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

马寅初（1882.6-1982.5），字元善，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人口学家，也是一位声名远播、富有传奇色彩的民主斗士和社会活动家。1938年初至1946年4月，马寅初于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民族危亡之际，在风雨如磐的山城重庆战斗生活了八年。这一时期，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和感召下，为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这个民族大义，以嫉恶如仇、敢怒敢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主斗士姿态，与以损害民族利益的官僚资本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篇章，实现了其政治立场的根本性转变。

一、治学救国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午时生于浙江嵊县浦口镇一个酿酒小作坊家庭。按照传统农历的说法，他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生，加之又是马家男丁，于是，乡间盛传：“五马齐全，必定非凡！”

马寅初七岁开始在家乡念私塾，13岁到绍兴县学堂念书，17岁赴上海“英华书馆”求学，21岁考进天津北洋大学，1907年26岁的马寅初以北洋大学高材生身份，被北洋政府保送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于1910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1914年，33岁的马寅初以优异成绩获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留美经济学博士之一。他的那篇难度大、水平高、有独创见解和重大参考价值的博士毕业论文《纽约市的财政》在当时美国财政界和经济界引起不小轰动，不仅在纽约出版，而且被选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级本科教材。1915年，他怀着富国强民的理想，婉拒了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优厚待遇的挽留，返回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祖国。从回国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22年间，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解放后改名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执教，并亲手创办了东南大学商学院。在北大曾任经济系主任，在该校首任教务长的竞选中，他以自己声望和业绩淘汰了当时的国学名士胡适而荣膺该职。其间，虽出于“拯救经济，匡正时弊”的考虑，曾担任过中国银行顾问兼总司券（总发行），浙江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委员会主任，中国经济学社社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委员兼委员长等多项公职和社团职务，但由于一是淡泊名利，无心恋栈；二是洁身自好，为政清廉；三是与诸多权贵政见不合；四是真知灼见遭人嫉恨；五是其提出的相当一部分利国利民的经济政策直接威胁到官僚资本集团的核心利益，所以，其主张也很难为当局广泛采纳。即便在担任那些财政、金融要员的同时，他也从未放弃兼职高校、培养经济学专门人才的机会。1937年夏，他应蒋介石之邀，上庐山参加抗日谈话会，就战时财政经济建言献策。接着，以陆军大学教官的身份，给抗战训练班讲授战时经济课。后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东南相继沦陷，遂于年底携家带口，从庐山经武汉，辗转近一个月，于次年初抵达重庆，揭开了其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活序幕。

马寅初来渝之初，暂住重庆市区机房街一所商科学校；稍后，应地处沙坪坝的重庆南渝中学（即今重庆南开中学）校务主任、其老乡喻传鉴[1]之邀，迁居南渝中学津南村，成为著名教育家、社会文化名人、南开中学创始人张伯苓同村居住的近邻。其子女也就近就读于南渝中学。不久，又迁至歌乐山大木鱼堡5号，住进一排统建房里。他于1938年11月应重庆大学邀请，担任该校经济学教授和商学院院长，家也随之迁至重大校园的教员楼。马寅初讲授经济学，注重把讲授的重点放在应用方面，如银行学、货币学、交易所论、汇兑论等。这些现代经济学应用学科的人才及相关知识，在当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国非常缺乏。治学救国，是马寅初留学西洋、学成归国的初衷，也是他毕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他的讲课，摆脱了刻板的从理论到理论的经院式教学模式，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联系实际，善于启发，特别注重在经济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因而深受学生欢迎。

在渝期间，马寅初以深厚的经济学功底、独到的经济学见解和极大的爱国热忱，利用繁忙的教学、行政事务、社会活动的空隙，乃至近五年的监禁和软禁之机，潜心研究战时经济、战后重建、民族复兴的相关经济问题，先后提出了“开征新税、限发纸币、控制物价、惩治贪腐”等一系列遏制官僚资本、解决战时财政问题的建言献策；先后发表了《二十六年暑期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论战时过分利得税》、《日本支那提出破坏法币之种种方案及其结果》、《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征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等一系列针对性、指导性、操作性强的关于抨击和限制官僚资本、确保战争顺利进行的战时经济战略和策略的重要论著。其间，还先后出版《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等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和鲜明时代特征的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指导战时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理论专著。这些建言、文章和论著，既是遏制官僚资本急遽膨胀、指导战时经济有序发展的治国良方，又是培养经济人才的鲜活教材和基础理论。

为了保证国家体制的正常运作，从立法层面限制官僚资本集团在政治上的独裁和经济上的腐败，他还联合一些立法委员强烈要求政府尽快在陪都恢复立法院的正常职能，以维护国家的正常法律秩序和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保持专家、学者、各界人士代表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的发言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作为中国经济学社社长，他在重庆期间积极重建和扩展该组织，适时开展学术研讨、热点争鸣、信息交流，使之成为全国抗战期间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体之一。

二、大难不死

马寅初自幼身体羸弱，平生遭遇两次大难，所幸两次均化险为夷。

第一次大难是投江自尽。那是他17岁那年发生的一件改变其一生走向的事。当时他违抗父命，不愿滞留乡间，子承父业，执意要远走大城市继续求学图发展。倔强的儿子以宁折不弯的个人意志顶撞了性格火爆的父亲，在遭致一顿倍觉委屈和羞辱的痛打之后，他抱定“不读书，毋宁死”的不屈信念，愤而投江自尽。在被人救起、昏迷十多个小时以后，其宁死不从的决心和意志最终迫使威严的父亲妥协，被迫同意其赴上海求学。这次因祸得福，可以说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其人生发展轨迹。

