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云平

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的100年对中国来说，是屈辱的100年，是抗争的100年，同时也是获得新生的100年。生于1872年的张澜则见证了这100年中国的变化，而他也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智慧的民主斗士，在民主之树开花结果之后与世长辞。他的一生，饱受反动派摧残却又愈挫愈奋，他的不屈斗志和始终如一的民主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一、热血澎湃的青少年时期

1872年，张澜出生于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南充和西充两县交界处——中和乡张光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地划归西充县莲池乡）。他自幼勤奋向学，耕读不辍，后考中秀才，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第二年又被选送至日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1904年卒业归国。1905年，张澜受聘于顺庆府[1]官立中学堂，任教务长。由于其办学方针与学堂监督（即校长）相左，不得不辞职。1906年春，张澜赴成都担任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后因“六君子事件”[2]被迫返回南充。1907年，张澜在南充创办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和端明女塾（1909年改名端明女学），同时兼任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监督。在张澜任学堂监督期间，官立中学堂学风淳正，他常勉励学生奋发有为，救国济民。并且在他所讲的“修身”课中，他以大量的成语警句阐述自强不息的道理。正是在张澜的努力下，学堂声明远播，引来了许多少年俊彦前来求学。朱德就是在这一时期赴顺庆学堂求学，并与张澜结下了师生情谊。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组织召开股东代表临时大会，南充股东代表张澜因正直敢言，不畏权势在会上被推举为股东代表临时大会副会长。保路运动中，张澜领导股东代表临时大会与保路同志会互相呼应声援，同当时的川省总督赵尔丰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无计可施的赵尔丰，恼羞成怒之下逮捕张澜等人，被捕之时，张澜被大刀临颈，长枪抵胸犹镇定自如，独与赵尔丰抗辩，驳得赵氏理屈词穷。张澜等人被捕后，成都民众纷纷到督署请愿，却被赵尔丰血腥镇压。赵尔丰此举，激起了四川人民更为激烈的反抗。各地保路同志会纷纷武装起来奔赴成都支援，“汇集到成都城郊的武装群众多达十余万人”[3]。重庆保路同志会更是拦截即将入川的端方大军，“要以三事：一、请申川民冤抑；二、罢入川军队；三、释蒲罗诸人”[4]。但为端方所拒。不久端方即在入川途中被兵变士兵杀死，同时，由于鄂军入川，湖北兵力空虚，为革命军10月10日发动起义创造了条件。坐困孤城的赵尔丰见救援无望，清政府又江河日下，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只得将张澜等人释放。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但由于兵权掌握在赵尔丰旧部朱庆澜手中，酿成兵变。幸有同盟会员尹昌衡率兵镇压，军政府得保无恙。尹听张澜言，公审赵尔丰，将其大辟。赵尔丰伏诛，是四川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大胜利，使四川军政府的地位更加巩固。而在这场革命运动后，张澜开始活跃在中国人民求索民主的大道上。

二、办教育、兴民主的尝试

1913年3月，张澜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赴京参加国会。张澜在京期间，目睹袁世凯政府践踏国会、亵渎民主的情形后愤而离京。1915年12月25日袁世凯称帝，同一天蔡锷、唐继尧通电讨袁，护国战争爆发。此时，张澜在川北联络罗纶等人积极活动，响应护国运动。驻防顺庆的钟体道部就是被张澜策反，成立川北“护国军”司令部，发表通电讨伐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袁氏黯然退位。为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张澜致书四川督军陈宧促其上书请袁世凯辞大总统位，还天下共和。时势所迫之下，陈宧听从张澜劝告，于1916年5月22日宣告四川独立，恢复共和。

1917年秋，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长，但由于这一时期军阀内讧，混战不断，政令不通，张澜不得不离职赴北京述职。在京期间，张澜以四川省长的名义致力于服务桑梓的活动。1919年三四月间，国内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为满足四川学子向学的热情，张澜以省长的名义，商请交通部用川汉铁路股款利息资助川省学生赴法留学。后来的共和国元帅陈毅当时就是靠这一资助得以赴法留学的。另外，张澜特别关注当时的新思想新文化。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后，社会主义成为当时人们讨论的一大热点。张澜也很关注这一思想，经常找这方面的书籍研究。1920年8月22日，张澜生母王夫人在南充逝世，张澜回家奔丧，结束了他旅居北京的生活。

返乡后不久，张澜即被北京政府除去四川省长之职。离开了四川政界的权力中心后，张澜以极大地热情和声望为四川人民的福祉奔走呼号。当时四川战乱频仍，局势“仍然为破碎乖离之割据”，张澜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四川军人号令不一，野心过大而又势力单薄。往往会为了谋川省大权而“结援于北京政府某要人以图自固”，这就会造成“一朝大局变动，则川省必受其影响”。因此根本解决之道须得“四川为独立自治省，废督裁兵，实行民治是也。盖四川为独立的自治省……不致牵连受祸。废督军，则内争之目标失。裁兵，则民困可以渐苏。实行民治，则地方实业既可发展，尤不受全国政治革命影响而复起变乱。”[5]实行民治，是张澜找到的解决四川当时乱局的一种途径，1921到1926年间的南充自治就是对这一途径的一次实践。然而，军阀统治下的四川，不推翻军阀统治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治。1926年12月军阀罗泽州借镇压顺庆起义之机将自治成果践踏。

