露湖的大片区域,形成工农武装割剧的形势,在河湖港汊交错的江汉平原上,初步形成一块初具规模的红色区域。同年,蒋桂战争爆发,鄂西敌力一度空虚,特委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扩大游击武装,实行农民武装割剧,进行土地革命。万涛深入鄂西的宜昌、当阳、秭归、恩施等地农村,指导恢复党的组织,扩大游击武装,打土豪分田地。19302月,万涛到红四军驻地鹤峰传达中央和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的指示和鄂西党的二次代表大会精神,提高部队政治思想觉悟。接着,担任红四军第二路党代表,率军几经艰难转战,他坚持原则,团结同志,收编覃甫臣的土著武装,使这支部队接受了党的领导,站稳了革命立场以后,很快地改变成为可以信赖的革命武装。当时由于邓中夏在湘鄂西执行李立三“左”倾路线,给红军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因周逸群、万涛的坚决抵制,通过深入发动群众,保卫根据地,建设根据地,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并以大量物资支援主力红军。尔后,中央把鄂西特委改建为湘鄂西特委,领导湘鄂边、鄂北、巴兴归、襄枣等根据地的革命斗争。19315月,周逸群在洞庭湖一带检查工作,遭敌伏击不幸牺牲。万涛化悲痛为力量,肩负重担,努力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支援红三军和红四军转战湘鄂边区,粉碎敌人的“围剿”。

万涛在湘鄂西血与火五年战斗中特别重视土地革命,认为这是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关键问题。在对湘鄂西的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进行认真观察分析后,主张正确而严格的划分地主、富农的成分,争取富农倾向革命,认为土地革命的对象应该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土豪劣绅,农运的重心应放在贫雇农身上。于是,在鄂西第二次党代会上,万涛主持起草《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的基础。”这些政策的正确贯彻落实,对于推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起着重要作用。

19316月,湘鄂西临时省委成立,万涛当选为省委常委,先后兼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8月,洪湖发生严重水灾,洪湖苏区除华容、东山等少数地方外,监利、沔阳、石首、江陵、汉川等地发生严重水灾。加之国民党调集大军对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根据地人民面临异常严峻的考验。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省委决定由万涛等人带领九师开展游击活动,迎接红三军主力回洪湖。819,九师在万涛、段德昌的率领下一举攻占沙洋。928,九师与贺龙、邓中夏率领的红三军七、八师(此时红二军团已整编为红三军)主力在荆门刘猴集会师,极大地支援了根据地人民抗水灾和反“围剿”斗争。当晚,万涛召开红三军前委会,决定红三军开回洪湖苏区,全军政治情绪大为增高。万涛还将缴获的武器充实九师二十五、二十六团,同时新组建二十七团。九师出击初战告捷,接着万涛率九师转战鄂北,与该地红军二十六师沟通联系,调部分干部和枪械充实二十六师,帮助其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大力发展鄂北的革命力量。

不久,红三军与九师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清算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会上万涛传达中央和湘鄂西分局的指示,撤销邓中夏政委职务,改组红三军前委,万涛任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红三军经过整顿决定重新回到洪湖坚持武装斗争。79月间,万涛以鄂西巡视员身份,爬涉于崇山峻岭,辗转在河湖港汉,足迹遍布监利、沔阳、鹤峰、桑植等30余县,并向中央写下三个巡视报告,系统地汇报各地政治、军事、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情况,从中阐述他对鄂西的现状及未来的见解,这不仅直接指导了当时鄂西的革命斗争,而且也丰富了壮丽磅礴的中国革命史理论。

102,贺龙、万涛率红三军攻占钟祥,歼敌一部,留枪150支组建钟祥游击队,复攻占张截港,打通与洪湖的通道,接着攻占当时湖北的第二大集镇——岳口,带着大批物资,于108全部返回苏区驻扎潜江。

与此同时,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夏曦来到洪湖根据地,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团主席,他一到任,夏曦就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发出了《湘鄂西军委会对第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段德昌率红九师攻占沙洋后去接应红三军主力,是违反军委决议,抛弃主要任务,执行次要任务;而且把九师的行动,以及红三军南下时把政治部和教导团留在房县的安排,指责为红三军的领导人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根本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实质的具体表现”。批评万涛“还没有懂得国际路线和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明令撤消红三军各师部,只设三个团,彭之玉担任红三军前委书记,但又未撤消万涛红三军政委职务。对这个训令,红三军广大指战员忿忿不平,认为夏曦争功诿过,专横霸道,不仅不尊重事实,甚至连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要了,湘鄂西革命省军事主席团一共三位成员,万涛和贺龙都随红三军到前方行动,夏曦怎么可以一个人在后方以三人的名义发训令?更何况江南失守时,万涛已随军到了襄北,怎么在家的不负责,反而要远征之旅负责呢?

