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力

刘宗宽（1905－1992），别名刘毅，字志弘。黄埔军校第三期和陆军大学特二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少将高级参谋、陕西省军管区参谋长、暂编第十五师师长、陆军大学将官班少将副主任等。1943年，加入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1946年，受命到重庆行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任职，曾任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等。向解放军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曾任西南军区高级参议、南京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农工党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副主委、全国和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1992年在重庆逝世。1993年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胸怀抱负，投笔从戎

1905年7月4日，刘宗宽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陈庄乡刘家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7月从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投奔到蒲城县同乡杨虎城的麾下，当时杨虎城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刘宗宽决定投笔从戎，他与好友王俊一起到耀县参加杨虎城部队。不久，刘宗宽就听人说杨虎城要选送年轻军官到广州报考孙中山主办的黄埔军校，刘宗宽找王俊一起去见杨虎城，要求选送报考黄埔军校。经杨虎城推荐，刘宗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1925年1月成为黄埔军校三期学员。1925年4月，刘宗宽与同期学员集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6年，他从黄埔三期毕业后，返回陕西杨虎城部队。1927年初到国民革命军十二路军第三师司令部任中校副官长兼教导营营长。1928年春，升任该部前敌指挥部上校参谋长。1928年冬，刘宗宽去南京谋工作之际，适逢杨虎城自日本归国。杨虎城先于1928年4月到日本“休养”，杨部被冯玉祥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二十一师，调往山东驻防。11月6日杨虎城回到国内。1929年，杨虎城就任暂编二十一师师长。刘宗宽和几位陕籍黄埔学生到山东沂水见过杨虎城后，随师部开到临沂。刘宗宽任第三旅第九团团长，驻山东诸城。1929年9月，杨虎城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由胶东移防河南南阳一带，参加蒋、冯战争，蒋、唐战争。1930年3月，杨虎城部改为陆军十七师，刘宗宽团改为十七师五十一旅补充第三团，驻河南邓县。杨虎城升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参加蒋、冯、阎大战。刘宗宽于12月回到南阳，被任命为杨虎城部后方留守总指挥。1931年4月，刘宗宽奉命率部回陕西后，改任五十一旅一0二团团长，驻防汉中。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深重。1932年9月，刘宗宽被调到甘肃，任陆军三十八军司令部副官长。1933年初他又被调回到陕南汉中。部队从南阳撤退回到陕西扩编后，该旅的三个团长，一个革职留任，一个撤职查办，只有刘宗宽未受处分而且立有大功。在邓县险恶的情况下把部队安全拉出；在南阳维持了后方安定，还将全部人马带回陕西。但刘宗宽自任团长起就有不少流言蜚语，特别是杨虎城委任刘宗宽为十七路军后方留守总指挥时，更有“接班人”、“外甥”等闲话伤人。但结果有问题的两个团长均升旅长，刘宗宽的两个营长也均升为团长，刘宗宽仍为团长。人事关系的复杂使刘宗宽深感压抑。他产生了暂时离开部队的想法。正在此时，有消息说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招生，各省可保送两名。刘宗宽就向杨虎城请求去陆军大学学习。1934年4月，杨虎城调任刘宗宽为十七师少将参谋长，旋即又被调任五十一旅少将副旅长。[1]

在此之前，刘宗宽与陕西同乡、知识女性崔东亚结识恋爱，开始书信交往。他曾在信里写道：“现代的社会复杂极了，恶劣极了，危险极了。自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国家的内部诚有不可形容的怪诞情状，所谓自号‘党国元老领袖'的大人先生们，不仅不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反借‘救国抗日’的‘堂堂之鼓’‘正正之气’的伟大口号，来互相倾轧，组织私党，想促成自己的‘政治舞台’。而众目睽暌的‘党国干城’军人老爷，不去前线抗日杀敌，而是扩充地盘，酝酿内战。国家的前途何能设想？国家的责任是担在我们肩上，除了我们鼓起勇气，大声疾呼唤醒群众，自觉觉人，否则，国家没有好的希望。”[2]

1934年4月下旬，在刘宗宽赴陆大临行前，杨虎城郑重地交给刘宗宽三项特殊任务：第一，为缓和与蒋的矛盾，先到南昌谒见蒋介石，报告部队情况，代陈他的“效忠”之意，请蒋不要相信“谗言蜚语”；第二，到南京后多与各方联系，注意延揽人才；第三，特别注意国民党中央的对日动向，随时向他报告。刘宗宽于4月30日到达南京，移住南京邓府巷第十七路驻京办事处。刘宗宽到南京谒见蒋介石的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觉得不辱杨的重托，完成了一桩使命。[3]

1934年五六月间，刘宗宽在办理入学手续，与各方应酬联络的同时，思考世界大势和中国时局，理清求学思路：“现代的学术诚有惊人的进步，无论是经济战争、政治战争、商业战争、工业战争无不包括在学术战争之内。优胜劣败是时代演进的定理。学术竞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凡是研究现代学术，站在时代之前的，都可以适应时代而生存，否则学术不进，无形中自然受时代的淘汰，谁也莫可挽救。自从我东来以后，自觉一切落伍，几至一无所知，空空如也，感觉得前途的危险，倘再不急起直追，发奋自强，努力学术，以与时俱进，终为自边于时代之后，何待社会之淘汰？我现在的确觉得求学的重要，比高官显爵要宝贵得多，千倍万倍了，这也是我此次离开宦场，准备埋头读书的动机。”[4]

1934年7月，刘宗宽以少将副旅长资格和陈子坚两人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学习。他学习很刻苦，成绩优异，被视为班上的高材生。1935年7月7日，刘宗宽与已赴南京金陵大学读书的崔东亚结婚，在举行结婚礼式时，宾客盈门，于右任、张治中、杨虎城、孙蔚如、邵力子等许多军政要人题词祝贺。刘宗宽在南京租了一幢独门独院、环境幽雅的房子住下，既有利于学习又便于联络活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晚上，刘宗宽与几位西北军、东北军的同学作为人质被关押起来，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刘宗宽等才得以释放。

