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兵 杨世平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别号抱一，上海市川沙县人。他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职业教育的首创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黄炎培的事业、精神、风范为世人所景仰、称颂。尤其是在1938年到1948年前后，他结缘重庆，心忧天下，追求民主，不竭余力，以自己的壮行，绘就了他人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一、抨击汉奸，宣传抗日
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在今上海市川沙县城厢镇，幼年时曾有缘在内史第生活。内史第是一座宅院，主人是清朝内阁中书沈树镛，故称沈家大院。这个大院在川沙声名赫赫，因为它居住过三户名人，一个是黄炎培；另一家是宋家，宋庆龄等宋氏三姐妹就是在这里出生；第三家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他也在这个大院里生活过。黄炎培的父亲黄叔才，是沈树镛的外甥。由于父亲因公长年在外，黄炎培从小便随母亲借住在沈家。沈家世代书香，大院的主人沈树镛，不仅是高官，还是一位饱学之士和书画鉴赏与收藏名家。沈树镛对自己的收藏颇为自豪，他将内史第的书斋取名为汉石经室，供后世子女阅读研习。黄炎培经常在沈家的书斋里博览群书，这里的藏书让黄炎培受用终生，也为他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强敌压境，山河破碎，1938年7月19日黄炎培不得不随当时的政治中心西迁战时陪都重庆。8月，由他亲手创建于1917年5月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历尽艰辛，也从武汉迁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刊《国讯》杂志于八一三纪念日在重庆复刊，由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孙起孟、叶圣陶、张雪澄等组成编辑委员会，孙起孟任总编辑。黄炎培亲自为复刊号写“复刊词”并撰写“抗战以来”一文及配诗一首发表于复刊号。紧接着在黄炎培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国讯》杂志的桂林版、昆明版、香港版又先后分别出版。一时《国讯》杂志成为宣传团结抗战的一个重要阵地，影响逐渐扩大，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人民的抗战斗志。
抗战以来，中国就存在着一股妥协投降的势力，汪精卫就是这股势力的代表，当时他们的妥协投降活动十分猖獗，特别是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亲日派头目汪精卫的投敌卖国嘴脸在国人面前曝露无遗。而国民党政府听之任之，态度暧昧，严重危害着团结抗战的前途。黄炎培深感忧虑，他四周奔走呼告、撰文抨击、演讲痛陈，与周恩来的不解之缘也在这里开始。
在这一段时期中，黄炎培为求救国之路，曾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多次深谈。在1938年11月的国民参政会的第一届第二次大会上，爱国华侨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黄炎培立即为其签名联署。在审查梁漱溟提案时，他登台发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不是虚骄之气所能做到，须有合理的计划。政府当局对此，须有切实报告。”不久汪精卫出逃，年底发表艳电宣布接受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投敌当汉奸。黄炎培赓即起草抨击反对汪的叛国投敌宣言，联署者有张澜、梁漱溟、冷御秋、江问渔等人。这个宣言稿送交各报馆竟被国民党检查处扣留，不准发表，仅有《新蜀报》独家登载。数日后，在渝参政员谈话会假银行公会举行，一致通过，决定对汪精卫投敌表示声讨。在这段时期中，黄炎培一方面为揭露和声讨汪精卫投敌而奔走呼号，同时恳请周恩来为他主办的杂志《国讯》写文章，申讨内奸，鼓励抗战。在那个时刻，请共产党领袖为他的杂志写文章，是要有很大的胆识的。对黄炎培的要求，周恩来一口答应，并在百忙之中，熬了几个长夜，撰写了题为《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一万几千字的长文，在1939年2月出版的《国讯》194期至198期连载发表。
1940年6月14日，周恩来拜访黄炎培，两人就国际和国内形势作了长谈，对周恩来关于国际和抗战形势的论述与剖析，黄炎培衷心信服，并积极向中共提出了二项建议：（一）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二）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同时他还请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青年星期讲座”上作一次形势演讲，周欣然同意。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团结抗战的局势濒临破裂。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登出他的题词“本是同根，相煎何急”的同时，向黄炎培和各方面的党外人士通报了这个严重事件。黄炎培痛心焦虑之极，立刻前往曾家岩50号，向周恩来和中共朋友致以深切慰问。他说：“不管当局只得何种宣传，这样的做法，绝对错误。”那些天，黄炎培每天都有和周恩来保持密切的联系，常常在电话机旁守候过夜半，以听取中共中央的对策。同时“因新四军事，积极和各党派洽调解办法”。