1015,夏曦强行召开湘鄂西省委会议,并以省委名义“公开明令撤消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荫同志予以警告。”

在夏曦的威压面前,万涛毫不屈服,在1011日的省委会议和19日在潜江召开的省委谈话会上都同夏曦激烈争论。万涛和段德昌质问夏曦:“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们的事?部队可以调动,你为什么不调动?从周老嘴到刘猴集共是300里,其中180里是水路,刘猴集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的吗?你谈话在前,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呢?”夏曦无言以对。

在省委会上,万涛“向省委常委会汇报九师出发的经过,常委会听了万涛同志的汇报后,认为万涛同志没有错误,也没有违反军委主席团的命令,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省委常委会就作出决定:万涛同志调回省委当宣传部长,省委表示欢迎,但是不同意作为受处分而调动。万涛同志没什么错误,不应受处分”。

101825日,万涛两次就九师行动问题向省委和中央书面报告,陈述事实真相,驳斥夏曦的蛮横无理,表达了多数同志对夏曦错误的不满。

1029,由于万涛、段德昌等人的坚决斗争,省委被迫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决议》说,对九师出击的行动,省委“自己该负主要责任,而把一切错误归于九师负责同志和万涛同志身上,同时不去考虑事实,随意凭空提出许多非事实的批评,这是省委的机关工作方式的表现。当时撤消万涛同志政委职权是不正确的。后省委会议认为万涛不应撤职,是调至后方工作。在军事紧张时期,轻易调动军事上主要负责同志,处置也是不慎重的。”“组织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更是不正确的,这是破坏了红军政委制度,这是儿戏的处理军事,同时决定九师同志的处罚,又不当面宣布,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

另一方面,决议又表现出调和折衷,指责九师行动延迟了天门、潜江苏区的开辟,“省委决定,万涛同志另给予警告,德昌、培荫同志同样给予警告,并要三同志对此处罚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接受”。

1120,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鉴于红二军团远征后苏区遭受敌人摧残的痛苦经历,针对夏曦在评价红九师北上、江南失守及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等问题上的错误,一致赞同万涛的政治报告,以省委名义向中央报送《反对夏曦在中央分局及军队的领导路线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夏曦同志在红军中一般干部均不满,当然,对夏曦同志的信仰也很低,请中央迅速解决这一问题”,“派人来建立和加强对湘鄂西党的领导”。

对红九师行动和红三军向襄北发展问题引起的意见分岐和激烈争论,万涛、段德昌与夏曦分别代表两个阵营各不相让,万、段是多数派、实力派,夏虽是少数派,却是掌权派,争论结果难分上下。中央分局和省委只得于1120日派中央分局及省委委员宋盘铭赴中央汇报,希望有一个明确的中央意见平息争论。宋于12月中旬带着中央指示回到苏区。中央指示批评了夏曦在处理九师等问题上的一些具体错误,也不同意撤销红三军各师部,但总的方面却极力支持夏曦,认为夏曦执行的是正确的国际路线。

万涛、段德昌仍不屈服于中央结论,要求再派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尉士筠赴中央客观反映长达三个月争论的问题。12月中旬,尉士筠出发。夏曦由于一系列错误失去人心,不得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让步,承认了一些错误。

1932122,在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上,夏曦作了长达六小时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报告。在两天的讨论中,万涛和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人对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多的工作,尤其是红九师北上出击、江南失守以及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等责任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据贺龙回忆,到会的127名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70多人向夏曦提出一系列问题,都是大问题”,如土改侵犯中农利益,地主杀全家,富农赶出苏区,军队改编,处分整个红军,打新口时遣散伤病员及地方干部等等,夏曦处境孤立,坐在台上面如土色。

面对多数代表的指责,夏曦夫妇搬出书本侃侃而谈什么是马列主义,同是留苏归来的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和省委宣传部干部庄东晓夫妇与之针锋相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25,尉士筠陪同新的中央代表参加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会。尉士筠因受王明中央施压转变立场,先作了一个“影响很坏”的讲话,明确表示反对万涛。接着中央代表作了很有份量的讲话,把以万涛、段德昌、潘家辰为首的广大干部对夏曦的批评,一概定性为“反国际、反中央正确路线”,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