1937年6月间，杨虎城被迫离职出国，刘宗宽闻讯特别到上海送行。杨虎城心情十分沉重地对刘宗宽说：“你毕业后一定要回西北去，协助孙蔚如保存好部队，准备抗日。”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的帷幕拉开。8月，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学员毕业。刘宗宽的成绩名列第一，人称“武状元”，他代表毕业学员向校长蒋介石领取了毕业证书。第二天，刘宗宽接到蒋介石签发的委任状，任命他为军委少将高级参谋，训令他驻汤恩伯部队任联络官。但刘宗宽拒绝受命，要求返回原部队。三十八军军长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安排他担任陕西省军管区参谋长。1937年冬，兼任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教务处长，不久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到西安，兼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主任，把军官训练班也并入七分校，调任刘宗宽为七分校十六期第十五总队长。为培养抗日急需的军事干部，他认真负责，尽心尽力，获得了学员的衷心爱戴。[5]

1940年5月，刘宗宽出任陆军暂编十五师师长，马上带队伍上抗日前线，但此行却使他遭受厄运。暂编十五师原系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指挥的一支土著部队，也属十七路军系统，在开赴抗日前线经过陕西时被胡宗南截留改编的一个师。在刘宗宽到任前，胡宗南已安插了一些亲信当团长、营长。刘宗宽按照正规军队的要求，特别是按照抗日的精神来整训队伍，并在人事上作了调整。

1941年，刘宗宽部奉命开到合阴县一带驻防，担任黄河守备。胡宗南的亲信、第七区行政专员蒋坚忍为防共成立了动员指挥部，其所属“动员”干部胡作非为，被刘宗宽禁止。蒋提出要与刘宗宽合作走私，遭到严辞拒绝。当刘宗宽派人把为首走私的团长押到西安时，胡宗南大发雷霆。10月间，胡宗南电召刘宗宽到西安。可是刘宗宽一到西安即被扣押，被诬陷有贪污、走私、贩毒行为。但因没有真凭实据，胡宗南只好把刘宗宽和几个所谓的同案犯囚禁一年多以后，押送重庆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到重庆当晚，刘宗宽便由押送他的分队长马某陪同，悄悄地找到了时任第四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的韩兆鹗（韩是刘宗宽的老师，第三党成员，解放后任陕西省政府副主席）。得知刘宗宽的冤屈后，便同韩炼成（西北军将领，刘的陆大同学，解放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为营救刘宗宽而四处奔走。

不久，经过调查会审查明指控刘宗宽等人的所谓贪污、走私，贩卖毒品等罪名纯属诬陷。因此案涉及高级官员，还得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批准。蒋介石大笔一挥，将全案六人批为“一律枪毙”，刘宗宽就这样成了等待枪毙的“死囚”。韩兆鹗、韩炼成大为震惊，韩炼成凭他在西北军与冯玉祥的患难关系，求助于冯玉祥。在冯玉祥面见蒋介石力保说情下，才得以死里逃生，改判为13年徒刑。

刘宗宽在牢房里，思绪万千，为何戎马半生落得如此下场？如果不是冯玉祥仗义执言出面营救，他早作了刀下鬼。他对蒋介石的仇恨，不禁油然而生。在监狱中关押着不少共产党员和为参加抗战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以及不满国民党政府的其他爱国分子，刘宗宽听到了大量事实，他比较国共两党孰优孰劣，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决心有朝一日去寻找新的道路。

1943年底，刘宗宽由郭寄峤（时任重庆卫戌区副总司令）、鹿钟麟（西北军著名将领）担保，于1943年12月以保外就医名义出狱。1945年3月，经陆军大学将官班主任章培出面斡旋，以调服劳役的名义，安排到陆军大学任兵学教官和将官班副主任。后经陆军大学报请免除余刑，才得以恢复自由身份。[6]

刘宗宽被关在监狱时，夫人崔东亚从西安来到重庆营救他。她住在韩兆鹗家，并且加入了第三党[7]。刘宗宽对他所景仰的当年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也格外有感情。出狱不久，刘宗宽立即经由韩兆鹗、郭则沉（时为第三党驻渝负责人）介绍，秘密参加了第三党。

几个月后，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找刘宗宽谈话时表示：“我们非常欢迎你参加第三党，你是我们准备的军事人才。但你是杨虎城的部下，蒋介石又亲判过你的死刑，虽经冯玉祥先生营救免于一死，蒋介石何尝善罢甘休？你的目标大，容易暴露，如果特务发现你参加了第三党，报告给蒋介石，他会立即把你抓回去枪毙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你的安全，复杂的场合就不让你参加。民盟改组[8]，我们许多同志成为民盟盟员，我和韩卓儒（即韩兆鹗）、郭则沉商量，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有意不让你参加民盟，以避免暴露，希望你特别谅解，不到必要时，我们不让你出面。你也要多加注意，所有活动不要被特务发现。”对此，刘宗宽十分感动，表示绝对听从组织的安排。

1944年底，第三党派刘宗宽和杨子恒去访问军事家杨杰，听取杨杰对国共双方军事问题的看法。杨杰仔细地分析了国共两党的军事政策和形势，他认为：“毛泽东手下的人一个强似一个。刘伯承用兵如神，打起仗来就像滚雪球一样，仗越打越大，人越打越多。”杨杰的一席话使刘宗宽更对共产党产生了敬仰之情。

1945年2月，第三党在半山新村3号创办《中华论坛》杂志。章伯钧知道刘宗宽有很好的书法功底，嘱咐刘宗宽题写刊名。刘宗宽谦虚地说：“恐怕自己写不好，还是请名人为佳。”章伯钧说：“我们自己有人能写，何必去求人，不要过谦。”由此可看出章对刘的信任。

1945年初，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设宴招待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韩兆鹗、郭则沉等，刘宗宽也应邀参加。先到的章伯钧便把他介绍给周恩来：“这是刘志弘，杨虎城的老部下。”周恩来亲切地握着刘宗宽的手，连声说：“老朋友了，老朋友了，快请坐。”周恩来亲切、平易近人的态度使刘宗宽受到感动。他后来回忆时说：“只觉得一股暖流传遍全身，紧张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在宴会中，周恩来诚恳热情的举止和发自肺腑的谈话，给刘宗宽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中共领导人亲切、坦率而精辟的谈话。周恩来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希望大家要走团结和民主的道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周恩来还非常坦率地指出，过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过关门主义错误。当时“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央，把中间派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认为“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因而采取了关门主义，拒绝与中间派别合作，这就把一切愿意革命、可以争取的朋友一概拒之于门外，结果孤立了自己，帮助了敌人。这是惨痛的教训。周恩来又说：“我们后来纠正了‘左’倾错误，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邓择生（即邓演达）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今后希望同第三党的朋友加强联系，紧密合作，有事多商量。”刘宗宽参加这次宴会，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对共产党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坦荡胸怀，至为钦佩。特别是看到周恩来对第三党的重视和两党的友好关系，感到由衷的鼓舞和荣幸。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来到重庆时，为了回报周恩来的邀请，章伯钧特意安排刘宗宽、杨子恒、李如苍等军人代表第三党宴请叶剑英等人。叶剑英向刘宗宽等人介绍了敌后根据地解放区和抗战时期国共冲突等情况。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王炳南因与刘宗宽有十七路军和同乡关系，也常有交往，并给刘宗宽以许多帮助。刘宗宽深切地感到，全面内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他暗自下定了投奔解放军、为人民革命事业大干一场的决心。为此，他将夫人崔东亚送回西安教书，他则等陆军大学报请批准免除余刑，在解脱了保人的责任后，就立即前往解放区。[9]