1926年4月张澜应四川省政府之聘出任成都大学校长。当时成大初立，教师资源短缺，张澜提出了“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6]的口号，为成大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张澜秉持兼收并蓄、民主、自由的的方针办学，使成大成为了一所思想活跃、学术自由的大学。可是，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白色恐怖逐渐笼罩四川，尤其是1928年至1929年间，蒋介石力主推行的党化教育渗透入大学校园。党化教育的强势推进，严重破坏了张澜所主张的民主教育，使得他通过教育在四川传播自由、民主精神的做法被迫中止。由于不认同国民党法西斯式的党化教育，张澜的工作处处受到掣肘、破坏。不得已之下，张澜于1930年暑期离开成都大学。后来，成大合并入川大，张澜顺势辞去成大校长之职。

三、从民主救国到民主建国

（一）一波三折的民主救国路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将其势力触角伸到四川，开始对四川地方势力进行分化瓦解。对于蒋介石打着“攘外必先安内” 的旗号削弱中国国防力量的行为，张澜深为不满。他劝说四川军政要员不要被蒋介石利用，应该迎红军入川，御蒋介石势力于夔门之外。张澜的这一主张意在保存中国的国防力量，为将要开始的全民族抗战积蓄力量。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些四川军人的响应，像与川陕根据地红军有正面接触的田颂尧，就接受了张澜的主张，与红军避免冲突，使红军有时间巩固川北根据地。[7]但是也有军阀反对，甚至一些军阀为了一己私恨欲谋害张澜。驻防南充的军阀杨森，就欲以张澜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为借口谋害他。不得已，张澜在亲友的多次敦促下，于1933年赴重庆暂避。同年三月，张澜在好友鲜英的建议下出川考察。张澜此行从重庆出发，沿长江行进，经武汉、九江、南京、上海，然后南下赴广东、香港、广西。张澜行走大半个中国，对当时的国内形势有了了解，而且还会晤了一大批爱国志士，像沈钧儒、章伯钧、蒋光鼐、蔡廷锴、史量才、张东荪、胡汉民等人。这不仅为张澜后来进行的抗日反蒋活动作了准备，也为民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4年8月张澜结束考察返回南充，第二年初，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这是蒋在军队入川计划失败后制订的又一图川计划。蒋介石的这一图谋，为张澜所看破。早前在外考察期间，张澜就认识到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的统治无所谓“国”，无所谓“民”，谈不上“政”，只有几座洋房子而已，[8]把四川交到蒋介石等人手中，恐怕比川军为害更甚。同时，张澜也看到将来四川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他实在不放心把四川交到一个“消极抗日，积极内战”的人手中。因此张澜一方面与中共联合，促成中共与当时四川的军政长官刘湘建立联系；另一方面针对蒋介石的图谋提出“川人治川”的方针，号召川人团结起来，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图川阴谋。

对于日本侵略，张澜也极为关切，他根据中国的国情在1936年12月写成《抗日救亡之壮丁训练及外交联合问题》一文。文中指出，对于日本不能畏惧，苟且求安，如此“不独东北四省坐视沦亡，冀察疆土亦听任残缺”，应该有“舍举国一致奋勇，决心与日本作战”的勇气。同时还指出，应该充分发挥我国地广人众的优势，“作全民武装之防卫战争”，而且还应该“审察友敌以得援而自固”，内外并举，积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9]张澜对中日战争所秉持的态度是他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原因所在。张澜反蒋，是反蒋介石政府罔顾民族危亡，一心内战的政策。在“西安事变”之后，国共达成和解，共同抗日，张澜对蒋介石的态度才有了重大变化，此后他更是呼吁各方团结在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国民政府之下，共同抗战，团结一致，凝成抗战合力。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应全国人民的要求成立战时抗日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张澜欣然应邀成为参政员。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第一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这一时期，中日战争进入对峙状态，日军也放缓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逼；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不使日德法西斯结为同盟，实施“远东慕尼黑阴谋”，加紧对国民政府劝降；蒋介石不满中共力量的壮大，企图遏制中共。一时之间国民政府内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思想大行其道，更有甚者，抗日悲观论、投降主义情绪也在国民党内蔓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岌岌可危。睹此危局，张澜以参政会召开为契机，联合多名参政员对国民党内的投降思想进行了批判，打击了悲观投降等情绪，坚定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叛国投敌。得知汪逆叛国的消息后，1939年1月4日，张澜联合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在《新蜀报》上发表《讨汪通电》，披露汪精卫投降卖国、破坏团结的真面目，“惟愿吾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坚定意志，在领袖指导之下，同心戮力，不断地求进，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拥护政府、拥护领袖对敌抗战”。[10]通电一经刊出，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对分裂投降的批判运动。1939年9月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即将召开之际，张澜发表谈话，指出：“汪逆本身已经是臭得令人作呕了”，没必要再去谈他，我们应该着意两件事：“第一，要展开反对妥协投降的谬论，要和受了汪逆影响的分子，作思想上的斗争；第二，我们还要同汪逆作政治上的斗争，要用国内的政治改进，来粉碎汪逆造谣离间的政治欺骗。”[11]张澜的这次谈话将反对分裂投降的运动推向了更深层次，不只是对汪逆进行批判，而且还要和受到汪逆投降思想影响的人作思想斗争和汪逆集团作政治斗争。9月9日参政会开幕，中共提出中国政治方面第一任务是“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扩大反汪运动，肃清抗战营垒中的暗藏汪系余孽及一切妥协投降分子”，张澜对中共的主张极表支持，在中共和张澜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的议案，[12]沉重打击了统一战线内部投降派的气焰。