第二次大难是火海逃生。那是1940年5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曾疯狂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在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后，那些利令智昏的侵略强盗们认为，重庆是中国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赖以支撑这场战争继续进行的战略指挥中心和战略补给大后方。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以其具有领先水平的现代科技和雄厚物质基础的空中优势，实施“斩首行动”，即以不间断的狂轰滥炸，将中国的战时首都变为一片废墟，使这个战略指挥中心陷于瘫痪，就一定能够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从而取得其“大东亚圣战”的全面胜利。马寅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遭遇到他人生中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生死考验。当时他家住重庆大学。一次进城办事，接连几天均住在陕西路四川银行三楼一间客房。一天中午，他正在准备一个演讲稿，突然防空警报紧急响起，当他回过神来准备下楼时，发现房门已被反锁。原来银行茶役在听到防空警报后，慌忙之中未及详查，匆匆锁好所有客房，就近隐蔽。这时，日机扔下的一枚炸弹在其暂住的木质楼房的底楼爆炸。顿时，浓烟滚滚，火势汹涌，连接底楼的楼梯很快被烧毁，大火迅速向二楼三楼蔓延。房门锁死，下楼的两级楼梯相继被烧断，火苗已张开血盆大口蹿向三楼。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急中生智，迅速将床单和被套撕作长条，拧为长绳，一头牢系窗棂，一头扔向地面，然后翻窗抓住长绳往下滑行。滑至二楼窗前时，仓促拧成的长绳因经不住身体硕壮的求生者的悬吊而突然断裂，个头高大的他从二楼窗口径直跌落在坚硬的水泥地面。浓烟的熏呛，烈火的灼烧，窒息的热浪，焦虑的内心，绳断的惊吓，加之垂直坠地时身体与水泥地面发生的剧烈碰撞，使这位时年56岁的异乡游客当即昏厥。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右臂伤势严重，妻子儿女、亲朋好友围坐一大圈。医师诊断认为，外伤虽重，但内脏正常，治疗休养一段时间即可康复。

自幼身体羸弱的他这次之所以能够自救成功，并在未来获得高寿，还得感谢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老人。那是1907年，26岁的马寅初在美国耶鲁大学修游泳课（该大学有明确规定，游泳课不及格不能毕业）时，结识了一名时年93岁、鹤发童颜、身体非常健康的美国医生。他对老寿星具有传奇色彩的健康长寿之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比自己年轻多病之躯，他感到十分羞愧。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事业、理想、追求统统都是瞎掰。他恭谦诚恳地向老寿星讨教健康长寿之道。老人在这位彬彬有礼、虚心求教的东方学子的恳求下，向他传授了自己健康长寿的制胜秘诀：每天一次热冷水浴。即每晚就寝前先用身体能够承受的最高温度的热水洗浴和浸泡15至20分钟，出浴擦干三四分钟后，再用冷水浸泡或冲淋，使体温与冷水温度相当为止。其作用是：排毒通脉，促进代谢，强身健体，增强血管弹性，防止血管硬化，推迟衰老，延长生命。在异国老寿星的指点下，马寅初以“练好身体，强国富民”的坚强意志，从结识老寿星起，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热冷水浴锻炼法[2]。在被国民党当局监禁和软禁期间，只要条件允许亦未终止。即便耄耋之年由于政治封杀和精神折磨导致瘫痪，仍能在万里冰封的北方坚持就寝前用热冷水浸润后的毛巾交替檫身。正是这种芸芸众生很难企及的意志和毅力，使自幼羸弱的他，逐渐锻炼出一个能够脱险自救的健康体魄。

三、直犯“龙颜”

马寅初在重庆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集团威武不屈、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其在重庆生活八年间，也是他一生中写下的最为扣人心弦、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篇章。

早在1928年至抗战初期，马寅初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先后担任经济、财经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委员长。在国民党趋炎附势的官场中，他始终保持仗义执言的高尚品质，曾先后力主实行“禁烟”、“新盐法”、“粮食法”等利国利民的经济举措，均因损害某些实权人物，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官僚资本集团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反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财经官员的职责，经济专家的视野，为民请命的良知，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的官僚资本集团乘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利用手中攫取的权力，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囤积居奇，倒买倒卖，大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予以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他把这种现象形象而生动地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在多种场合公开提出，必须对这些利用政治权力非法牟取垄断经济利益的官僚资本集团开征临时财产税[3]，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代表官僚资本利益的国民政府最高统治集团的权贵们。他甚至在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当着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及全体社员的面，公开揭露掌握政策和内情的权贵们在调升美元比价前，大量套购美元、黄金、白银，抢购物资，实现一夜暴富的卑劣行径。为此，官僚资本集团的权贵们对他既恨又怕：恨的是他懂得太多，又身居要职，对官僚资本集团赖以发家致富的龌龊事了如指掌，且口无遮拦，动辄向社会曝光，引起国人的愤懑和不满；怕的是他是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是中外知名的经济学专家，当过蒋委员长的经济学老师，发表政见往往出以公心，有理有据，分量很重，影响超越国界，故不敢轻易对其采取撤职查办、公开监禁、刑罚摧残、肉体消灭等断然措施。处置失当，不仅国内公愤难以平息，就是国际舆论谴责也穷于应付。

对流亡重庆，对战时经济喜欢说三道四，特别是对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屡屡进行无情揭露的马寅初，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集团的权贵们总感觉有如芒刺在身，成天不得安宁。他们思来想去，先后采取了一拉、二诱、三挤、四封、五吓、六囚、七害等一系列卑劣伎俩，必欲置马寅初于死地而后快。

一拉是，最高当局曾派自己的心腹以同乡之名向马寅初拉关系，套近乎。言下之意，亲不亲，故乡人，请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是否可以多多包涵，那些有伤和气的短就不要揭了吧。只要大家相安无事，老乡升官发财的好处自然少不了。马老闻言，幽默而语带双关地回答道：“我们是同乡但不同道呀！”此话的第一层意思是，我是浙江嵊县，你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两县虽是近邻，但在前清却分属不同府、不同道，因此可说是同乡不同道；第二层意思是，我们虽是老乡，但所走的道路却是截然不同的。来人把马的妙答转告给蒋介石，气得蒋忍不住狠狠地骂了一声：“娘希匹，嵊县强盗！”其实，蒋介石骂“嵊县强盗”也是有来由的。原来，在前清末期和民国初年，嵊县山区因为穷，强盗确实很多，浙东一带经常用“嵊县强盗”来嘲讽嵊县人。后来，有人把蒋介石这句粗话传给马寅初，马反唇相讥地打趣道：“他说我是‘嵊县强盗’，我不是！我倒是‘嵊县强道’，我要顽强地道出他们的肮脏行径，顽强地道出我心底里的话！”