二、肩负使命，隐蔽卧底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6月，成立重庆行营，由张群任主任。张群委托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为他物色一位有能力主管军事的幕僚。徐培根和章培商量，欲推荐刘宗宽出任少将参谋处长。旋即刘宗宽把情况向第三党驻渝负责人郭则沉作了汇报。郭则沉马上报告了中共驻渝负责人吴玉章。随后，他告诉刘宗宽要“接受任命”，并说：“蒋介石打内战已经是肯定了的。他不会因为你不干就不打了。你不干，人家还是要找人干的。你可利用这个机会打入敌人内部，替革命做些事情。这比去解放区的作用和意义大得多！”他还补充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也是中共驻渝负责人吴玉章的意见。希望你能从大局出发接受这一决定。”刘宗宽听了这一席话后，欣然表示同意。这样，从1946年6月26日到1949年11月29日，刘宗宽深居虎穴，成为肩负特殊使命的“潜伏”将军。

当时十七路军和陆大同学中许多人不赞成刘宗宽屈就一个参谋处长，刘宗宽不便作出明确的回答，他在当时的日记写道：“他们那知道我是为了革命利益而放弃个人一切的呢！当我决定了接受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时，我曾在内心里狠狠地说：你蒋介石狗日的，要杀我，要打内战，老子今天要钻到你肚皮里面去，整死你，咱看谁厉害！”[10]

刘宗宽主持的参谋处下设三个科，分别主管作战、绥靖、作战情报、后方勤务。后来参谋处改组为第三处下设两个科，分别主管作战、绥靖和军队教育。刘宗宽主要是负责提出基本的作战指导方针、编制战斗序列、调整部署、制定攻防计划等。这使他对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事素质、训练程度、武器装备、战斗能力、兵力部署以及指挥官特征等等，都了如指掌。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把所得到的最新情报或写成文字或绘成图表递送出去。最初传递情报是同郭则沉直接联系。

1947年7月，重庆行营改为重庆行辕。1947年底，刘宗宽偶然听到行辕参谋长萧毅萧和徐远举谈论郭则沉。他立即通知郭则沉隐蔽，并让他改用刘宗宽妻弟崔锡昌的名字，拿着军政部卫生敷料厂发给崔的退职证件前往上海转去香港，避免了危险。

1948年3月，重庆行辕改称重庆绥靖公署，刘宗宽任公署作战处长。尽管郭则沉临走时，曾叮咛刘宗宽一定要耐心等待，坚守岗位，一旦时机到来，就会派人来同他联系。但直到1948年夏天，仍未得到消息，这使刘宗宽心情异常沉重，他主意不定便去找庄明远商量。那时庄明远住在半山新村，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司长，因辞司长职务办理移交留在重庆。庄认为刘是中共预先埋伏下的一颗棋子，要等最后发挥作用，事关全局，不可轻举妄动。为了便于工作，他索性还在暑期中把全家人从西安接来，以便利用“刘公馆”为完成特殊使命，提供方便条件，耐心等待中共派人来和自己联系。

1949年初，刘宗宽请庄明远飞往上海找郭则沉联系，希望中共方面派人来联系。庄到上海后，很快便派人带来了好消息，说不久就会有人来联系，还告诉了接头暗号、联系办法等。5月的一天，刘宗宽回家发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房显志[11]

坐在客厅，房的出现让刘宗宽有点纳闷，看到崔东亚在一旁兴奋的样子，刘宗宽一下子就明白了，一对接头暗号，果然是中共从武汉派来同自己接头的情报员，同来的还有交通员黄克孝。刘宗宽见到了久别的亲人，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房显志作为刘宗宽的客人住在家里，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他由夫人崔东亚负责照料；黄克孝住在外面负责交通，由崔东亚的弟弟崔锡昌照料。从此刘宗宽和房显志就共同工作，直到重庆解放。

房显志来后，刘宗宽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训练程度、武器装备、战斗能力以及指挥官特征和军队部署等，提供了详细情报，有新情况即随时报告，并提出了解放军进军的具体建议，所有这些情报由交通员黄克孝负责送出。[12]

从此，刘宗宽这颗预先埋伏下的“秘密棋子”，就开始大显神威了。

据孔从洲[13]回忆录：“1946年1月，他按照党的指示，打入重庆行营。1949年5月间，我受刘、邓首长和李达参谋长的指示，介绍房显志和刘宗宽接头，刘在情报工作和重庆解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4]

三、巧设妙计，殊建奇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1949年，国民党军残存于大陆的两个主要集团胡宗南部和白崇禧部分别撤向西南各省的广西一隅。盘踞西南的国民党军有胡宗南集团约17万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所辖各部27余万人以及其他部队和游杂武装45余万人，总兵力为90余万人，这就是蒋介石企图“割据西南”的全部资本。他以为西南地区的地理和政治条件可资利用。秦岭、大巴山和武陵山山脉，象一道天然的围屏，隔断了川黔与内地的联系；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和遍地林立的军阀土匪，是他的统治基础；地处边陲，便于取得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他的部署是：第一步，以白崇禧集团及粤军余汉谋部组织所谓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两广进军，作为部署西南的掩护；同时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天险秦岭、大巴山、武陵山，阻止解放军入川。第二步，白崇禧部退入广西，与四川的胡宗南互为呼应，联络云贵军阀，负隅顽抗。

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出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指示。9月12日，又指示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对二野的行动又作了具体的规定：二野四兵团归四野指挥，担任大迂回任务，由赣南就势于10月出广东，尔后再由广西兜击云南，彻底截断国民党军逃窜国外的退路。二野主力待广州解放和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在四野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的动作，取道湘西、鄂西，挺进叙府、沪州、重庆之线，直出贵州，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的联系，位于宝鸡地区的一野十八兵团等部，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并迅速扩占全川。这就是大迂回大包围的决策。