在为坚持抗战奔走呼号的同时，黄炎培更是将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一个宣传抗日，鼓舞斗志的一个平台。从1938年9月到1940年初，黄炎培和他的同仁们，不仅在重庆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函授学校、职业指导所，还办了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中华余中学、中华小学。并受实业界委托代为设计、创办职业学校，在后方各地推动职业教育。当时后方共有职业学校384所，学生67227人。同时，还在重庆创办了职业教育的高等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兢兢业业地培育和扶植着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成长和壮大。随后，他们先后在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建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处，积极开展宣传抗日和推广职教工作。1939年春，黄炎培在《今天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一文中强调，在当前中华职业教育，“它的使命就是以最高的积极性参与抗战建国的努力”，“职业教育，只有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它的造福人群的理想。反过来讲，也赖有职业教育的努力，吾们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国家社会才能加速的出现。”为了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名下主办了“青年星期讲座”，不定期在后方各大、中学校等进行演讲。
1940年9 月29日，黄炎培邀请周恩来到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青年星期讲座”作公开演讲。其时正当中国共产党刚刚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但在大后方山城重庆，仍然笼罩着浓厚的肃杀之气，群众中有种惶惶不安的心绪。当黄炎培陪伴周恩来来到会场，看到会场已经被蜂拥而来的青年群众挤得水泄不通时，当即决定把演讲场所移到张家花园巴蜀中学学校的大操场上，周围山坡上也坐满了听众。周恩来作了足足三个小时的《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讲演，三四千群众围在他四周静听，不时爆发出如雷的掌声。周恩来精辟地论述了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前途，并以真凭实据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相，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党倒退的基本政策。这在当时的重庆，如同一声霹雳，震动了山城。
1940年11月10日黄炎培邀约老友著名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博士，在“青年星期讲座”上作题为《战时经济问题》的报告。马博士用大量确凿事实，揭露了“四大家族”为首的豪门贵族利用权势，在全国人民浴血抗战时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和将存款存于外国银行的丑行，他大声疾呼要求把“四大家族”为首的豪门巨富发的国难财，征为抗战经费。这是震惊山城又一声霹雳。国民党随即将马逮捕，后关进贵州息烽集中营。这对黄炎培是极大的震动和教训，他四出奔走，多方致函想方设法营救马寅初先生。接踵而来的是由黄炎培帮助培植起来的“生活书店”各地50多个分支店，也先后被查封。值此困境，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生活书店部分人员和资产转到中华职教社，成立生活的二线书店——国讯书店，使“书店”这一特殊功能得以保护和发挥。
值得特书一笔的是，黄炎培不曾预料因他四处演讲，却引来了后半生 “佳人易得，同志难求”的美满姻缘。1940年黄炎培原配夫人王纠思去世，登门说媒者众，但均被婉拒。次年4月，黄炎培来贵阳大夏大学讲演，与姚维钧邂逅，为姚女士所倾倒，二人开始通信。以诗词唱和。“孤鹤高飞，越海冲天，别尽旧人。且拓开新境，聊酬壮志，快翻怒翼，早拂轻尘。林露何依，巢云何托，谁识长鸣自有真。……无言久，有一腔热血，相映红轮。”姚维钧以《沁园春》表达自己的心境。黄炎培则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家庭再造》，表明自己的认真态度。百封书信往来，多首诗词唱和，两人终于遥订终身。
姚维钧，1909年生于上海浦东南汇县周浦镇。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她原名薇娟，入学后，取《诗经·小雅》中的“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之句，改名“维钧”。自江苏省立淞江女子中学高级师范毕业后，在当地从教。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不肯做亡国奴的姚维钧辞别母亲，只身跋涉，辗转香港、广州，到达贵阳，先在贵阳女师求学，后考入上海迁黔的大夏大学。
1942年7月，姚维钧大学毕业后奔赴重庆，8月16日两人在巴蜀中学礼堂举行婚礼，杨卫玉为介绍人，沈钧儒等参加。黄炎培在婚礼上散发婚事经过告亲友书，文中有赫赫八个字：“佳人易得，同志难求。”婚礼中有个小插曲！沈钧儒讲话说：“我的年纪比任老大三岁，今天看到这种情景，却使我不能不有所触动。但欲步他的后尘，却又顾虑很多，如长须必须割，手杖必须弃，都非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江一平律师立刻故作慷慨激昂之状而大声疾呼：“今天的新郎应负起解决沈衡老婚姻问题的责任！”黄炎培也笑着安慰说：“沈衡老的婚姻问题，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黄姚婚后，夫唱妇随，伉俪情深。这里有诗为证。