二诱是，安排人以较低的价格向这位流落异乡、经济并不宽裕、而家庭负担亦不轻的经济学专家出售黄金和美钞。来人还告之，手里没现钞也没关系，中央银行可以直接放款。低价购得的宝贝，在一天一大涨的行情面前，只要放上几个月就能获利数倍甚至十几倍。这在当时可谓求之不得的赚钱生意。但马寅初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一定是有人经过精心策划而布下的陷阱。只要稍有允诺，此事必会很快见诸报端，自己的一世清名即将毁于一旦。到那时，即便浑身上下都是嘴，也无法撇清自己与权贵们同流合污的不法行为。如此一来，自己过去对官僚资本集团那些权贵们的一切谴责和揭露，都会成为毫无意义的政治笑柄。这是最高当局最希望看到的理想结局。对这种陷人不义的拙劣行为，马寅初不仅嗤之以鼻，严词拒绝，而且专门发表声明以正视听。并且明确表示：“我马寅初就是挨冻受饿，揭不开锅，也绝不干此下流的勾当！[4]”

三挤是，由最高当局授意，敦促立法委员马寅初迁至风景秀丽的重庆远郊北碚国民政府立法院居住，以时空阻隔让其暂离国家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主城区；以赴美考察经济，担任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或其他重要职务的方式，让马寅初常驻大洋彼岸，未奉诏不得返回，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迫使其远离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心，以消除自己的心头大患。可令最高当局非常头疼的是，马寅初对此并不领情。他认为，正因为国难当头，自己才更应该留在国内，留在陪都主城，同全国同胞一道，同仇敌忾，为国效力。如果要追求优越的物质生活，自己当初取得留美博士学位后就不会婉拒条件优惠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召唤，就不会选择从经济发达的美国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

四封是，用高官厚禄封住马寅初的嘴。最高当局托人向马寅初带信称：先生作为自己的老师、老乡和蜚声中外的经济学专家，我蒋某人对您一向十分器重。值此国家危亡之际，希望老师能在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部长（或次长）、全国禁烟总监三个政府职务任选一职，充分利用您在西方学到的丰富经济学管理经验和知识，与政府同舟共济，共挽危机。为此，最高当局还专门发出赴宴面商邀请。其如愿算盘是，把全国最好的三个肥缺拿出来任你挑选，只要你能任选其一，政府就有了掌控你的平台和空间，到时候，多给你点个人利益，等你入了伙，分了赃，看你还怎么有颜面去说三道四。马寅初听罢来人传话，顿时火冒三丈，拍案而起，厉声喝道：真是卑鄙无耻，这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他严拒了最高当局的宴请，并表示：“蒋介石想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我，他是在白日做梦！对这种无耻的行径，我马寅初要进行公开揭露！[5]”蒋介石闻讯，气急败坏，当即命人撤掉马寅初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职务。

五吓是，在精心策划的以上一系列手段均告失败后，最高当局黔驴技穷，怒火中烧，在万般无奈之下，这个黑道出生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使出他最为拿手的看家本领，派特务以暗杀相威胁。特务们秉承最高当局的意旨，煞费苦心地选择了1940年中秋这样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亲自登门送上了措辞严厉的恐吓信，信上称“不听招呼，要吃‘卫生丸’的！”；“如果再要演讲攻击政府，将以手枪对待！”信封中还赫然装有一颗能致人非命的手枪子弹。面对身处虎穴、明目张胆的死亡威胁，马寅初选择了宁折勿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正气凛然地写道：“我所讲的全系事实，有理有据，非讲不可！枪口是封锁不住真理的嘴巴的，特务们可以开枪杀人，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还是要讲。[6]”

六囚是，以秘密囚禁的方式，限制马寅初人身自由，从而达到“封其口，羁其身”的罪恶目的。迫使最高当局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定最后决心坚决囚禁马寅初，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件事：第一件是1940年炎夏，马寅初在重庆山洞国民党陆军大学面对蒋介石黄埔嫡系100多名高级将领作了题为《抗战财政问题》的专题演讲。两个多小时的演讲矛头直指“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宋子文。谴责这些官僚资本集团的权贵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经济机密和决策大权，大发超级国难财。要求将其撤职查办，不义之财全部充作抗日经费。[7]并将这些内容和观点整理成文，以《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为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最高当局万万没想到，马寅初竟敢在这个他亲任校长、一向倚重、并赖以发家的黄埔圣地和黄埔弟子面前，指名道姓地揭发其连襟[8]及舅子[9]财政、金融寡头的种种丑行，并提出严厉的惩罚举措，这无异于动摇其统治根基。第二件是同年11月10日，也就是收到特务恐吓信后，马寅初在重庆市区黄家垭口实验剧场，第一次向6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发表反对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集团权贵们祸国殃民的公开演讲。在这次历时三个多小时、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演讲中，马寅初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他大声疾呼，要求蒋介石大义灭亲，严惩祸国殃民的官僚资本集团权贵和家族败类。马寅初这次演讲，带了自己的儿女，作了现场被特务枪杀的赴死准备。他还在演讲中解开长袍纽扣，请特务往自己胸脯开枪。他认为，武人战死前线，文人也应有拼死后方的决心和勇气。并以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和谭嗣同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自励。在最高当局眼中，马寅初此举，无异于向他的容忍底线挑战。第三件就是最高当局从特务机关的秘密情报中获悉，马与中共高层人物已有秘密接触；而他自抗战以来的种种言行大有与中共异曲同工、不谋而合的嫌疑。这种种迹象表明，他迟早会被中共拉过去，从先生变为政敌。基于以上原因，最高当局最终决定，即使冒再大的风险，也必须对这位桀骜不驯的马博士采取断然措施。其最终决定是，以“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的名义，对马寅初实施秘密逮捕和长期羁押。

七害是，指使特务在监禁期间，在马寅初吃的饭菜中偷偷拌入微量毒药，这种微量毒药不易被人发现，也不易检测出来，长期摄入的结果是使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直至衰竭而死。最高当局妄图以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方式，把他们恨之入骨的马博士置之死地。这样，他们既除掉了心头大患，又不必承担任何风险。

四、人生转折

其实，早在马寅初被捕一年半以前，也就是他搬进重大校园后的1939年5月，他就怀着激动的心情，经过精心准备，应邀进城秘密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共合作的中共代表团主要领导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首任秘书长王若飞。在这次对马寅初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历史性会见中，马寅初对自己仰慕已久的中共领导人如同久别重逢的挚友，直抒胸臆，坦诚相见。他倾述了自己对抗战时局的看法，对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集团达官显贵们乘危打劫，大发国难财，危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罪恶行径表示切齿痛恨，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对中华民族的出路深表忧虑。中共领导人对马寅初的爱国热忱、政治主张、可贵品质和斗争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并表示今后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先生的抗日爱国行动。紧接着，周恩来以坚定、沉着、充满必胜信心的语气，向马寅初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中国军民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得道多助，只要全国军民万众一心，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的艰苦奋战，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支持与配合下，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中华民族带来无限光明的前途。周恩来的结论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的胜利依靠人民，中国的前途属于人民！[10]这是马寅初平生第一次与中共高层领导人零距离、无局促、系统性的交流和沟通。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对抗战时局的精辟分析，对战略策略的精心谋划，对光明前景的高瞻远瞩，使马寅初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和鼓舞。