为了实现中央军委“争取在年底前解决西南问题”的战略部署，解放军在西南方向部署了强大的兵力。在湖南常德、邵阳一线，集结了二野主力兵团30余万人；在湘鄂西地区，为配合二野进军西南，四野集结了第四十二、四十七、五十军及湖北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共九个师的兵力；在秦岭一线，则配置了一野十八兵团及第七、十九军各一部，共十余万人。进军西南的总兵力达到60万人。尽管此时解放军在兵力总数上还少于国民党军，但并没有改变强弱分明的战略态势。1949年冬，二野主力和一野、四野各一部，发动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蒋介石的战略指导思想历来是注重一城一地之得失，他把这种得失作为衡量战败的标准之一，正是由于蒋介石在战争指导上“固定西南”的战略计划，为解放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决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西南战役前夕，中央军委和二野首长为最大限度地造成国民党军的错觉，在主力部队向西南开进和集结的过程中，摆下了一个个“迷魂阵”：先是位于秦岭北麓的十八兵团和陕南十九军分别佯攻秦岭、巴山，湖北军区部队亦示形于鄂西，扣而不紧，攻而不急，突而不破。二是二野首长率领机关及三兵团从南京、芜湖乘火车北上时，一路大张旗鼓，大造声势，佯示从陇海路西入潼关。抵达徐州时，刘伯承司令员与三野首长陈毅会面，互相庆贺胜利；至郑州车站，刘司令员出现在欢迎群众之中，宣布解放军要向四川进军。此后则秘密南下，不露踪迹。第五兵团则是以参加衡宝战役之姿态，尾四野后开往目的地。三是部队在湘西集结后，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胡宗南甚至洋洋得意地上书蒋介石表功：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担保秦岭、巴山防线万无一失。解放军把战争的不确定性交给了国民党军，把战争的确实性留给了自己，从而达成了出击的突然性，为西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

在西南战役前夕的主客观有利条件下，刘宗宽顺势而为，得以充分发挥其潜伏策应的作用。自1949年初，张群受命再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刘宗宽被提升为中将副参谋长。1949年5月，重庆绥靖公署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刘宗宽成为西南公署代理参谋长。4月20日，解放军发动了强大的渡江战役，并在23日攻占南京。5月间，相继解放了杭州、武汉、西安、上海。胡宗南退军秦岭、汉中、安康一带；宋希濂部退到鄂西、湘西北一带，并与白崇禧的“华中剿总”断绝了联系。解放军声威所至，四川、贵州已深感威胁。

在此情况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调整部署，以期建立西南防线，加强防御，准备作战，应付形势的骤变。刘宗宽拟定了这次军事部署调整方案。一方面，向张群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进一步取得信任。这一方案把胡宗南、宋希濂部都纳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建制，增加了北面、东面的防御力量，布防也十分合理，西南防线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另一方面，借调整部署之机，在防线的适当地方留出空隙，或形成薄弱环节，为解放军进军西南创造条件。为此，刘宗宽选择了宋希濂防区与贵州谷正伦防区之间的四川第八专员区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作为空隙，不驻正规军设防。解放军如动作迅速就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一地区，深入宋希濂的侧背，再往纵深发展就能形成对宋希濂部的包围态势，进逼重庆。在讨论方案中，没有人提出疑问而顺利通过，上报国防部批准施行。刘宗宽急忙把布防的详细情况和他对解放军进军路线的建议写成材料交房显志送出去。

刘宗宽也考虑了万一方案被识破的对策。计划实施后，果然被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发现了破绽。刘宗宽马上胸有成竹地回答已有补救方案。王陵基也就没有再说什么。随后刘宗宽立即命令第二处拟出一个成立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的方案，由张群、钱大钧批准施行，并报国防部备案。然而，其部队依旧是各县保安团队，并没有增派正规部队的一兵一卒，这一地区的防御状况仍没有丝毫改善。

在拟定部署调整方案时，刘宗宽感到最大的心头之患是罗广文部。罗部是长官公署的总预备队主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驻防重庆、壁山和汉渝公路、川黔公路一带，屏蔽重庆而且随时可以调往需要加强的地区。如能将罗部调开使川东空虚，解放军入川时就会减少阻力。刘宗宽寻找着调虎离山的机会。1949年六七月间，解放军陕南军区发动进攻，先后攻占了安康、平利、石泉等县城。8月间又进逼西乡县城，西乡守军盛文向胡宗南告急求援。西乡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一旦失守，汉中亦将难保，大巴山将整个暴露于解放军之前，四川就形成唇亡齿寒之势。胡宗南感到形势危急却无兵可派，遂急电张群求救。刘宗宽看到胡宗南的电报，认为调虎离山的时候到了。他力主不动各防区的兵力，而动用罗广文两个军的机动兵力开往汉中解西乡之围。这个建议得到了张群、钱大钧的同意。但罗广文对胡宗南怀有戒心，不愿前去。故而提出条件：一是给养、弹药要由重庆第四补给区负责，不接受汉中第五补给区补给；二是明确罗部是暂时支援，不脱离原建制，一旦完成解围任务，立即回川，不再请示，否则拒不受命。这两个条件都很苛刻，也违背兵家常规。胡宗南一向骄横自大，对罗广文的这些条件显然难于接受。刘宗宽自告奋勇去与胡宗南交涉。8月24日，刘宗宽率人乘专机前往汉中。刘宗宽等先同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副总参谋长冯龙等会商，经过激烈争吵和刘宗宽有力劝说，罗列等人才勉强接受罗广文的条件。但向胡宗南汇报时，胡坚决不同意。为缓和气氛打开局面，刘宗宽建议暂时休会，找到胡宗南，把他拉出房间散步。刘宗宽说：“我这次来是为你办事的，如果罗广文不来，你的问题怎么办？”刘还吹嘘罗广文如何英勇善战，重义气：“只要你（胡宗南）取信于罗，罗就会俯首听命。何况罗已掌握在你手掌中，还不是由你摆布吗？”听了这番话，胡宗南沉思良久，最后才同意。双方迅速达成协议。但由于局势迅速变化，调动罗广文部的计划暂时没有实施。[16]