姚：观音岩上久徘徊，贩者纷纷饱槖回。过尽千车人不见，一蹬远送屐声来。
黄：观音岩上市声稀，夜夜夫人迎我归。过尽千车人不见，一天风露湿君衣。
1948年姚维钧的40岁生日之际，黄炎培感激地写下贺诗：“迎君长夏海棠溪，入握情丝未足迷。出处商量关大计，将才许国两心齐。”两人情深可见一斑。
二、争取宪政，推进民主
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实际上承认了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内各党派空前的团结，形成全国军民的抗日高潮。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定了一套“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侈言精城团结，而讳言国共合作”，以致反对共产党和压制中间派的言论活动，为它掀起反共高潮作准备。随后，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搞起磨擦和白色恐怖。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和国民党倒退的矛盾突出一起来了。当年9月，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和各民主派系提出的七个“请政府结束党治，实行宪政” 提案，邹韬奋把这些提案称之为“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这些提案曾在会上成为了会议主题，引起剧烈争辩，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内的三种政治力量，在参政会上第一次交锋局势十分紧张。担任“内政提案审查组”主席的黄炎培竭力斡旋调和，居中调停。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会上通过了“治本”和“治标”两个决议。蒋介石被迫当众表示要切实执行， 中共也认为这“不失为进步的决议”，是“本届参政会的重要收获”。中间党派历来真诚地追求在中国建立西方的民主政治，因此他们认为这项决议至少是向着这个理想目标又前进了一步。而黄炎培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这将“是建国之根基，是民治的起点”，“各党代表争论虽烈，而卒获圆满结果”，他作为“内政提案审查组”主席主持讨论，“总算对参政会尽了一分心”。参政会后，黄炎培被蒋指派为由25人组成的“宪政期成会”主席，一连开了十天会，通过了一篇官样文章，结果什么也没“期成”出来。而后黄炎培与民主人士商定发起“宪政座谈会”，后又多次与国民参政员联名上书议长蒋介石或上交提案陈述宪政问题，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政治。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告：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并在最高国防委员会成立了“宪政实施协进会”，黄炎培、孙科、王世杰三人被指定为常委兼召集人，以实施宪政。“宪政实施协进会”共有各方代表人士54人。对由这次会议，黄炎培写过一首诗讽刺：“午夜喧喧尚议堂，一年拚此一旬忙。天人百策关军国，高阁堆成纸万张。”
当时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地，进步人士立刻在各种群众团体集会和报刊杂志上热烈讨论宪政问题，借以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实行民主宪政。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民主宪政运动中，黄炎培和职教社同仁也积极投入斗争。他们立刻筹办了一个《宪政月刊》，黄炎培任发行人，法学家张志让仼主编，并每月举行一次“宪政座谈会”，把发言记录发表在刊物上。它团结了进步文化界、工商界、金融界等社会名流，把这些人士调动起来谈民主宪政，就在国民党后院引起严重的震动，也在社会上起到独特的影响。《宪政月刊》从1944年元旦创刊，共出版27期（1946年3月），每期都以主要篇幅大声疾呼民主自由，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教授为它撰文，成为大后方一个重要的舆论讲坛，和争取宪政的重要喉舌。而它所主办的“宪政座谈会”，更从一个上层社会的文化“沙龙”发展成为千百群众进行民主斗争战场。
第一次“宪政座谈会”是在打铜街交通银行二楼会议室举行的，有各界社会名流如钱新之、杜月笙等参加座谈会，这对当时茶店酒肆贴满“莫谈国事”的政治环境来说，还是有意义的。重要的是它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声势。四个月后的第五次“宪政座谈会”，就在迀川工厂联合会会议室举行，题目是《宪政和经济》，出席者有六七十人，董必武、沈钧儒、章伯钧、章乃器、邓初民等都作了精辟的发言。重庆各报登载了他们的发言。又过四个月，第九次“宪政座谈会”于1944年9月24日在同一地方举行，题目是《民主与宪政》，参会者达七八百人之多，冯玉祥、董必武等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座谈会已经成为控诉和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舆论讲坛。而1945年5月10日在七星岗江苏同乡会大礼堂举行的第十三次“宪政座谈会”，冒雨前来参加的群众有一千几百人。当时一批特务混进会场捣乱，而青年群众立刻进行反击和斗争。仅仅一年时间黄炎培、张志让、杨卫玉等人组织和主持的“宪政座谈会”，从一个“沙龙”式的清谈讲座发展成千百群众声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要战场了。它在当时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黄炎培也在这场运动中受到锻炼和洗礼，推动着他继续向前迈进。