在受到周恩来、王若飞秘密会见后，马寅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一次系统回顾：自己出生酒商之家，自幼酷爱学习，冒死挣脱家庭羁绊，外出求学，曾抱着“工业救国”梦想，就读北洋大学冶金专业，后因身体单薄，留美之际弃工改学经济学，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自己怀着强国富民的抱负，放弃了在美国丰厚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于1915年回到军阀割据、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祖国。回国之初，自己就毅然拒绝了军阀政客邀揽游说和重金收买，以“一不做官，二不发财”的信念，坚持走为国家培养经济学人才、治学救国的道路。回归20多年来，自己历尽艰辛，先后执教多所大学，为国家培养经济学人才。同时，在各种报刊、媒体著书立说，传播西方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研究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自己反对军阀割据，反对官僚买办，反对欺骗国人、破坏中国经济的“万国储蓄会”[11]，全力主张禁烟，敢于在各种会议上大胆提出利国利民的提案和主张。为此，得罪了一大批地方军阀和官僚资本集团的达官显贵。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亲眼目睹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自己更是不顾个人安危，最早向全国人民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和主张。然而，自己20多年来所做的一切努力，结果是收效甚微。自己多次为此苦恼、彷徨、困惑、焦虑，结果是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者周恩来、王若飞的一席肺腑之言，犹如灿烂的阳光，驱散了自己心中的阴霾。他暗自思忖：中共领导人说得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20多年来，自己就像塞万提斯小说中的堂·吉诃德，四处行侠仗义，却四处屡屡碰壁。看来，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伟力，正是来自人民。

这一历史性的见面，包括此前马寅初与《新华日报》编辑、中共党员、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相互启迪、相互赞赏的屈膝深谈，解开了马寅初长期以来的心中疑团，使他认清并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必由之路，对其一生产生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影响。如果说，过去，他作为美国培养的经济学博士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曾经有过非议，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还不够明晰，对国民党政府还抱有某种善良的幻想，应该说，经过20多年的上下求索和屡屡受挫，在亲历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之后，特别是在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集团达官显贵们乘民族危机之际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大肆收刮民脂民膏的罪恶行径之后，他对国民党当局已经彻底失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铁肩担道义，一心为民众”的弥天大勇和远见卓识给他干涸的心田注入了甘甜的清泉。从此以后，他的视野开阔了，视角更新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开始靠近共产党，开始走向革命，开始与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集团的达官显贵们渐行渐远，直至彻底决裂。同时，也开始了他人生旅途全新的征程。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自己“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12]

五、陷身囹圄

马寅初1940年11月10日，在重庆市区黄家垭口实验剧院冒死发表抨击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集团达官显贵、点名批评蒋介石是家族英雄的著名演讲后，现场听完演讲的知名政论家邹韬奋出于对挚友的关心，曾专程赶到其寓所，告诫他：“据可靠消息，蒋介石现在真的在打你的主意了，你一定要有所提防。”马寅初在铭谢好友的关心之后，斩钉截铁地说：“话总是要讲的，文章也总是要写的，不能因为蒋介石搞法西斯专政，用暗杀来威胁，我就成了哑巴。对此，兄弟早已做了充分的准备。”[13]为表明自己不可动摇的决心和意志，同年11月24日，他在重庆大学礼堂专门向重大全体师生和沙磁区学生，再次公开发表揭露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大发国难财的精彩演讲。他还严肃指出：“过去三年的仗是穷人打的，人民为抗战不仅出力出钱，而且献出了生命，今后就要大财神们拿出钱来了！”[14]马寅初除了演讲和发表文章外，还在立法院正式提出议案，要求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并强烈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开始实行。当然，这种议案，是不可能在立法院通过的。他义正词严的主张，说出了人民的心声，却突破了最高当权者所能容忍的底线。

人们担心和预料之中的事终于不期而至。1940年12月6日清晨，国民党重庆宪兵六团团长吴某奉命带人直奔重庆大学马寅初的寓所，说是奉蒋委员长之命，请马先生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问题，从家中强行带走了正在吃早餐的马寅初。邹韬奋闻讯后立即告知马寅初的好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黄利用各种关系多方施救，终因蒋介石不改初衷而未能成功。其实，就在马寅初被捕当晚，蒋介石侍从室就通过宪兵团吴团长传话，只要马寅初写个书面保证，讲明以后不再提“临时财产税”，就马上释放回家。马寅初的回答是即使把我放到油锅里炸，这个条件我也不可能答应。马寅初被捕当天，重庆大学师生群情激愤，学生自治会决定，次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成立“援马大会”，组织罢课请愿。他们还先后联名向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写了言辞恳切的《陈情书》，起草了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罢课宣言》，强烈要求立即释放马寅初。为了缓解师生情绪，校方谎称“马先生态度已经改变，没有什么危险，希望同学们不要增加马先生的困难。”为了欺骗舆论，最高当局还费尽心思安排了马寅初回校与师生话别。12月8日上午，马寅初在宪兵陪同下回家收拾衣物，办理商学院院长的工作移交。他与学校师生合影留念，慷慨话别，他改吟杜牧的诗称“贪官不知亡国恨，战败犹唱后庭花”[15]，再次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把抨击矛头直指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集团。出校门时，他将一本英文书亲手交给同院的丁洪范讲授，并坚定地说：“抽资本税并不是我马寅初的发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就实行过。对豪门巨富抽财产税，理所当然。我走了以后，还望你们多多研究，坚持下去！”[16]

马寅初的被捕，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最高当局为掩人耳目，命国民党中央社于12月12日播发消息称“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业已首途。”但纸是包不住火的。为了揭穿反动当局的阴谋，中共中央于12月29日在其机关报《新中华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题为《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的社论。该社论对马寅初仗义执言的爱国情怀，疾恶如仇的浩然正气，为民请命的崇高品德，临危不惧的牺牲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对反动当局堵塞言路、徇私枉法、残害忠良的独裁行径进行了无情揭露。同时强烈要求无罪释放马寅初。获得社会舆论的好评和支持。