8月25日，刘宗宽从汉中返回重庆复命。第二天，兰州解放，佯攻西乡的解放军陆续撤走，汉中暂时稳定，罗广文部也暂时未动。但对整个西南来说，局势却因兰州解放而紧张起来。国民党内部密切注视着解放军的动向，事实上，解放军已形成从东面和北面进攻四川的态势。刘宗宽心里有数，却尽量玩弄迷惑戏法。在同一天蒋介石从广州飞抵重庆，准备召开“御前会议”，建立固守西南的防线，要求西南长官公署做一个“情况判断”的报告，据此作出兵力部署，确定防御重点。刘宗宽深知这个“情况判断”的重要，它可能导致蒋介石决策的失误，陷入困境。刘宗宽同房显志认真地研究了解放军入川的主攻方向问题。他们认为，解放四川的主力一定是先向川东南面进军。因为川东南的酉、秀、黔、彭防线留有缺口的情报早已送出，并且情况没有变化，解放军不会轻易放过这个缺口而行动。既然如此，就必须设法保持这个缺口不被堵上，并尽量减少这一地区通往重庆路上的守军，以便为解放军进军重庆清理出一条通道。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刘宗宽提出了一个足以迷惑蒋介石等人的“情况判断”构想，经过反复推敲，他认为这个“情况判断”可以成立，经得住蒋介石和其他人的诘难。刘宗宽先将此构想口授第三处处长孙伯先，责成孙写出“情况判断”并绘图。按照常例，这个“情况判断”应由刘宗宽或孙伯先作报告人。但为使“情况判断”顺利认可，刘宗宽一反常例。他先找到张群，提出胡宗南在这构想中将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又是蒋介石的亲信，是否可以由胡宗南的人来做报告，张群点头同意。于是，刘宗宽找到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先讲了一通邓艾伐蜀的故事，川东与川北的交通条件、解放军兵力情况以及解放军可能从川西北、川北首攻四川的判断。刘宗宽还说：胡主任的担子可不轻啊！长官公署可以把大部分机动部队调到川西北或延长防线或加强纵深配备，以增强胡主任的力量，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见沈策听得连连点头，刘宗宽乘机提出请他作报告的要求，沈策欣然同意。

8月29日，在西南长官公署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研究四川形势及对策。会议由张群主持，徐远举先作“敌情报告”，继而沈策作“情况判断”报告。沈策精神拌擞，侃侃而谈。果不出所料，沈策报告后，蒋介石、胡宗南都赞成这个“情况判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会议作出相应的作战部署，这就是所谓的“御前会议”。

在刘宗宽的遗物中有一张照片是西南长官公署负责宣传的军官拍摄冲洗后送给刘宗宽的，照片背后有刘宗宽书写的说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摄于西南长官公署会议室，照片上排左起至右依次至下排左为：王陵基、张群、刘文辉、钱大钧、宋希濂、刘宗宽、袁进机、邱渊、徐远举、罗广文、黄少谷、邓锡侯、胡宗南、蒋中正、谷正伦、孙震、贺国光、杨继曾。”这无疑是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关于这次“御前会议”，后来许多媒体在谈到刘宗宽时均有报道。特别是在《挺进西南》（二野卷）以“毛泽东口袋里装着印有‘绝密’字样的‘国民党国防部西南作战计划》”为题，将根据这次会议作出的作战部署是如何到达毛泽东手上，作了详细的披露。这份极其重要的绝密情报就是在这次“御前会议”后，刘宗宽亲手交给房显志，由交通员黄克孝传递给四川省情报站站长李奋，再由李奋传递到中央军委，然后传到各大野战军首长手中的。

根据“御前会议”精神，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令第一0八军、第一一0军和第四十四军组成第十五兵团，由罗广文任兵团司令。并令罗广文率其主力一0八军和第一一0军（欠第一00师），星夜急速开往川西北之青川、平武一带；沿川陕甘边区紧急布防、构筑防御工事，并相机向甘肃境内白龙江方向派出前进部队，阻止解放军南下。9月初，罗广文率部由川东迅向川西北方向开动，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刚到目的地，部署还未定，气还未喘过来，川东形势却紧张了。在罗广文部向川西北开拔进行进之时，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衡宝战役、广东战役，这对重庆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10月12日，解放军兵临广州城下。国民党政府宣布从10月15日起迁都重庆办公。国防部和其他军政机关陆续迁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决心死保重庆，苟延残喘，但感到川南、贵州方向兵力太弱，相信胡宗南部在川北凭借有利地形可以抵挡一阵，便又调罗广文两个军到贵州桐梓、娄山关一带设防。

可是这时解放军已从川东南突破。11月7日，攻占秀山。11日，占领酉阳。12日到达黔江。此时的蒋介石才猛然发现一个天大的问题：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原来根本无兵防守。见情况不妙，赶紧调整防御部署，急令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徐正纲师，火速开往酉阳、秀山，沿川湖边界布防。然而为时己晚，徐正纲师尚未到达防地，二野三兵团主力已入川境，该师在酉阳附近全军覆没。解放军从川黔边突入，直插宋希濂部的侧背，打乱其阵脚。

此时，贺龙率领的部队正在秦岭一带待机南下，刘宗宽立即乘机以川东形势紧迫为由，向张群、钱大钧建议下令罗广文部赶紧开回重庆。为贺龙部队南下打开门户，于是贺龙率部以泰山压顶之势南下直插川西，与二野部队东西相呼应，形成钳形攻势。罗广文部星夜开至南川以东白马山一带紧急布防，部队尚未全部展开，解放军已经到达南川，罗的疲惫之师不堪一击，很快土崩瓦解，被歼其大半，残部向川西逃窜。罗部连续行军两个多月，被拖得精疲力尽，一支几万人的较有战斗力的部队根本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刘宗宽这一段工作成功的最核心所在。

11月初，国民党政府成立以杨森为总司令的重庆卫戍司令部，负责指挥“保卫重庆大决战”。11月6日，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非作战人员28日撤离重庆。蒋介石问长官公署准备撤到那里？刘宗宽回答：原计划撤到云南，现贵州失守，宜宾方向的路也被切断，只好向成都撤了。刘宗宽建议，请张群次日飞往成都与王陵基商量此事。原来自国民党政府10月中旬迁来重庆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便研究过撤退问题。解放军进军西南肯定要先拿下四川，国民党要保住四川，但力不从心。所以早就决定经川南撤退到云南，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卷土重来。刘宗宽把这一情报送给了解放军，并建议解放军在可能的情况下，先攻下贵阳，截断由重庆撤往云南的后路，使重庆守军处于欲守不能，欲退无路的困境。结果贵阳11月15日解放，重庆震动。11月中旬，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准备撤退。11月下旬蒋介石被迫逃离重庆到成都。从而造成了把国民党在四川的部队全部赶到成都平原，形成等待解放军聚而歼之的态势。