三、实现夙愿，延安归来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御秋、褚辅成、章伯钧 、左舜行、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议员，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为推动国共合作，飞赴延安访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30来人，到机场欢迎。黄炎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但是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道：1920年5月某日，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并演说。在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盛赞毛泽东好记性。黄炎培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细节，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英雄豪杰！
正是毛泽东的邀请，使黄炎培有机会赴延安访问，打开了眼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黄炎培和褚辅成、冷遹三人，不告诉任何人，自由自在到各处散步，看市容，走进各家商店，与店员们随便交谈，问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一些风俗民情。他们觉得样样都很新鲜。在第二天的晚上，中共设宴招待黄炎培一行。黄炎培见到了许多中共高级将领。在《延安归来》中，他谈到延安的人物时说：“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是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出于意外。”在延安举行的有1000人参加的欢迎会上，周恩来致欢迎词，黄炎培代表六人致答词。他盛赞延安的好风气，说他亲眼所见，没有一寸土地荒芜，没有一个人在闲荡，边区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们的的生活是绝对负责的，政治上更没有问题。以后黄炎培还去参观了杜甫川的光华农场和日本战俘工农学校。黄炎培还注意到延安的军民关系非常好，确是鱼水关系。凡是军队与地方百姓发生纠纷时，总是严责军队。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六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在会客室里，黄炎培看到墙壁上挂着几幅画，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有几只杯子。画上有他题的一首七绝，这让黄炎培十分动容，他说，这幅画是1943年当国民党掀起第次反共高潮中，沈钧儒的次子沈叔羊为慰娱父亲而画的。在请他题词时，他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于是题写出了这首七绝，加以讽喻。没料到，这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
此事还有一段故事：1938年10月，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到达重庆，他是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不仅坚定抗战，而且一直围绕要求早日实施民主宪政等问题，与国民党当局抗争。因而，他自然成为中共南方局关注的对象。他的三儿子沈叔羊喜欢画画，但在名家大师云集的战时首都，只能算是末流画家。
战时虽然物力艰难，重庆的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文艺家们常常举办专场演出或个人作品展览。一次，沈叔羊也在夫子池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展览馆举办了个人画展，既展出，也现场销售。其中一幅画取名为《岁朝图》，画中有腊梅、天竺子、花生、黄豆芽，还有一瓶茅台酒。
黄炎培，与沈钧儒是江苏同乡，更是志同道合者。好朋友的儿子办画展，他当然要去参观。他在《岁朝图》上看到茅台酒，回想起早年上海报纸报道过红军长征过贵州占领茅台镇，战士们在酒池边以酒疗伤的故事，就对沈叔羊说：“叔羊啊，我想在你的画上题写一首诗，你同意不同意啊！”
在中国传统中，书画作品但凡有名人在上面题跋，称之为“添香”，作品身价倍增。沈叔羊当即欣然答应，于是将画取下来，并为黄炎培研墨。黄炎培思索片刻，提笔写下一首七绝：“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中共南方局也十分重视重庆文艺界的动向，工作人员去看沈叔羊的画展，回来便向周恩来汇报。一是反映国统区已经知道红军长征的事情，二是反映画上面有黄炎培的题诗。
周恩来听到第一条，哈哈大笑；听到第二条，马上严肃起来，立即指示工作人员，带钱去买下这幅画。其时南方局经费拮据，花钱去买一位小画家的作品，大家都不理解。周恩来说，这幅画联系到两位重要民主人士，说不定今后可能有用。沈叔羊的《岁朝图》就这样被南方局收购。
当他走进毛泽东会客室，第一眼就看见了《岁朝图》，看见了自己的题诗。他明白，共产党人真是拿他当朋友的。若干年后，国名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这幅画的事情，除大骂手下人是群饭桶外，还由衷感叹道：“周恩来搞统战，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细数吾党同仁，难有与其相匹。”