在重庆参会期间，张澜不仅反对国民政府内部的卖国投降行为，而且还严厉谴责蒋介石制造的反共事件，同中共一道和蒋介石作坚决的斗争。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反共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张澜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质询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子要反她？恨她？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如真要抗日，就不能反共啊！”[13]但是，张澜的拳拳苦心却不能制止国民党蒋介石的疯狂。1939年8月8日，董必武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向张澜等人介绍了“平江惨案”[14]经过，张澜得闻后极为愤慨，立即邀请当时在重庆的爱国民主人士在“特园”举行报告会，由董必武作报告，将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公诸于众。1941年1月7日，国民党进一步实施反共计划，制造了“皖南事变”。张澜闻讯后悲痛欲绝，一方面联合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协助中共揭露事情真相，谴责国民党蒋介石自毁长城的行为；另一方面张澜也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抗战进入关键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绝对不能被分裂破坏，否则就将成为国家之大不幸，因此张澜在国共两党间奔走呼号，积极调解国共两党矛盾，呼吁两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而在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过程中，张澜所代表的民主爱国人士和中共互相配合，不仅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定，而且还结下了彼此共同信任的深厚情谊。

（二）建立中国民主同盟

早在得知“平江惨案”真相时，张澜就觉得很有必要联合更多爱国民主志士为促进团结抗战而共同奋斗。经过充分准备之后，1939年11月23日，张澜和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左舜生等人在重庆共同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是：“促进团结，共同抗日，实施宪政”。同志会的成立极大增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皖南事变”后，张澜等爱国民主人士眼见国共两党摩擦越来越严重，而自身对此却无能为力，因此张澜等觉得很有必要在国共两党外成立第三党派，以调解、制衡国共两党，促进团结抗日。因此，1941年2月，张澜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与到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建之中。3月12日至14日，他应邀参加商讨民主政团同盟《政纲》等会议，并讨论解决国共问题。会上选举黄炎培为主席，但由于蒋介石不允许中国有新的民主力量出现，因此通过国民参政会令黄炎培赴南洋劝募公债，黄不得不辞职。后张君劢被推为主席，但因国民党的破坏，张不得不远走云南。眼见酝酿多日的民主政团同盟即将难产而死，张澜挺身而出接任主席。在张澜的主持下，民主政团同盟删去了影射中共暴力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纲领，形成了“十大政治纲领”。3月19日，张澜在“特园”出席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大会通过《简章》，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敬告政府及国人书》。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及《十大政治纲领》在香港《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同时，张澜以民主政团同盟主席身份和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等一道邀请国、共代表与部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重庆举行茶会，正式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并就有关民主政治问题和有关各方交换了意见。这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首次以组织名义召集活动，以既成事实确定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和存在。这表明在张澜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民主政团同盟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将同盟扼杀于萌芽中的企图，而且茁壮成长起来。正如中国共产党在12月28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所评价的那样，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使中国民主运动又添一支生力军。为了适应民主运动形势的发展，满足更多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参与到民主运动中来的要求，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取消组织名称中“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此次会议上，张澜依然当选为民盟主席。[15]民主政团盟取消了“政团”二字，打破了会员吸收的资格限制，可以广泛吸收无党派人士入盟，标志着同盟不再是一个政团的联合体，而是一个由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政治派别。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对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有益，正是由于民主力量的壮大才迫使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不敢轻易发动内战，同时也为解放战争时期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

随着民盟的壮大，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了对民盟的打击和迫害，他们的御用宣传工具拿民盟主张“取消一党专政的党治、公开政权”做文章，诋毁民盟受共产党利用，甚至一些人还骂民盟为“共产党的尾巴”[16]，对此张澜进行了反驳：“民主同盟是否受共产党利用，自有事实证明。试问三民主义是不是进步的十足的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即是实行主权在民的民治，当然要取消党治，公开政权。所可惜者，三民主义未见实行，而使民主同盟起而要求，并让共产党得而利用，这是国民党人应该自己反省的。”[17]