为确保重庆万无一失，撑持危局，蒋介石于11月14日又飞抵重庆，亲自部署重庆防务，给第四补给区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在川北布防的胡宗南王牌部队第一军星夜车运重庆，决心在重庆地区决一死战，以求扭转战局，力保西南半壁江山。

这是一个极为机密的紧急命令，除蒋介石、胡宗南外，仅有为数不多的高层人物知道。刘宗宽与第四补给区司令邱渊偶然相遇探得绝密情报后，立即告知房显志，他们认为必须立即把这一紧急情报送出去。当时，地下交通员黄克孝刚刚派去解放区传送情报还未回来，而二野来渝建立电台的邹逢春还在赶往重庆的路上。如果情报送不出去，定会贻误战机。房显志猛然间想到了一个人叫王昆山，和房显志曾在一起工作过，眼前正在重庆，是二野派来重庆警备司令部作地下工作的交通员。按照共产党地下工作纪律要求，房显志和王昆山不属一条垂直领导线，尽管两人相识，也不能发生横向联系。房显志仔细斟酌了一下，认为这次情况特殊，又非常紧急，只好破例违反纪律了。他马上找到王昆山，王也觉得这个军事情报太重要了，应当立即送出。

为了保证王昆山安全通过的道道关卡，刘宗宽设法从总务处处长刘瑀璜手里搞来一张空白护照，填上假姓名和军职，让王昆山化装成一个上尉军官，穿着国民党军服，佩戴西南长官公署的符号，拿着西南长官公署的护照，大摇大摆地出了重庆城。王昆山顺利越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军二野三兵团十二军军部。军长兼政委王近山听了情况后，立即下令电台与二野司令部联系，报告刘伯承司令员。刘伯承立即下令二野三兵团主力部队飞速向重庆挺进。11月28日，胡宗南部精锐部队第一军刚运到重庆外围一部分，就被三兵团主力部队和暂归二野指挥的四十七军击溃。蒋介石保卫重庆的幻想破灭了，29日蒋介石率领国民政府由重庆逃往成都。重庆临近解放，刘宗宽的特殊任务即将完成。刘宗宽利用亲朋好友的关系，事先暗中将夫人崔东亚和五个子女送到半山新村安顿。11月28日，钱大钧命令刘宗宽带西南公署官兵向成都进发，刘宗宽推托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命令总务处长先率领队伍出发。刘宗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切事情处理妥当。l1月29日清晨，让夫人崔东亚把房显志安排到一家疗养院“疗养”，然后带上警卫员和行李，坐上吉普车离开临江门外的住宅。他先到沙坪坝崔东亚妹夫李煌家，寄放了行李和武器，换上便装到重庆大学杨清教授家里隐蔽下来。11月30日，重庆解放，万众欢腾。

到重庆建立秘密电台的邹逢春与解放军先头部队同时进入重庆。邹逢春进城后，很快与房显志取得了联系。12月2日晚，房显志和邹逢春一起，乘坐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吉普车，到沙坪坝把刘宗宽接回市区，并将他的家人安排在上清寺特园居住。二野司令部进驻重庆之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立即前来看望刘宗宽，随后，情报处处长柴成文又专门拜会。几天之后，受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之托，一野参谋长李达专门宴请刘宗宽。随即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等首长又接见了刘宗宽，称赞他为解放军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大西南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12月，刘宗宽被聘任为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并颁发进军西南纪念章。[17]

四、矢志不渝，追寻夙愿

重庆解放后，1950年3月，刘宗宽担任农工民主党重庆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组组长；6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8月，任川东行署委员；9月，被选为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他在9月14日向组织书面表示：“现在，多年奋斗所期望的时代到来，革命获得基本胜利，人民自己的政权业已建立，本人身体还很健康，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和人民，继续为革命努力，坚决遵守并执行《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0年初，中共西南局决定派解放军进军西藏。刘宗宽为进藏出谋划策，根据他对西藏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了解，为进军西藏提出了意见书：对藏基本方针应为政治重于军事；在进军问题上应为后勤重于作战。建议制定入藏手册，将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简明扼要地写出；要求全体入藏人员学点藏语；选择进军路线时，要注意气候和道路的季节性，应先取昌都；进藏后应建立学校培养藏族干部；要警惕达赖与外国勾结等。这个意见书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高度赞许，很多意见被采纳。此外，刘宗宽还对肃匪反霸、整编起义部队等，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1年 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特别重视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陆大毕业生，从华北、华东、西南挑选了大批人才来担任教员，最多时有60－70人。刘宗宽也接受了刘伯承的邀请，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担任军事教官。刘伯承特地向学院党委介绍：“刘宗宽同志是我们自己人，解放西南时立了第一功，进军西藏我们又采纳了他好多宝贵意见”。刘宗宽到军事学院后，担任了军事学术研究室副主任，分工负责学术和教材编审工作。1951年1月9日，军事学院召开了学术研究会和学术研究室的成立大会。刘宗宽聆听了刘伯承所作的《关于当前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意见》报告，他认真学习斯大林、毛泽东的有关军事著作，并深入体会其军事思想，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总结解放军的战斗经验，主编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例汇编》。还对军事学院的建设提出两项重要建议：第一，调资历深、文化水平较高的老干部，加强各教授会的领导工作；第二，建立专用印刷所，以利教学和保密。获得刘伯承院长高度重视，立即被采纳，并亲函嘉勉和感谢。1952年4月起，刘宗宽调任战役战术教授会副主任、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负责教学领导工作。有一次他讲评步兵师江河进攻现场作业，获得学员的一致称赞，谓为入学以来收获最大的一次学习。1956年冬，在军事学院内掀起了一场批判刘伯承、肖克等人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刘宗宽因此于1956年“处理转业”到地方工作。

1956年，时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非常关心刘宗宽的党内外政治安排，速电召刘宗宽去北京。刘宗宽抵京后，住农工党中央后院，章伯钧特设家宴盛情招待。当时中央统战部己拟定让刘宗宽出任重庆市交通局长，章伯钧准备特别推荐以促成此事，被刘宗宽婉言谢绝。在农工党省市组织负责人会议上，讨论了农工党中央的发展组织计划草案，同时决定刘宗宽任四川省委第一副主任委员。1957年夏，全国各地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这个《发展组织计划草案》便被批为所谓招兵买马的罪证。在“反右”扩大化中，刘宗宽也因此被牵连，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1962年至1963年，刘宗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间，被安排为四川省政协委员。1957年后，担任农工党重庆市委第二、三届委员等。[18]