在此后的三天中，黄炎培和毛泽东促膝长谈达十几个小时，使他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更深的了解。第一天黄炎培等叙述来意，和充分说出他们对时局的看法。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毛泽东很表同意，还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第二天彼此交换意见，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充分讨论到。时间也占得最长。第三天谈出结论来了，对黄炎培他们提出的两点主张，即一、要从速恢复商谈；二、把国民大会问题的进行展缓些，毛泽东等人表示完全相同，而另外提出一些意见。黄炎培说，总之这三天的谈话，彼此都十分坦白，十分诚恳，不当做“办交涉”，而是亲亲切切地谈心。因为大家对于大局有相同的看法，这基本观念是一致的。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作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支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区域一步步扩大，它有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到越发复杂起来，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是有，‘求荣取辱’的也是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延安之行，黄炎培“抱着促进国共恢复商谈，召开国大，实施宪政心愿而去，却从解放区铁一般事实中认识到了真理。”大大澄清了黄炎培的许多模糊思想，使他从朦胧中看到光明灿烂的前景，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回到重庆，黄炎培写了《延安归来》。许多朋友对他说：“这万万要不得，你替共产党宣传，太危险了。”他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实笔法，秉笔直记所风所闻和所交谈，绝对不加渲染，但一看就感觉到共产党完全为人民服务。”他还说：“写成付印，流传很广，特别是各地老辈和海外华侨，读了《延安归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这样可敬可爱，而并不是可怕。”黄炎培说：“延安五日，益增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
四、反对内乱，筹建政党
抗战以来，黄炎培到处苦口婆心地讲团结抗战，也曾在各种场合做了许多居中调停，宁人息事的调和周旋活动，以致被人称为“和事佬”。但他从不计较，他说：只要能团结抗战，别人说什么，我都接受。但是，随着国共磨擦愈演愈烈，国民参政会中的一些小党派领袖，感到以个人名义做调解工作力量有限，需要有一个松散的组织，黄炎培也有此主张。于是，他们就多次酝酿由黄炎培等发起，聚集30多位参政员，筹组“统一建国同志会”，明确以团结抗战，调解国共关系为职志。不久，“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并在参政会上提出了建立特种委员会来调解国共关系。参政会通过了这个议案，黄炎培和张伯苓被推为特种委员会召集人。这个特种委员会开过几次会，以后就不了了之。
“宪政期成会”和“特种委员会”的经验教训了黄炎培，问题不是“调解”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需要团结更多的人士，形成更大的力量来实践民主，结束党治，这一点也成了各党派人士的共识。1939年10月，在重庆的各中间党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部分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张澜等，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及自身利益，集会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以“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是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为宗旨。主张实施宪政，反对内战，各党派一律平等等。1941年“皖南事变”后，黄炎培、梁漱溟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领导成员鉴于国内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更感各党派有为民主和反内战而加紧团结之必要，遂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扩大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出席参加者：张君劢、张澜、左舜生、梁漱溟、李璜、江向渔、冷御秋、章伯钧、林可玑、杨赓陶、蒋匀田、丘哲等30人。并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等文献。选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其纲领提出：第一主张抗战到底；第二主张实践民主，结束党治；第三要求加强国内团结。还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得到中共中央很高的评价，而国民党则相当仇视。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大骂张群无能，未能阻止民盟的成立。在民盟成立后的第三天，蒋介石把黄炎培等找去，大加责难。随后下令封锁民盟在国统区的声音。不得已，民盟推派梁漱溟到香港筹办机关报《光明报》。8月黄炎培辞去民盟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发表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的十大政纲，要求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完整，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1942年1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有“三党三派”之称。