（三）抗战建国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张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中日对比，“我国军队之劲练，器械之精利，咸不如人，然则何所恃而可操胜利之左券乎：一曰我国人众，宜作全民武装之防卫战争，以数量之长补质量之短……”；“在战略上，日本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应抗战到底。”[18]张澜主张在对日战争中应以我之长对彼之短，和日本打持久战。打持久战就必须要有广阔的战略空间和稳固的大后方，因此张澜在全民族抗战开始之后就一直致力于稳固大后方和建设大后方的工作。

“早在抗战前夕，刘湘就曾向张澜请教：‘一旦日寇发动侵略，川军将何以处之？’张澜劝刘湘‘作爱国将军，民族英雄，坚持抗日，救国救民’。”[19]正是在张澜的影响下，刘湘更加坚定了出川抗日的决心。1937年7月9日，刘湘即电呈蒋介石，请求出兵抗战。最终在张澜和刘湘的努力下，川军得以在战争爆发后的短时间内即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家为民族尽军人之天职。9月5日，四川各界在成都举行欢送出川抗战将士大会，张澜在会上致辞，他不仅分析了我方对敌的优势所在，还强调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战争是不同于以往的内斗，现在是在为国家、为父老乡亲，其中意义非凡，并表示“吾川目前之抗敌空气，极为浓厚，战斗力既强，精神力量亦大。”[20]并敬告川军各将领要“与士卒共甘苦，长官与兵士生活打成一片”，如此方能使“抗战力量更能团结巩固”。[21]11月9日，刘湘亲率川军主力出川迎敌。然而刘湘因战事不利，忧急交加，于1938年1月29日病殁于汉口。消息传来，张澜悲愤交加，感叹“大星遽陨，江汉流悲”。[22]

刘湘去世后，由于四川军政一时群龙无首，蒋介石想趁此机会安插亲信张群入川担任四川省主席，但为刘湘手下反对，一时间围绕四川省主席一职蒋介石和四川地方势力间展开了近三个月的拉锯战。由于川省政府主席虚悬，致使川省局势动荡、人心不安，官吏也敷衍塞责。张澜清醒的认识到四川局势不稳很有可能造成抗日局势极大地震荡。为此张澜“催促中央确定省主席之为何人，早日来川主持，政局一定”，川省局势自然安定，四川安定，后方即稳固。而由于四川位置特殊，情势复杂，因此张澜希望“任省主席的人，必须与中央有深切关系，而又是在中央有力量的人”。对于干扰四川局势的军人，张澜则劝他们“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只有从速出师抗战，立功于国家，才是川中军人的光荣”。[23]最终，各方达成妥协，蒋介石撤销对张群的任命，改由川军王瓒绪代理四川省主席，1938年8月1日，行政院议决王瓒绪为四川省主席。

在稳定川省政局的同时，张澜也十分关心大后方建设，积极为建设大后方出力划策。1939年初张澜赴重庆参加一届三次参政会，积极奔走于各参政员之间，唤起他们对建设四川后方的注意。2月12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开幕，会上张澜向大会提交《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该案指出后方政治呈现的堕废之象皆由政不得人，“欲救此失，则各级负政治责任之人急需选任贤能，俾以绝大之实心与努力，以改进后方之政治，必后方之政治确臻良好，方能兴起人力，发展财力，增加物力，以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24]正是张澜在重庆的多方奔走，才使得在此次参政会结束后成立了由蒋介石任议长的“川康建设期成会”。张澜在此次会议上被选为驻会委员，但他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亲自带领视察团视察川北，历时两个多月，行程达千余里。此行张澜作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并且沿途还积极宣讲“抗战建国”，动员民众投身其中。张澜的这次视察对地方政府和民众给予以莫大的鼓舞，同时搜集了许多切实、丰富的资料。川康建设期成会根据各视察团提交的报告制定了川康建设方案，并在一届四次参政会上由议长蒋介石提交参政会讨论，获得一致通过，交政府切实实行。张澜称此方案是“川康的新生命”。