马寅初被捕后，先被关押在国民党军统特务严密控制的贵州息烽集中营，1941年8月转押至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6月，日寇进犯上饶，又再次被转押至广西桂林，直到同年8月获释。

其实，国民党最高当局逮捕和监禁马寅初的真实意图是：首先让其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舞台上和人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等到人们开始淡忘曾有此人存在时，再采取不留痕迹的方式，让其生命以寂然无声的方式“自然消亡”。所以，从投入集中营开始，狱方就割断了马寅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最初三个月甚至不准其看书，更不准其写信。壮志未酬身先囚。这种与世隔的生活对一个满怀报国热忱、而国家亦正处于危亡之际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极为痛苦的。

岁寒方觉松高洁。马寅初应对秘密监禁的斗争策略是：不言悔，不屈服，不放弃。首先是不言悔。马寅初认为，自己既然是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而请命，而呼吁，而呐喊，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绝无后悔可言。其二是不屈服。他认为，士可杀，不可侮。自己既然选择了“铁肩担道义”，就应该有殉道者的献身精神，苟且偷生，那绝不是殉道者应有的品质。这就是被捕前，他以文天祥的名句自勉的真实含义。其三是不放弃。就是在生死考验面前，绝不心灰意冷，绝不表现出丝毫的怯懦和畏惧，而必须尽一切努力，开展不屈不挠、针锋相对的斗争。

马寅初在狱中的斗争不仅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取得显著成果。其具体做法：一是强身健体，夯实本钱。他通过处变不惊，平和心态，坚持散步，洗热冷水浴，加强锻炼等方式，使自己的身体尽可能保持健康状态，强化坚持斗争的物质基础。二是宣传真理，感化狱卒。他把监所变成课堂，给看守他的国民党特务、宪兵、以及其它军职人员讲战时经济学；讲值此民族危亡之际，我们应如何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讲以蒋、宋、孔、陈为总代表的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集团权贵们如何乘火打劫、大搞腐败、大发国难财的罪行；讲自己如何因揭露权贵们的罪行而获罪入狱。真理的力量是巨大的。看守们认真听了马寅初讲的知识和道理，逐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从一定程度上唤醒他们的良知，他们开始对马寅初产生了同情、尊重和敬佩，随之放松了对他的监视，允许他看书，允许他给家里写不封口的信。其中有一名叫陈凤超的副官，听了他有理有据、极具说服力的演讲，幡然悔悟，决定不再当特务，不再替蒋介石卖命，竟从息烽集中营逃回浙江建德县老家务农。40年后，即1981年6月，64岁的陈凤超还专程赴北京祝贺马老百岁寿辰。并感激地坦言：“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马老教育的结果。”[17]三是戳穿阴谋，逢凶化吉。原来，蒋介石把马寅初从贵州息烽集中营转押至江西上饶集中营后，不仅加紧了对其监视和管控，取消了监外散步，还密令两名特务在马寅初每天吃的饭菜中偷偷拌入微量慢性毒药。这种毒药的特点是，不会突然发作，不易被人察觉，也不易检测出来，受毒者在长期慢慢受毒的过程中，身体会日益衰弱，达到一定量的界限后，就会莫名其妙地不治身亡，而且很难查出病因。然而，令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两名特务在偷偷投了一段毒后，受到马寅初主张正义，坚持真理，为民请命，勇于献身的高尚品质的感染，他俩想，如果我俩忠实执行上峰的指令，亲手毒杀了像马寅初这样忠贞为国的民主斗士，岂不会像谋害岳飞的秦桧一样，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俩决定，这种为虎作伥、丧尽天良的缺德事决不能再干。他俩痛哭流涕地向马寅初托盘端出反动当局的毒杀密令，并当着马寅初的面，将没用完的两大包毒药倒掉。这两名特务在马寅初的启发引导下，数日后即在集中营“神秘失踪”[18]。

马寅初从1940年12月至1942年8月，在国民党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集中营，总计被监禁一年零八个多月。

六、明师永寿

1941年6月24日，是马寅初的60寿辰。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绝不会忘记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同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集团进行坚决斗争而被捕入狱的马寅初教授。自从他被捕入狱后，其学生、同事、朋友、各界进步人士，特别是长期战斗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无时无刻不在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支援和营救。重庆大学的学生曾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释放他们敬爱的师长；马寅初的朋友和各界上层民主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进言说情，要求他释放马寅初；中共中央办的《新中华报》、《新华日报》，社会各界舆论一致发出呼吁，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马寅初。

重庆大学的师生们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决定充分利用庆贺马寅初60寿辰的契机，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和寻求各方支持，营救他们的恩师早日出狱。他们提前四个月就成立了马寅初先生60大寿祝寿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为了加快营救步伐，决定将“遥祝马寅初60寿辰大会”提前三个月举行：即于1941年3月30日举行。

蒋介石闻之此事，勃然大怒，严令坚决制止。祝寿会主席赵国恩和学生代表奉命面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他们不惧校长劝阻和侍从官的威胁利诱，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弄得两位官人，尤其是那位被人们称为“蒋介石的文胆”，一向提笔成章、能言善辩的陈布雷先生啼笑皆非，无言以对。校方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迅速采取以下三项紧急措施：一是贴出书面告示，明令祝寿会停止举行，并称后果自负；二是向有关方面布置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防止事态扩大；三是祝寿日那天，紧锁学校所有会议室和教室，并停止供电。试图以此使祝寿会无法进行。

然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重庆大学的师生们经过英勇无畏的斗争，终于冲破一切阻扰，使原定的祝寿会得以如期举行。祝寿那天，学校大礼堂楼上那间能容纳数百人的全校最大的教室紧锁的大门被突然打开，人们惊奇地发现，这间宽大整洁、窗明几净的教室，早已被人们精心布置成为马寅初教授60寿辰的寿堂。寿堂正面墙上贴着“明师永寿”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四壁挂满各方送来的寿联、寿幛和贺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的贺联，上面用遒劲的楷书写着“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送的一幅红绸贺联上写的是：“不屈不挠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送了亲笔绘制的“松鹤延年图”；还有许多人联名写的寿幛“老马识途”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界人士对马寅初先生崇高的爱国热忱、威武不屈气节的高度赞扬；也是献给马寅初60大寿最珍贵的礼物！难怪马寅初对这些礼物十分珍爱，几十年来都一直精心收藏在自己身边。