蒋介石到台湾后针对刘宗宽作了两件事：一是在台湾荣军纪念堂供奉刘宗宽和其夫人崔东亚的灵位，宣称刘宗宽夫妇己被共产党枪毙为党国捐躯（据上世纪80年代末刘的胞妹回大陆探亲看望刘宗宽时转述）。二是从我公安机关的敌特档案中获悉，1950年台湾曾派出一个特务小组潜回大陆，其任务是暗杀刘宗宽，被我公安局机关破获而未能得逞。可见蒋介石对刘宗宽是何等的恨之入骨。

刘宗宽一生坐过三次牢，两次差点送命。第一次是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时，刘宗宽与西北军、东北军在陆大学习的一些将领作为人质被扣押起来。第二次就是1941年被胡宗南诬陷，1942年被蒋介石亲批枪决。第三次却是发生在颠倒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19]

这场浩劫使刘宗宽遭受了更大的冲击和迫害，对他来说是一次更大的磨练与考验。“文革”期间的重庆，出现了一起把斗争矛头对准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民主党派成员的奇冤大案，时称“一号专案”。其背景源于重庆文革陷入空前动乱时期。1968年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6月4日，市革委会布置对钻进两派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清查，对全市原国民党起义将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调查摸底，列出逮捕、拘捕、集训、管训名单。在此期间，重庆的大规模武斗继续恶性发展，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坚决制止下，“全面内战”终于平息下来。然而，打击“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行动开始了。1968年9月13日，市革委人民保卫组建立了管训队和集训队。14日凌晨开始，全市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牛鬼蛇神”实行大搜捕，逮捕62人，拘押326人，集训管训234人，周边几个区管训队也拘押了388人。

市革委管训队挖出了一个所谓的“反到底黑高参团”和“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编造出一个荒诞离奇的神话。裴昌会、鲁崇义、夏仲实为首的一批人遭受严重迫害。1968年10月，重庆驻军换防，新调来的部队不再带着恩怨成见来办案。1969年1月，管训队原负责人调离后，“一号专案”涉案人员纷纷申诉、翻供。1970年10月22日，管训队作出《调查结案报告》认为“这个反革命组织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案件中的所有人员均不以反革命集团成员对待。”但是，他们把“一号专案”的出现归结于个别人坚持反动立场，妄图蒙混过关，在管训队内制造混乱所致，仍然留下一根政治“尾巴”。同时又对另一个冤案作出了肯定性的结论：“有个别人具有特务潜伏的重大嫌疑。”这“个别人”指的就是原国民党军将领刘宗宽。[20]

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9月，红卫兵从刘宗宽家里抄出国民党时期的文凭、奖状、国旗、手枪之类物品，即以“反革命”、“妄想变天复辟”等罪名抓捕了刘宗宽，关押至1967年3月下旬才获释出狱。在“一号专案”中，刘宗宽也曾被诬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成立大会并任“参谋长”，但因当时他还关在狱中，此罪名很快即被否定。他又被打成所谓“国民党潜伏特务”，先后被隔离审查达五年半之久。刘宗宽的夫人崔东亚也受到牵连，崔东亚长期协助刘宗宽做地下工作，曾任农工党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处长。受管训队指使的红卫兵将刘宗宽、崔东亚关押起来，进行残酷迫害。

1966年8月29日，红卫兵抄了刘宗宽的家，当天晚上刘的全家人被扫地出门。崔东亚被关押到农工党市委机关院内。当时刘因参加“四清工作团”派驻长寿，工作期间身患肺炎，当时高烧达40度，被送回来到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当天晚上被4l中的红卫兵从病床上强行拖下来，也被弄去关押起来。9月初，刘宗宽、崔东亚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反动军官、国民党潜伏特务’字样的黑牌，手中敲打着破脸盆，被大批红卫兵们押着从临江门到解放碑去游街批斗。

当时，在枇杷山搞了一个“刘宗宽罪行展览”，展出的东西有一把三八大盖的刺刀、一把锈烂的铁壳手枪（其实是刘的儿子刘同飞从其他地方弄来玩耍的东西）；有一双美国兵的靴子（也是刘在南京军事学院得到的抗美援朝的战利品）；还有刘宗宽在黄埔军校、陆军大学的文凭、奖状、委任状等东西。刘喜欢收藏，这些东西是在西安时就留下来的，他到重庆来了以后，特别是解放后就没有时间进行清理，他把这些东西作为历史资料来保存的。他的武器在转业时也是全部上交了的。这些东西作为“罪证”，是文革特殊时期才做得出来的荒唐事。

刘宗宽夫妇被分别关押在农工党市委小院的两边房间，当时崔东亚看到刘宗宽被批斗搞得很恼火。9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崔东亚给刘宗宽写了张条子，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尊重历史，没有的事不要乱说。她把条子埋在菜里面，给看管的同学说，她吃不完，拿去给刘宗宽吃。看管的同学端过去的时候就翻，翻出了字条。当天下午41中学的一群红卫兵就开始围攻批斗酷刑毒打，说她死不悔改，还要串通订立攻守同盟。打了过后，她说想喝水，不给她水喝。路都走不动了，是几个人把她架起来架回屋的。9月29日早晨，崔东亚被发现死在房间里。由于这次打人是一次突发事件，刘宗宽没有看到这个条子，中途就被发现了，他是后来才知道的。崔东亚去世后，曾通知刘同飞去拿遗物（其中的内衣、胸罩等都是血）。当时刘宗宽去看了崔东亚一眼，就拿去火化了。

随后，刘宗宽被押送四川省第二监狱关押，至1967年3月下旬获释出狱。1968年9月，重庆开展打击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行动，刘因具有特务潜伏的重大嫌疑也在其中。1970年11月12日，被转送到重庆市统战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关押审查。1972年5月，刘宗宽在遭受长达五年半之久的关押后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他在关押期间挨过打、跪过玻璃渣子，出来的时候膝盖和两手全都烂了。刘同飞到沧白路市政协去接他的父亲时，不能上去，通报过后才把刘宗宽带下来。他出来的时候，两眼无神，被打烂的两手提着网兜，装着是洗漱用品、换洗衣服和《毛选》等……。他低头走着直到走拢看到来接他的儿子时，从未哭过的刘宗宽的两行热泪禁不住流下来。