大后方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是张澜所竭力呼号的，1939年9月9日年一届四次参政会在重庆开幕，会前张澜对此次会议发表了看法。关于发动民众运动为抗战增添力量一事，张澜明确指出“只有解决民主问题，人民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才能巩固团结，才能形成无比巨大的反对日寇的力量，置敌寇于死地。[25]因此在此次参政会上张澜极力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在各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题为《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这个议案的通过是当时国内民主力量对反对民主势力的一个胜利。9月18日，议长蒋介石成立19人的宪政期成会，张澜名列其中。这次会后，张澜充分发挥他期成会成员的作用，在重庆、成都等地进行广泛的民主宪政宣传，积极投身于民主宪政的活动之中。10月19日，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张澜认为此举极为不妥，有违民主宪政精神，因此特撰写《建设川省，川人应有之责任》一文，号召四川人民奋发起来、团结起来，“共同负此建设责任”。在这篇文章中，张澜多次用到“自力奋斗（2次）”“奋发起来（3次）”“结合起来（3次）”等词语，是希望四川人要勇敢的承担起建设四川的重任，支持国家，协助政府。这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四川人民积极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四川人民要自立自为，警惕蒋介石的独裁。1940年3月28日，蒋介石邀请张澜、黄炎培、李璜、左舜生诸人，座谈宪政、川政等问题。张澜感慨于国民党破坏民主、消极抗日、破坏国共合作等问题，规劝蒋介石政府接受各方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建议，早日实行抗战建国大业。并且直言蒋介石兼任川省主席不合体制。然而对于张澜等人的劝诫，蒋介石只是表面上应承，背地里仍然继续其一党独裁统治。

对于蒋介石表面一套，背地又一套的行为，张澜深刻的认识到不在全中国实行宪政，就没有团结抗战和民主建国。因此1941年11月18日，二届二次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张澜在此次会议上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内容主要是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图督促政府实行民主，团结抗战。这份提案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黄炎培等23人的联署。这份提案中关于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内容深深的触怒了蒋介石，蒋看完提案后甚至拍案怒斥张澜等人：“把我当成宣统了”。张澜对此毫不让步，并提出抗议，可是蒋介石一意阻挠，这份提案最终未能提交参政会讨论。虽然张澜的提案未被提交讨论，但是这份提案却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的第一份表达主张的提案，不仅提案的内容深为时人所称道，而且张澜等同盟的领导人凛凛铁骨也折服了许多人，无形之中扩大了民主政团同盟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为当时的国人所接受。这就为政团同盟以后公开开展民主活动提供了方便，为同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三大党奠定了基础。为了抗议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张澜一方面将他的提案油印成册分发给各参政员，另一方面拒绝再出席参政会。虽然张澜被选为第三届参政会驻会参政员，但是张澜仍拒绝出席。

1943年3月3日，蒋介石所著之《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5月即调集40余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内战一触即发。在此危急关头，张澜紧急致函蒋介石，以第三党的中立身份为蒋介石分析党争之害，指出近年来虽然国际战事形势日趋好转，但是国内政治情形反而“忧危未已”，未有好转。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才未能集中也，民意未能伸展也，党争未能消弭也”，而其关键就在于不民主。“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各有主义，各有区域，各有军队······如非认真而且彻底做到政治民主，使军队国家化，专用之于国防，则此问题将无法解决。”“如或昧于大势，迁延不决，徒貌民主之名，而不践民主之实”，必会“内不见信于国人，外不见重于盟邦，则国家前途，必更有陷于不幸之境者。”[26]由于外敌未去，胜利尚难预期，国内反内战舆论的强大压力，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此时发动内战，最终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以张澜为代表的团结进步力量消弭。而且在这次反共高潮被打压下去之后，蒋介石面对全国人民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呼声，不得不作出反应，决定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

1943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12周年纪念日，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揭露国民党颠倒历史和“实施宪政”的骗局。本文分五章，包括：“近代民主政治的消长、什么叫民主政治、什么叫党治、训政与宪政、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张澜全文在“真正”和“从速”上作文章，以对比国民党的虚假民主和拖沓，蒋介石观此文后气急败坏，警告张澜不要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并将此书列为禁书。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真理永远是挡不住的，1944年2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的评论文章，详细分析了张澜的文章。张澜的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地政治影响，使民主宪政思想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传播，张澜为民主而无畏奋斗的斗士精神，赢得了人民的理解和尊重，激励着爱国民主人士为民主建国而不懈奋斗。在这篇文章中，张澜对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和批判，“党既以国家为其一党之私，独裁者更以党与国家为其一人之私。党治行，民治亡，殆为必然结果”“大凡要实行独裁，必先由他的党徒，把他的智识和才能，言语和行动，崇奉成惟一不可企及，尤其不可侵犯之人，独裁者习而安之，亦以为唯我独尊，唯我独智，”长此以往，“言莫之违，阙莫之补，形同孤立，无法洞悉国事民情之利弊原委。”这就势必会造成政治腐败，独裁者成为举国唾弃的独夫民贼。同时，张澜还指出当前“我们中国应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如此方能“激发全国人民自作主人共同利害的责任心爱国心与同仇敌忾心，要能够加强国人的抗战情绪，才可望迅速确实地把握着胜利。”[27]为了能够在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1944年2月张澜和邵从恩等联合组织了“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张澜被推为主席，他指出该会“以研究宪草、促进宪政、倡导民权、实现民主为宗旨”[28]，并对《五五宪草》提出批评意见。6月，在张澜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表了《对于国事之十项主张》，着重强调必须立即实现民主的问题。对于实现民主的问题，张澜认为“用磕头的方法，无论如何是磕不出民主来的。同时，民主不是少数人包办得了的”[29]，这些精辟言论反映了张澜对于民主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以及追求民主的坚定决心。这次谈话不久，张澜即赴重庆参加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此次会上张澜批评了国民党对于宪政的应付态度，并且明确表示当前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是国家人民之福。”[30]