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郭沫若、潘梓年、《新华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重庆部分其他报社的记者、前苏联塔斯社驻渝记者，以及各阶层进步人士共数百人，准时涌进寿堂，为身系囹圄的马寅初祝寿。他们在发言中盛赞马寅初先生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敢怒敢言的过人胆识，威武不屈的的英雄气概。祝寿会向来宾们分发了数百枚祝寿纪念章，并建议在校内集资修建“寅初亭”，以作为对马寅初先生永久的纪念和表彰。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许多来宾当场捐款。其中，《新华日报》捐款最多，连塔斯社驻渝记者也当场捐款100元。

“寅初亭”最先拟请重庆工业专科学校土木工程系设计承建，该系也非常热忱，他们表示出于对马老的崇敬，他们请师生义务出工，只收工本费，不取酬金。但签订协议那天，该系却因校方施加的巨大压力而被迫放弃承建任务。筹委会又去联系其它建筑单位，几乎所有的资深建筑单位都收到来自上峰“严禁承建”的指令。重庆大学校方还加强了门卫警戒，严禁任何建筑施工队伍进校建亭。在万般无奈之下，筹委会最后找到当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施工队签订承建协议。具体运作方式是：整个亭子在校外秘密施工，隐蔽包装后偷运进校，按照指定位置，以最快的速度，抢挖地基，突击拼建。他们以这种打破常规的特殊方式，在当局戒备森严的眼皮底下，顺利完成了“寅初亭”的修建工作。筹委会请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为“寅初亭”亲笔题写匾额。黄炎培还专门为“寅初亭”题诗曰：“顽龙经岁困泥中，忙煞惊曹斗草童。报道先生今去矣，一亭冷对夕阳红。”以表达自己对被监禁老友的怀念和敬意。60多年过去了，最初草木结构的“寅初亭”几经返修和重建，如今以更加雄伟壮丽的钢筋水泥结构巍然屹立在重庆大学松林坡前的梅岭之上，供人们参观游览。这个见证马寅初敢怒敢言斗争精神和广大民众对其褒扬崇敬的纪念亭如今已被重庆市政府命名为重庆重点保护文物。

七、歌乐软禁

1942年8月，迫于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也是马寅初留美时的同学温德尔·威尔基的严正交涉，以及国内外舆论的重重压力，蒋介石被迫同意解除马寅初的秘密囚禁，让其从广西桂林重返重庆，由秘密囚禁改为歌乐山软禁。这种软禁生活持续三年，直至日本投降前夕方才结束。

原来，在马寅初被拘禁后不到两个月，其家人就被重庆大学校方赶出了学校住所，被迫迁居到歌乐山大木鱼堡5号自家的几间简陋的平房里去了。由于马寅初解除监禁时，最高当局给他下了三条禁令：一是不准任公职；二是不准在国立高校任教；三是不准对外演讲和写文章。所以，既然重大回不去，他也只好到歌乐山大木鱼堡5号与家人团聚。

马寅初虽然回到重庆自己家中，但当局并没有真正给他自由。首先，前述三条禁令完全剥夺了他作为一名公民应该享有的就业权、话语权和著作权，同时也给其生活来源造成极大困难；其二，他的人生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他要进城办事，必须得到重庆歌乐山警察分局的批准，并且有专人陪同；其三，当局在其住所附近，安排了特务长期蹲守，对其日常生活，尤其是社交圈子实行严密监控，一有异常情况，立即向上峰报告。

面对困顿、受限和严密监视下的软禁生活，经过艰苦磨炼的马寅初表现的十分镇定和坦然。他以特有的坚忍和乐观的心态，把软禁当作一种时空上的机遇，着重抓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加强身体锻炼。此时的马寅初，由于在与中共高层的接触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他对未来的美好前景充满必胜的信心。所以，尽管身陷虎穴，仍能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坚持锻炼。除了长期坚持的热冷水浴外，年届六旬的他每天都要沿着云雾缭绕的崎岖山路，以小跑的姿态徒步登上六七百米高的歌乐山主峰——云顶寺。他朴实的想法是，自己一定要锻炼出强健的体魄，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第二件，就是加强学习、研究和著述。他认为，平时自己教学、科研任务重，社会活动频繁，很难集中较多时间，专心致志从事学习、研究和著述。现在，当局不让我教学、科研，不让我外出从事社会活动，正好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集中时间进行学习、研究和著述。在这期间，他大量阅读和研究了数理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相关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并相继出版了《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两部重要学术论著。前者为颇受追捧的流行经济学原理书籍中的最新版本，仅新中国成立前就出了九版；后者为被经济学界奉为经典的民国时期比较货币学的集大成之作，该书1999年商务印书馆再次重印时，仍为当今投资者争相拜读的经典。除了学术研究外，他也偷偷阅读学生借给他的当时的禁书，如中共编著出版的《评<中国之命运>》等，以提高自己亟待提高的基本政治素养。第三件，就是更加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通过次子马本初。即马寅初的信函通过次子转交中共重庆地下党的联络员，回函也由此带回。这种密切联系，使其思想上、精神上受到很大教育、激励和鞭策，更加坚定了他坚持斗争的坚强信心。

马寅初回到重庆的消息不胫而走，各界人士、社会名流纷纷慕名前去拜望，一直为自己敬爱的师长获释而长期奔走呼号的重庆大学学子们更是欣喜若狂。他们冲破层层阻扰，源源不断地上山探望，求学讨教，嘘寒问暖，使马寅初感到莫名的欣慰。中国经济学社的中坚、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潘序伦了解到马寅初因“三条禁令”而造成的经济困窘后，冒着政治风险，立聘马寅初到该校任经济学教授，他执教严谨，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教育部长陈立夫闻讯，严加制止。

尤其令马寅初感佩的是，在三年软禁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了他很大的支持。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切场合大声疾呼，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对马寅初的政治迫害，恢复其完全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其二是，在马寅初因政治迫害而导致生活陷入困境时，中国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周恩来指示：“马寅初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19]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不仅经常刊登马寅初被国民党报刊拒载的文章，经常派记者去马寅初家中采访，酬金从优；中国共产党的外围报刊《商务日报》接连不断发表马寅初的文章；《新华日报》不时请马寅初秘密参加报社举办的一些活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也邀请马寅初参加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国是座谈会，不断给马寅初政治上、经济上、道义上的支持和鼓励。马寅初常对自己的子女们说，我永远也不会忘了共产党，忘了周公！那是燃烧在我心灵中的圣洁之火，是指引我穿越迷雾的航灯。正是国民党当局对马寅初的政治迫害，促使马寅初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心心相印的患难之交。