中国民主同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在国家和民族危急的严重关头，在抗日与投降、民主与独裁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中成立的抗日民主党派。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战后建国方案。会议特别强调，今后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实现建国目标。会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调兵遣将，部署内战。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并提出成立由人民革命力量为主体的联合政府。这样，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就面临着一个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抉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此时此刻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盼望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道路，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希望在良好的环境中振兴民族工商业。但是，内战的阴影笼罩全国。黄炎培写了《胜利了，痛定思痛》一文，他说：“生存只有自力，这是铁的原则，像一个国家，人家愿和你做朋友，自己不争气，虽好友亦爱莫能助。万一战胜者终于扶不起，战败者到熬辛吃苦以求生存，明天转而扶助他方，兴灭存亡可以易位。一部大历史不少这种先例。”表达了他当时的感叹和忧虑。
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8日下午，黄炎培等到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来重庆。他满怀和平的希望参加了许多活动，和毛泽东与中共其他领导有了更多的交往，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在国共双方刚刚签定《双十协定》后，战争阴云又愈来愈浓笼罩全国。国民党又在各地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不可避免。他立刻写出《老百姓再不能流血了》，高呼：为了八年抗战，血早流干了！可怜我们吧，再不能流血了！黄炎培在参政议政会驻会委员会提出“请政府制止军事冲突案”。他还致函国共两党说：“各报发表收复区军队双方冲突益趋激烈，必须采取紧急处理方法，拟请就下列两项提出商谈，速决进行：一、请中央及中共双方电令部队，务各立即停止冲突，听候解决；二从速组织调查团包括代表中共及第三方面人员，前往发生冲突地点，会同调查真相，或就地商决，或电报中央商谈解决。”中共接受他组织调查团调查内战真相的建议。周恩来接着说明国共商谈的情况和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真相。他把新缴获的蒋介石颁发的“剿匪”密令，高树勋起义的宣言以及建立民主建国军的文件，拿给大家传观。他又告诉大家，国民党新八军等各军在漳北发动的进攻已被击溃，俘获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伍、参谋长宋肯堂。周恩来说，我们必须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反对内战运动，制止内战大爆发。如果不及时制止内战，政治协商会议就开不起来。他诚恳地希望民盟领导人研究和考虑。事实教育了黄炎培，于是决定投入反对内战运动。他即与民盟领导人决定，由民盟出面联系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妇女联合会等20多个进步团体，于11月19日下午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反对内战群众大会，500多各界人士出席。黄炎培主持大会，会上正式宣布“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黄炎培等15人为常务理事。重庆举行反对内战群众大会后，全国各地也相继进举行反对内战群众大会，一个轰轰烈烈的反对内战运动发动起来了。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人民的和平希望最终成为泡影。以此同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召开党派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陪都的政治形势空前活跃，基于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判断以及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也奔走呼号，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开始酝酿成立政治团体。