直到1979年，刘宗宽在蒙受不白之冤13年后才得以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安排工作。其家属要求刘向组织提出对崔东亚的死作调查。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批人，调查搞了一年多，当时表示对涉案的具体人，由于情况复杂不便追究。刘的家属不服气，但是刘宗宽说这件事就过去了，是历史了，压到其家属不要再追究。他说以崔东亚的为人，她的历史是抹不掉的。

有一次，刘宗宽的妹妹、妹夫从台湾来探亲的时候，当着刘的家人的面说：“你（指刘宗宽）要不是接受（共产党）任务，要是跟到（国民党）走了，去台湾了。你现在是别墅花园、老妈子成群……”刘宗宽当时什么话也不说，过后他对其儿女们说：“历史就是历史，我当时那个历史环境，就只能这样。”[21]

刘宗宽面对种种不幸的遭遇，曾多次表示：“群众运动有盲目性，哪有不被伤着的”，相信中共能够处理好这些事情，还他一个清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为刘宗宽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安排工作；为其夫人崔东亚举行了追悼会，彻底平反昭雪。

刘宗宽历任黄埔军校同学会成都副会长、重庆会长、四川省顾问，农工民主党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咨监委员会常委、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副主委、顾问，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四川省政协委员，第二、三、四、五届重庆市政协常委，第六、七、八届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长期以来，刘宗宽渴望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组织上对他说，你在党外比在党内对革命事业贡献更大。他先后八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1984年7月1日，刘宗宽郑重地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我追随党干革命已有40年以上的历史，曾经不顾生命危险为了党的事业而接受过任务。解放后35年来，虽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遭受过这样那样的折磨，特别是十年浩劫中，遭受严重的冲击，以致家破人亡，然而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没有失去，相反更加坚定了。为了争取在这有限的余年中，更多更好地作出贡献，并为我的儿女、子孙后代带好路，使他们踏着我的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我诚恳地请求党接受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以了却我生平心愿，使我能得到正确的人生归宿。”

1986年，刘宗宽已进入耄耋之年，他在入党申请书写道：“我虽年老耳聋，但我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为党的事业作贡献的心情比年轻人还要强烈，接受党的教育的心愿更加迫切。孔子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参加中国共产党之日，才是我真正开始闻道之时。”

1989年9月4日，他再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肩负起振兴中华的大任。现在，党遇到了巨大困难，正在大力克服困难，排除障碍，继续前进的关键时刻，我决心在此紧要时刻，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党分忧，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既实现个人夙愿，也为子孙后代带一条光明大道，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在此前后，刘宗宽主动向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政协党组的一些老同志汇报思想，征求意见，受到了孙先余、段大明等老同志的关心与热情帮助。1992年3月5日，刘宗宽已病重住进医院，市委统战部的同志去医院看望他，他在重病中又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他说：“我为什么要提出入党？我是87岁的人，现在已退下来了，什么也没有了，入党一不是为了做官，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只图给我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了却我的终身夙愿。”

根据刘宗宽的要求和一贯表现，纵观其一生，中共党组织认为，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趋向进步，趋向革命，在全国解放前夕，对革命事业有过特殊贡献；建国后，他在政治上、工作上表现好，尽管历经坎坷，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社会主义道路，其共产主义信念是坚定的，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正当中共组织为刘宗宽办理入党手续时，他却于1992年7月29日，因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在重庆不幸逝世，终年87岁。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协、农工党重庆市委、黄埔军校重庆同学会和各界爱国人士，于8月12日为刘宗宽举行了简朴的告别仪式，市政协主席黄冶对刘宗宽的生平业绩和品德，给予了高度评价。

根据刘宗宽生前多次要求，1993年2月12日，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追认刘宗宽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协党组、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于3月23日联合召开座谈会，共同缅怀刘宗宽追求光明，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无私奋斗的一生。市委副书记金烈宣读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追认刘宗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批复》，要求广大共产党员学习刘宗宽的高尚品德和情操，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带领群众创造性地完成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各项任务。[22]

刘宗宽的一生，由士兵到将军，由国民党到共产党，毕生追求光明，为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民族的进步和兴旺而奋斗。他终于实现了平生夙愿，找到了长期追求的人生归宿，他的在天之灵得以告慰，当含笑于九泉。

（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1] 李蓉、叶成林：《刘宗宽传》，载《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219页。

[2] 1934年4月1日刘宗宽致崔东亚的信。

[3] 李蓉、叶成林：《刘宗宽传》，载《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1页。

[4] 1934年6月22日刘宗宽致崔东亚的信。

[5] 李蓉、叶成林：《刘宗宽传》，载《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224页。

[6] 李蓉、叶成林：《刘宗宽传》，载《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226页；刘宗宽：《冯玉祥将军救我一命》，《人物》1986年第l期。

[7] 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

[8]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9] 李蓉、叶成林：《刘宗宽传》，载《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231页。

[10] 刘宗宽：《我是怎样到伪西南长官公署为党做地下工作的》，载《二野情报史》1989年内刊，第125－126页。

[11] 房显志早年在陕西省当过几任县长和专署科长，因孔从州的关系参加解放军。

[12] 李蓉、叶成林：《刘宗宽传》，载《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34页；刘宗宽：《我是怎样到伪西南长官公署为党做地下工作的》，载《二野情报史》1989年内刊，第128－130页。

[13] 1946年5月，孔从洲率部在河南巩县起义参加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1948年后任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郑州市警备区司令员、二野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

[14] 刘同飞：《父亲刘宗宽——潜伏背后的功勋》。

[15] 李兆荣：《进军大西南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6页；元江：《进军西南战略方针在制定实施过程中的若干特点》，载《解放西南学术论文集》，第24－35页。

[16] 李蓉、叶成林：《刘宗宽传》，载《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244页。

[17] 刘宗宽：《我是怎样到伪西南长官公署为党做地下工作的》，载《二野情报史》1989年内刊，第135－126页；李蓉、叶成林：《刘宗宽传》，载《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249页；刘同飞：《父亲刘宗宽——潜伏背后的功勋》。

[18] 李蓉、叶成林：《刘宗宽传》，载《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255页；杨力：《传奇人生半世追求》，载《重庆文史资料》第13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140页。

[19] 刘同飞：《父亲刘宗宽——潜伏背后的功勋》，2009年8月。

[20] 孙曙：《一号专案始末》，载《重庆文史资料》第2辑，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199页。

　　[21] 刘同飞：《父亲刘宗宽——潜伏背后的功勋》；2012年11月刘同飞口述录。

[22] 杨力：《传奇人生 半世追求》，载《重庆文史资料》第13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2页；李宗杰：《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