八、如虎添翼

由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多方营救，全国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教育界的呼吁声援；由于国民党在湘桂战场上的严重溃败，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也由于美国总统特使反复施加压力，因为美国人认为，马寅初是他们为中国培养出的值得骄傲的经济人才，也是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治国之才，他们把蒋介石迫害马寅初看着是对美国尊严的亵渎和挑战，是一种不能容忍、必须坚决纠正的愚蠢行为。如果说，蒋介石对中共的营救，社会各界的呼吁，民众的声讨还可以顶一顶，抗一抗的话，然而，对其美国主子的反复施压，他实在不敢一意孤行。因为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完全依靠其美国主子打气输血，得罪了美国主子，其统治地位就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这也是他在处理马寅初的问题上一直非常谨慎，不敢轻易采取断然措施的“软肋”所在。既然事情已发展到这一步，蒋介石心里十分明白，继续硬扛下去无异于自掘坟墓。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才不得不在1944年冬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宣布解除对马寅初的软禁管制。1945年春，重获自由的马寅初终于获准重返重庆大学商学院执教，前提是不再担任商学院院长职务，该职务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侄子接任。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销声匿迹近五年的马寅初，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崭新精神风貌重登风云际会的山城政治舞台。这一年，他已64岁。

蒋介石在宣布恢复马寅初人生自由的同时，出于职业政客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本性，他又暗中向有关部门重申了他对马寅初作出的三条秘密规定：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最高当局认为，有了这样的规定，你马寅初就是有孙悟空的本领，也逃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然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注定是要落空的。如果说，马寅初五年前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的斗争时，还是一只凭着血性、单打独斗的猛虎；那么，经历过牢狱之灾和生死考验，又直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具体指导的马寅初，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安泰俄斯[20]接了地气一样，会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具体表现是：政治更成熟，思想更敏锐，斗志更坚强，策略更智慧，真可谓“如虎添翼”。其实，最令蒋介石头痛的也正在于此：此时的马寅初，不再是单打独斗的猛虎，而是一名与中共关系密切、深孚众望、有着广泛国际影响和深厚群众基础的民主斗士。此时的马寅初，早已向中共高层周恩来等明确表态：“只要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的！”[21]

解除软禁后的马寅初以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胸襟和气魄，冲破反动当局三条密规的束缚，在战后政治格局走向的核心问题“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方面，在抨击和限制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集团恶性膨胀方面，屡次发出自己发自内心的呐喊和呼吁：1944年12月22日，他在重庆工商界人士举办的一次星期五聚餐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的》的专题演讲。在演讲中，他称为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农民为“真正的民族英雄”；称乘火打劫，收刮民财的官僚资本集团权贵们为“罪恶是比制造战争还大”的罪犯。其结论是，中国要工业化，就必须实行民主。1945年3月4日，他在中国伊斯兰教青年会发表《战后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的专题演讲。在演讲中，他把最高当局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喻为“自己肚里空空，又坚决抗拒外来东西的真空管”；他为战后中国经济指出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和平”；他怒斥不民主、搞独裁的官僚资本集团必将被历史定格为“祸国殃民”的“万世罪人！”同年5月8日，他在交通大学礼堂发表演讲，称国民党的官场哲学是“无官不贪，无财不刮”，认为中国战后重建最根本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健全的政府，民主的政府。”[22]同年9月1日，他在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晚宴上，受到“民主、和平使者”、亲赴重庆参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会见。在互致问候后，毛泽东说：“您就是北京大学当年的马教务长，如今重庆大学的马院长吧？您的‘狮子吼’大快人心，您提出的‘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甚合民意，您的不屈不饶鼓舞军心。真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楷模啊！”[23]这是他与毛泽东自北大校园一别，20多年后的第二次握手。这次会见，更加坚定他同中国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同年9月16日，他应中国妇女联谊社邀请，去西南实业大厦发表演讲。面对上千名听众，其演讲的主题仍然是“民主、和平是战后重建、民族复兴的根本所在！”次日，他在重庆工商界星期五聚餐会上再次大声疾呼，实行民主必须有政治制度作保证，一党独裁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郭沫若曾赞曰：“你这个马寅初啊，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

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结束后，在全国各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以及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也为了为准备内战争取时间，被迫1946年1月8日在重庆召开了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会上，国民党、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以及社会贤达等代表就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队和政府组织、国民大会等问题达成了五个协议。这些协议，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是有利于民主、和平的。国民党对此毫无诚意，只把它作为为发动内战争取准备时间的手段而已。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指导下的中共重庆地下组织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对政协会议的破坏，发动并领导了以重庆大学学生为首的包括有各校师生参加的万人大游行。师生们沿途高呼：“要求政治民主！”“永远停止内战！”“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口号。65岁的马寅初教授，斗志昂扬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此时的马寅初，政治上日趋清醒和成熟。1946年1月15日，他在民盟召开的第一次经济顾问招待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实行经济民主化，必须打倒那些位高权重、靠发国难财而迅速暴富的官僚资本。旧政协刚闭幕，3月31日，他就在全校宣传政协会议精神的报告中提出，要百倍警惕反动势力对政协决议的破坏，并对官僚资本收刮民脂民膏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为了提高学生们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他还向重庆大学学生爱国会建议，请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代表团来重大作演讲。一周后，周恩来在重庆大学作的《中国民主运动问题》那场影响深远的著名演讲就是马寅初提议的。2月4日，马寅初又在松林坡中央大学的讲台上，发表了《新公司法与官僚资本》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严正指出，那些靠发国难财而赚得盆满钵满的官僚资本集团达官显贵们利用手中的特权，为谋一己私利，肆意删改立法院通过的《新公司法》，勾结外商，变本加厉，在新形势下继续大发胜利财、接收财、建设财。他呼吁，对这种卑劣行径，必须坚决打击。

马寅初关于反动势力破坏政协决议的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2月10日上午，社会各界人士一万人多聚集在重庆较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当局出动特务暴徒冲上主席台，对主席团成员大打出手。大会执行主席李公朴，主席团成员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均遭暴徒劈头盖脑的毒打。广场上，愤怒的人群中发出了“打倒特务！”“打倒法西斯！”“要民主，要和平！”的怒吼。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被打得受伤住院。马寅初礼帽被打掉，衣服被撕破，长衫被抢走，额头被打出血，臂部被打伤。整个庆祝会还未正式召开就被暴徒们完全打散。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闻名中外的较场口事件。