（四）坎坷的民主建国路

1945年，国际战争形势发生剧变，德国法西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孤立无援，失败是迟早的事情。同年7月4日，张澜抵达重庆，他说当前中国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争取最后的胜利，二是民主建国。他将带领民盟为实现这两大任务而努力，并积极促成民主团结的实现。8月10日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送一条惊天动地的消息：日本政府向中、苏、英、美四国发出照会，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第二天张澜即发表谈话，谈话流露了张澜“逾越恒情以外的欢欣”，但是张澜也看到了这份胜利下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中国是胜利了，这胜利是中国上千万人的血泪汗换来的”，如此来之不易的胜利应该如何保持下去是当时国人所亟待考虑的问题。战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比以往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也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保持自己艰苦得来的胜利”。因此最紧要的是“国共两党军队赶快停止各地足以促成大规模内战的一切摩擦”，“召开党派会议”。“内战足以毁灭一切成果”，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民主同盟会“切实监督政府及国共两党，向着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途上走去”，“我们全国人士，必要以争取抗战胜利的精神，来争取民主建国的胜利。”[31]8月16日张澜代表民盟表示“民盟对时局的态度是‘反对内战，实现民主’”。[32]由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坚决回击国民党军队的挑衅、蒋介石尚未做好全面发动内战的准备，因此在民主同盟等党派大力呼吁之下蒋介石接受各方建议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并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邀赴渝谈判，得知消息后张澜赴机场迎接。8月30日，毛泽东即偕同周恩来亲到“特园”拜访张澜，毛泽东的谦恭及平易近人的态度给张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月2日，张澜以民盟的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等人，毛泽东进门即言他总算是回到家啦[33]。宴毕毛泽东亲题“光明在望”四字，力透纸背，暗含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之意。9月15日，正当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和国民党就谈判的关键问题进行磋商时，毛泽东翩然而至晤谈张澜。这次会谈，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谈判近况，毛泽东认为“一些问题，如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以及国民大会、联合政府之类，已有眉目。属于关键性的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等问题，国民党极尽诬蔑”，而且国民政府正在借美帝国主义之助积极准备内战[34]。对此，张澜建议毛泽东，将取得的成果公布出来，免得蒋介石不认账。对于问题，张澜说：“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慨然应允，盛赞张澜“老成谋国”。[35]这封公开信被张澜分送给重庆的《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分别刊登。在此信中，张澜着重谈了军队问题，对两党迁延难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斥责了国民政府众暴寡，强凌弱的卑鄙行径。这一公开信的刊出，使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公开到了众人面前，对谈判起到了更好的督促作用。10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共识，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而要维护《纪要》的成果，当务之急就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民盟作为国共之外最具影响力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就全落在了民盟身上。张澜等人积极准备，就代表人选问题就商国共双方。为了给国民党以压力，迫使其拿出和平的诚意来，张澜与沈钧儒、黄炎培、史良、邓初民等人在重庆组织“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并举行反内战大会，在国统区各大城市掀起反内战运动。在国内舆论的共同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同意在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会议代表的名额问题上，各党派竞争激烈，但由于民盟和中共配合默契，共同进退，从而获得了有利于进步力量的代表组成方案。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张澜作为民盟首席代表出席，并作开幕词（由沈钧儒代读）。这份开幕词表达了民主人士对这次会议所寄寓的厚望，“我们的目的是求国内的和平，求政治的民主”，“和平与民主是相辅而行相依为命的两件事，但在步骤上，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实现民主。”[36]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历时一个月，2月9日闭幕，会上达成了政协决议，张澜认为“这些决议是好的，但纸上东西，易变画饼，要力争实现，必须斗争”[37]。果不其然，国民政府不愿意政协决议变成事实，在政协会议闭幕三天后，2月12日，国民党特务即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向政协决议发起挑战。2月22日，国民党特务又捣毁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两报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出尔反尔的行为，张澜怒不可遏，他致函蒋介石表示极大抗议，“使我公（蒋介石）知之而故予优容，则人将疑不诚，使我公竟不知之，则人将谓其不明”，狠狠的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虚伪。

虽然张澜等人极力维持政协决议，监督蒋介石政府尽速实施，但是却难以阻挡蒋介石野心的膨胀，在蒋介石做好了发动内战的准备后，很快就撕毁了政协决议。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背信弃义、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张澜以拒赴南京表示抗议，继续留在四川领导民主运动。