突如其来的变故,多数人懵了,潘家辰当场晕倒。在高压之下,会风陡然急转直下。大多数同志慑于中央结论沉默不语,少数人转向反对和批判万涛和潘家辰、庄东晓夫妇。大会被迫接受了夏曦的政治报告和结论,肯定了中央分局成立后的“真正国际路线转变”,指责万涛、潘家辰“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争”。并宣读了“以万涛、潘家辰为首的小宗派反党活动是反中央的,反国际路线的阴谋活动,应予严肃处理”的决定。

1932年初,王明中央下达了《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随后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所谓“肃反经验”传到湘鄂西苏区,夏曦乘势亲自部署肃反,印发了《反改组派宣传大纲》大造舆论。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团体斗争决定》云,“反革命加紧活动最明显的是去年省委扩大会”上,反革命派别“向国际路线的中央分局进攻”,“有一部分的老党员、老干部变成了反革命派的中坚”,明确发出对万涛、潘家辰等人彻底清算置于死地的信号。5月初,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对湘鄂西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在这紧急关头,夏曦反而认为“内部肃反是消灭敌人‘围剿’的先决条件”,把肃反当作“最紧迫、最突出”的中心工作。

于是,肃反的方法、步骤、对象都按夏曦的设想加速推进。

这年5月,襄北天汉县抓获敌军营长张锡侯,经过诱供和酷刑,张交待准备518日在苏区举行暴动。夏曦立马将这子虚乌有的暴动与万涛挂勾。78日,夏给中央的报告这样叙述:“改(组)派当时满以为在省代表大会中,就可以改组省委取消党的领导权,及至四次代表大会在中央指示之下,克服了反中央分局的机会主义,严厉地打击了潘家辰、万涛的反党企图,改(组)派计划不成,他们即转变计划组织暴动,因此有518日天汉暴动之计划。”

在夏曦的直接指挥下,顶着反第四次“围剿”的炮火硝烟,湘鄂西苏区“肃反”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夏曦首先更换了对肃反不积极的政治保卫局长、革命军事法庭庭长彭国材,让亲信朱勉之、马武、江奇执掌肃反的生死大权。继而在炮火硝烟中“火线肃反”,大肆抓捕党政军各级干部,然后用问供、诱供、指供、严供等方式,最后竟采取栽赃等卑劣手段为万涛罗织了近乎天方夜谭的罪名。19321219日《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称:周逸群根本没有牺牲,而是假死、诈死,“坚决将反革命之领导责任交给万涛,而本人以假死为名,脱离苏区到白军中,帮助‘围剿’苏区和红军;另方面勾结内部反革命与国民党反动机关的关系。周逸群出白区后,(与万涛)有三次主要的通讯,第一次则为‘余已同李觉(何健部下的师长)面语,当求他作为保证,伊已允许,当不许即可活动,你们在内部要耐心,主要设法赶走夏曦,假如不可能时,我们另有办法。’第二则为‘我会过蒋校长,具体事情不久可就。’第三次则为‘已随徐源泉部,我们一切更有办法’等语。”

在弥天大谎面前,万涛、柳直荀等大批创建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干部被投入牢笼。抓万涛的时候非常残忍,把万涛的四肢都钉起来,趁他昏迷,让人伪造周逸群投降白军后写的假信,放在他衣袋里,等他苏醒后掏出来对质。夏曦等人为万涛捏造了一系列罪名:改组派、第三党、AB团、托派、罗章龙右派的联合省委书记,与柳直荀、潘家辰组织了中央办事处,反革命高等坐探……面对严刑和非人折磨,万涛威武不屈,拒不承认夏曦捏造的不实之词。

1932年秋,在敌人第四次“围剿”大举进攻洪湖苏区大本营瞿家湾的隆隆炮声中,夏曦大开杀戒,将万多名所谓的反革命改组派枪杀、刀劈,或一群群赶进洪湖,或捆上四肢装入麻袋抛进洪湖。万涛也未能幸免于难,被错杀于洪湖根据地瞿家湾青龙坑,时年28岁。

195712月,国务院拟定的《湘鄂西革命烈士纪念碑文》中列上万涛的英名。1984930,民政部颁发《万涛革命烈士证明书》,万涛的革命功绩得到肯定,数十载沉冤,终于昭雪。

20世纪90年代,黔江地区行署在西沙桥河滨公园塑起万涛烈士像。2004年为纪念万涛烈士诞辰100周年,重庆市和黔江区政府对万涛烈士故居进行维修,在故居内建起《万涛烈士陈列馆》。200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70周年之际,在故居内修建了红花冈石的万涛烈士雕像。万涛故居现已成为重庆市市级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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