血的教训更加擦亮了马寅初的眼睛。事后，他气愤的说：“蒋该死，搞这假玩意！”较场口事件第二天，马寅初在重庆大学校园的家中接待了前来慰问采访的记者。在回答记者关于对这一事件的感想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对这个政府（指国民党政府），原来我主张改革，现在我主张推翻！”在随后的多次演讲中，他一再揭露国民党破坏政协协定、蓄意发动内战的阴谋。他还反复强调：“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中国的真正希望在中国共产党。”[24]

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破坏政协协议的嘴脸更加暴露无遗。他们对马寅初的迫害和控制也愈发肆无忌惮。他们毫无顾忌地公开了过去还仅限于内部掌握的对马寅初的三条秘密禁令：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便衣特务也加紧了对这位“危险人物”的秘密监视。马寅初对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的回答是：坚决斗争到底，绝不委曲求全！他照例到处发表演讲，揭露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的罪行；照例撰写鞭辟入里的文章，抨击祸国殃民的官僚资本集团权贵们的倒行逆施。眼见马寅初在重庆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中共地下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让其全家尽快离开重庆前往沪杭地区。那里的突出优势是，毗邻东南沿海，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以迅速撤至香港乃至东南亚避祸。

1946年3月31日，马寅初在自己流连忘返的重庆大学校园，向全校师生发表了最后一次临别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对师生们的临别赠言是“要争取，要斗争，要奋斗！”并告诫大家：“只要奋斗，自会成功！”在依依惜别之际，重庆大学学生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许显忠取出当年马老被捕时，挥泪告别全校师生的合影照片，请自己尊敬的师长题字。马老眼睛湿润了。他接过照片，在背面信笔写下了“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这句根据于谦《石灰吟》改写的赠言，看似不假思索的信手拈来，实则是马老终身恪守的做人准则，更是其传奇一生的真实写照。

八年的流亡生活，使马寅初对山城重庆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依恋：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他有过太多的拼搏、奋斗、愤懑和欢乐。在这里，为揭露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集团的贪腐，他写下多少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战斗檄文；在这里，为针砭时弊、救亡图存，他发表了多少惊世骇俗、直犯“龙颜”的真知灼见；在这里，他有幸结识了自己一生崇敬、终身受益的中共高层的杰出代表周恩来，并由此胜利实现了他一生政治立场的根本改变和政治目标的正确定位；在这里，他历经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拉拢、利诱、恐吓、逮捕、监禁和软禁，度过了近五年愈挫愈奋、浴火重生的炼狱生活。正是这八年的流亡生活，彻底粉碎了他对国民党曾经抱有的幻想，牢牢地奠定了他坚定不移跟中国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和钢铁意志。

1946年4月15日，马寅初告别山城，南下沪杭地区，结束了他刻骨铭心、跌宕起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八年流亡生活。

尾声

马寅初抵达沪杭后，一方面不畏艰险，继续英勇无畏地战斗在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第一线；另一方面辛勤耕耘，1948年推出体系严整、学理精湛、长达50余万字的学术专著《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1948年初，他以扎实的功底、丰厚的论著、超旺的人气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全国经济学界八名候选人中仅他一人当选，被誉为“学界泰斗”。同年底，中共中央出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人身安全的考虑，安排马寅初乔装打扮，离沪转港，然后北上北平，参与制定《共同纲领》，谋划新中国成立大计。

新中国建立后，马寅初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呼吁人口应实行有计划的增长而被打成右派，先后被迫辞去或被撤销所兼各职。幽闭期间，他以政治封杀、年逾八旬的耄耋之身和强国富民、万死不辞的执着追求，历时六年，用毛笔和宣纸写成长达100多万字的《农书》。这部马寅初思考一生、积累经年、荟萃古今中外农业发展经验、有望成为传之不朽的世界农业发展《福音书》的鸿篇巨制，却因十年“文革”的严峻政治形势，不得不被这位时年85岁的作者痛心疾首地亲手付之一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永远的遗憾[25]。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寅初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他先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等职。1982年5月这位令人景仰的老人在北京医院阖然长逝，享年101岁。他一生著作颇丰，仅1999年出版的《马寅初全集》一书，总篇幅就达565万字（如加上被焚毁的长达100多万字的《农书》，其著作总字数实与《鲁迅全集》的700万字相近）。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高等教育、人口研究等方面功底丰厚，见解深刻，贡献卓越，影响深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真理、不畏权势、高风亮节的品质树学术争鸣典范，为万世学人楷模，赢得人们的广泛赞誉和崇敬。

[1] 喻传鉴，浙江嵊县人，重庆南开中学创始人、校长。

[2] 杨建业：《马寅初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4页。

[3] 临时财产税，“经常税”的对称。为满足特定时期财政支出需要和达到国家特定目的而暂时征收的税。

[4] 邓加荣：《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5] 杨建业：《马寅初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6] 杨建业：《马寅初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7] 马寅初纪念馆：《走近马寅初》，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9—90页。

[8] 连襟：这里指孔祥熙。

[9] 舅子：这里指宋子文。

[10] 李正宏、黄团元：《民族瑰宝——马寅初》，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3页。

[11] 万国储蓄会是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中国的一个法国金融机构，1912年9月开设于上海法租界。它以以小博大有奖储蓄的圈套疯狂揽储，业务扩展迅速，先后在天津、汉口、青岛、哈尔滨等城市设立分会。其中，该会两年内退会本金全部充公、15年存期利率大大低于同期银行利率等霸王条款使储户蒙受巨大损失，先后骗走中国资金3亿多，相当于当时全上海30多家银行存款总额的6倍。

[12] 彭华：《马寅初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13] 杨建业：《马寅初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14] 杨建业：《马寅初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15] 李正宏、黄团元：《民族瑰宝——马寅初》，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16] 徐斌：《天地良知——马寅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17] 彭华：《马寅初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18] 杨建业：《马寅初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77—78页。

[19] 邓加荣：《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20] 安泰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现在人们常用安泰俄斯的故事来比喻精神力量不能脱离物质基础，或一个人不能脱离他的祖国和人民。

[21] 彭华：《马寅初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22] 杨勋、徐汤莘、朱正直：《马寅初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11页。

[23] 彭华：《马寅初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24] 杨建业：《马寅初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25] 徐斌：《天地良知——马寅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