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后，急于召开一次国民大会来为自己的统治在法理上找到依据。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同日，张澜抵渝。在特园张澜向记者发表谈话反对一党国大。10月14日张澜就此事再次发表谈话指出：“现在内战没有停下来，国民党的所谓扩大政府基础，也只是请客，不是联合政府……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38]10月25日，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重庆分会等四个团体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话会欢迎张澜。会上张澜发表谈话指出民盟从政团时代起就一贯主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一党专政，民盟始终都站在民主的立场、和平的立场，不论国民党如何摧残，民盟绝不会更改初衷。张澜还指出国共内战出现的根本症结在于“互不信任”。他鼓励全国爱好民主的人士一致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力争民主，将促成民主和平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39]张澜的此次谈话再次明确了民盟的一贯立场，鼓舞了全国民主人士的斗志。

国民党举行的一党国大，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绝不参加，国民党为了使他的大会看起来更代表民意，而极力拉拢、引诱甚至威胁第三方参加。对于国民党的把戏，第三方面有的人妥协投靠了国民党，即便是当时民盟在南京的一些领导人也未能识破蒋的阴谋。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亲到民盟总部建议他们就民盟是否参加国大这一重大问题，征求下张澜的意见。民盟总部当即和张澜通电话，张澜强调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40]正是张澜的坚持，民盟最终未向国民党提交参加国大的民盟成员名单，也拒绝参加国大。国民党导演的国大闹剧由于缺少民盟这一重要的民主力量而不得不延期三日。张澜于1946年11月14日在重庆和记者谈民盟对一党国大的态度时说：“……国大延期三日，其目的是要换取第三方面这一国大代表名单……民盟就是要保留第三方面调人态度，实现和平、民主、统一。所以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41]民盟顶住一切压力，坚决和中共站在一起，拒绝参加伪“国大”，不仅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也保证了民盟的纯洁性。经过此次的考验，民盟和中共的友谊更加深厚。张澜在关键时刻把稳了民盟的舵，保持了高尚的政治节操，表现了对民主事业的忠贞精神。

（五）民主建国的最后奋斗

1946年11月，周恩来返回延安，行前周恩来托吴玉章敦促张澜东下主持宁、沪的民主运动。12月12日张澜应周恩来所请离开了他为民主奋斗多年的重庆，在机场张澜答记者问指出，在其他第三方力量投靠蒋介石之后，第三方力量大为减弱，民盟不仅要直接面对“政府”的压力，还要靠舆论监督政府守信用，事情很多，力量太弱。因此“民盟今后的任务是扩大第三方面的力量，把全中国爱好民主的人团结起来。”[42]张澜此行以老迈多病之躯离渝东下，开始了他一生中为争民主最后的最凶险的战斗。

“中国一日无民主，即一日不赴南京”，此行张澜仅在南京码头作短暂停留后即扬帆赴沪。1946年12月18日张澜抵沪。12月22日，上海11个民主团体设盛大欢迎茶会欢迎张澜到沪主持民盟工作。会上张澜重申民盟的政治立场，呼吁各民主团体联合起来，争取和平，扩大和平民主运动，达成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目的。1947年1月6日，中国民主同盟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开幕式上，张澜指出民盟要警惕那些假“法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行为。闭幕会上，张澜鼓励全体盟员要“为全中国人民争和平、团结、民主，我们负着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要从今天起，一定要把已被蹂躏的政协精神，使他复活。”[43]民盟二中全会为今后民盟争取民主活动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清除了民盟中意志不坚定的盟员，统一了思想，会后民盟以整顿了的统一的新姿态积极投身于爱国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7年2、3月间，国民党决定将独裁内战进行到底，取缔国统区内的一切民主进步机构，民盟首当其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1947年10月28日国民党内政部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盟员按《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处理。在与国民党多方交涉无果之后，为了民盟盟员的人身安全，民盟不得不在11月6日发表《公告》，宣布解散。第二天张澜发表声明：“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希望以往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44]被迫宣布解散的民盟并未放弃他们的主张，不久即在张澜的主持下，决定在香港成立民盟临时总部，继续领导盟员进行斗争。由于张澜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加上内地仍有很多盟员遭难，需张澜搭救，因此张澜毅然决定留在上海。民盟临时总部的工作暂由沈钧儒和章伯钧代理负责，张澜在内地与香港总部互相配合，并筹措经费支持香港临时盟中央的活动。张澜身处虎口，临危而不乱，在家研究《墨子》，静待胜利的到来。

1949年初，张澜因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随后即被特务监禁。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垂死挣扎，很多民主人士被暗中杀害。他特别谈到张澜和罗隆基，“好多事情都坏在他俩手里”，一定要严密监视，“谨防共产党将张、罗转移。”[45]在此危急时刻，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将张、罗二人救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安排下，一举将张、罗二人从虎口中救出。