黄炎培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时代的呼声和要求，认为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自己的政治团体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自此，他全心身地投入筹建民主建国会的活动中。随着形势的发展，建立新政党的筹备工作也进一步加快。在紧张筹备的关键时刻，10月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发表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肯定了工商界关心政治是个进步。周恩来的演讲对筹组民主建国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经过24次的筹备会议，134人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发起签名。其中，约半数是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约半数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最后议定，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新华日报》次日在第二版以标题“民主建国会昨日举行成立大会”报道：
本市消息 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章乃器、黄墨涵、彭一湖、施復亮等发起的民主建国会，已於昨天（十六日）下午一时假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到文化教育和实业界人士百几十人。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三人为主席团。主席黄炎培首先致词说明该会的性质及目的，发言的的很多。通过了该会政纲、宣言和组织原则等文件，到六点半钟讨论完毕。最后由黄墨涵致闭幕词，於高呼“民主建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声中闭幕。
1945年12月19日，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在迁川工厂联合会召开，互选了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会议选举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吴羹梅、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为常务理事，选举李组绅、冷遹、彭一湖、张雪澄、刘丙吉为常务监事。12月20日，召开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决定设立秘书处、财务组、会员组、分支会组、言论出版组、技术研究组、事业推广组、对外联络组等办事机构，明确了相应的负责人。其中，秘书处主任孙起孟；财务组主任黄墨涵；会员组主任章乃器；分支会组主任杨卫玉；言论出版组主任施复亮；技术研究组主任胡厥文；事业推广组主任章元善；对外联络组主任胡西园。
同时，会议决定创办《平民》周刊。《平民》周刊是民建的机关刊物。其主要刊载民建成立大会通过的重要文件和成员的政见文章，宣传民建的国是主张，沟通成员之间的联系。《平民》周刊于1946年1月12日正式出版，至2月9日共出版四期。胡厥文、黄炎培、黄墨涵为周刊发行人，具体工作由施复亮负责。周刊社址设在重庆江家巷1号。
1946年1月15日，黄炎培在旧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大会上发言，矛头直指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的报告：“有些政府里的要人，骂热心参与政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者为分赃主义。用这种话来骂人是个莫大的笑话，实在太荒谬了。这些人读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吗？殊不知道你政府要人骂联合政府和参与政治为分赃，首先就不打自招地认为你所把持的政权为赃物了，岂不是自居于窃国自盗的大盗贼的地位吗？所以，我奉劝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闹这种笑话了。”这段发言，义正词严，有理有据，痛快淋漓。蒋介石岂能善罢甘休，11天后，1月26日中午，正当黄炎培在和平建国会参加讨论时，国民党军警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黄居住的“菁园”，翻箱倒柜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黄炎培没有屈服，向国民党严正抗议，终于迫使国民党公开道歉。
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史上，黄炎培及其代表的第三方人士充当着调人的角色。他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从中斡旋、调停，为的是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经济发展，民强国富。然而他的努力一次次失败了。其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他在与周恩来并肩战斗中，在周恩来的引导、帮助下，逐渐转变立场，抛弃中间路线，走上了光明大道。黄炎培说：“抗战期间，我们在重庆的一群人，与中国共产党负责同志保持着经常联系。”这里提到的中国共产党负责同志，主要是指周恩来。1938年7月至1946年2月期间，黄炎培在重庆与周恩来并肩战斗，同舟共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佳话长存。
（作者单位：重庆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