四、民主建国梦圆

（一）领导民盟积极同中共合作建设新中国

1949年6月，张澜应中共中央邀请，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9月21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张澜以民盟主席的身份参加第一届全体会议，张澜代表民盟致辞，他对为新中国建立所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各民主党派表示了感谢，特别强调“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46]在这次会议上，张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下午3时张澜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张澜看着自己奋斗多年所渴望实现的梦想终于实现，他也随着欢呼的人群沸腾了。12月7日，民盟一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张澜作报告。他回顾了民主政团同盟在抗日战争时期、民盟在解放战争时期，“一贯就是与中共密切配合，时时协商，尤其是在大关节处，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 [47]两大党派共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政权。在新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民盟有着新的任务，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统一联合战线中，实现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1950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回国，张澜亲往北京车站迎接。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要求全党学习《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文件” [48]，张澜读后即在3月28日发表谈话，《光明日报》于3月29日第一版刊登。张澜说：“我们居于朋友地位的应该反省，我们够不够作一个好朋友？我们的思想意识与作风能否与这位好友相配合？换言之，我们尽了做朋友的义务与责任没？……我们党外人士应该作自我检讨，我们对民族对人民的利益，是否也具有同样的献身精神（共产党员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不图私利的精神）？我们曾否主动地以对国事负责的态度来与共产党员实行‘民主合作’？我们是否犯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的毛病，‘不愿或不善于’与共产党员进行‘亲密团结’”。[49]张澜的谈话不仅对国事起到良好的政治影响，同时也使党外人士受到启发，对人民民主实业实有极大裨益。张澜作为民盟主席，不仅在思想上为全体盟员树立榜样，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积极发挥作用。1950年6月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土地改革”问题，当时有人对此问题表示不解、怀疑，张澜在会上发言坚定的支持“土地改革”，“毫无疑问，土地改革，是今天中国人民完成革命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起手建设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新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今天代表中国民主同盟表示完全拥护这个土地改革法草案。我们不仅要使它成为人民政府土地改革的正式法案，并且要号召全体盟员和全国人民来拥护这个新的法案，使它能够圆满的完成中国土地革命的任务。”[50]正是张澜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才使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减少了阻力，同时也更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对张澜、对民盟的信任和友谊。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9月16日，会议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张澜发言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过去反动统治者所谓宪政……都是骗人的，因而都是为人民所蔑视和反对的。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才走上了光明幸福的大道，今天才有了这个真正民主的宪法……这个宪法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为全国人民所一致赞成和热烈拥护的。”[51]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张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张澜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二）精神不朽

1955年1月27日，张澜病重住院。2月9日12时30分，张澜在北京医院病逝。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张澜生前好友亲视含殓。林伯渠代表党和国家给张澜致悼词，对张澜的一生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张澜先生是一个可敬的爱国主义者”，在保路运动中“张澜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勇敢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抗日战争结束后，张澜先生对于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采取了反对态度，并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拒绝与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合作，坚持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一九四九年以后，张澜先生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工作。他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中国人民感谢张澜在爱国运动中的贡献”。[52]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1] 即今天的南充。

[2] “六君子事件”即1907年成都举行学生运动会，成都巡警所学员殴伤四川高等学堂等学校学员数十人，拒不道歉，而且巡警所还袒护行凶者。于是张澜、王铭新、刘士志、熊焘、罗纶和徐子休等教育界人士向巡警所提出抗议，并借机向四川当局提出改进教育的意见，言辞中对政治有所指摘。结果被四川当局诬为“煽惑士林、宣传革命、图谋不轨”，欲加严惩。幸赖胡雨岚等缓冲，使免受害，但六人亦被免职。

[3] 吕光光：《张澜先生生平事略》，载《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

[4] 白楚遗稿，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四川辛亥之役》，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页。

[5]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页。

[6] 崔宗复：《张澜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7] 崔宗复：《张澜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8] 崔宗复：《张澜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9]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页。

[10]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11]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12] 余科杰：《张澜评传》，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13]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95、96页。

[14] 1939年6月，国民党驻湖南部队将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包围，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被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六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

[15] 崔宗复：《张澜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93、94页。

[16] 崔宗复：《张澜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

[17]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18]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页。

[19] 谢增寿、康大寿：《张澜传略》，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67、68页。

[20] 崔宗复：《张澜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

[21]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22]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23]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1页。

[24]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25]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26]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184页。

[27]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195页。

[28] 崔宗复：《张澜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29]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30]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

[31]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225页。

[32] 崔宗复：《张澜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33] 特园有“民主之家”之称。

[34]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58页。

[35]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59页。

[36] 龙显昭主编，《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241页。

[37] 崔宗复：《张澜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38]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39]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280页。

[40] 崔宗复：《张澜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41]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42]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43]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44]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45] 谢增寿、康大寿：《张澜传略》，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46] 谢增寿、康大寿：《张澜传略》，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47]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页。

[48] 《光明日报》1950年3月26日。

[49]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50]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412页。

[51] 龙显昭：《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页。

[52] 崔宗复：《张澜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