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岸区委党史研究室

胡子昂，原名胡鹤如，字子昂。生于1897年3月，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人。他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实业家。1923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返乡，曾任巴县中学教员、校长、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长等职。1926年后，任成都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长和江西农业学院总务主任兼技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抱着“实业救国”的决心，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任四川省建设厅长。抗战胜利后，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1956年后，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他的独特经历，被赫鲁晓夫称为“中国式的资本家”。

一、学界新星

胡子昂生于1897年，14岁便由巴县小学提前一年进入巴县中学，并担任班长。在巴县中学读书时，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剪去辫子，像革命党人那样留起了中分头，并积极参加游行和宣传活动。他把对革命的热情以及革命所带给他的种种兴奋与激动，都化作对学业的勤奋努力。在巴县中学读书四年，胡子昂始终是老师和校长最得意的学生。每学期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不是第一、便是第二，政府为鼓励学习，成绩前三名的都是官费。胡子昂本是个节俭之人，心地又很善良，他的奖学金所得，除了给自己，还长期资助一位叫唐及甫的比他更为贫寒的农家子弟。

1916年，胡子昂中学毕业后，到当时的省府所在地成都，以成绩第一考入成都农业专门学校，又获得官费资助。

1919年春，胡子昂由重庆来到北平，进入崇德教会学校补习英语、数学，为考大学作准备。刚进入教会学校，五四运动便爆发了，胡子昂怀着满腔的热情投身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中。在当年秋天，胡子昂考入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今北京农业大学前身），在校期间，他还发起了轰动京城乃至全国的北农改大运动。

1923年大学毕业后，为了回报家乡，胡子昂回到了重庆巴县中学，成为了一名教员，主讲农学，兼授国文。他讲课注重示范，声色并茂，很快便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胡子昂教学的名气很快在县城响了起来，那时教自然科学的的教师尤其缺乏，好多学校听说胡子昂有新教材和新的教学思路，都争相聘请，重庆几乎所有有名的中等学校（当时重庆还没有大学）他都去任过教。

他很快成为了巴县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两年后，胡子昂被任命巴县中学校长。由于办学有方，成绩显著，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成立后，胡子昂又担任教育科长、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局长等职。

1926年，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历史上有名的“万县惨案”，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胡子昂代表重庆各界携款前往万县慰问抗英军民，并写文章、拍照片，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正当他在重庆欲求广为爱国教育宣传时，却受到当局的阻挠，他痛感执政者的软弱无能，并深深体会到“国不富则兵不强，兵不强则受人欺”[1]这个道理，于是，胡子昂决定放弃自己在教育界如日中天的事业，去军政界一展身手。

二、拒任专员

1926年，胡子昂转入军界，应邀来到四川军阀刘文辉部，任成都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长，总揽川康交界20多个县的县政。

胡子昂到任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大搞边务建设，他开铜矿、建农场，解决了军中供给的难题。同时，他禁鸦片，并力主整肃吏治给百姓减轻赋税。他奔走于偏僻边区，渴望开发西康、宁远边区宝藏，切切实实做一些实事，为改变川康少数民族边远地区面貌作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之下，胡子昂的许多理想都变成了泡影，并深感寄人篱下，终将一事无成。

于是，在1933年底，胡子昂脱下穿了七年的军装，离开刘文辉，来到上海，准备不日订票飞赴美国考察。此时，他在北平农业专科科学校的同学，江西农业学院院长董时进找到他，力邀他出任江西农业学院总务主任兼农业技师之职。昔日同窗的深情厚谊，让他无法拒绝，经过深思熟虑，胡子昂答应了。但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一年后，容许他再作选择。

胡子昂到江西农业学院上任后，经过一番努力，总务处取得了明显的工作实绩。部分基建项目按期交工，养蚕业按季展开，蚕茧收获甚丰。特别是奶牛场的牛奶上市，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方便，颇受称道。

为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还特地跑到农业院，嘉勉鼓励了一番。

但是，胡子昂却感到这一年来和董时进共事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由于董时进曾到美国留过学，因此处处带着洋学生的优越感和傲气，为人又固执，一切都是国外的好，很多东西都要照搬西方国家的，比如建筑设计，总是要以他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为典范。

胡子昂感到董时进给他施展的空间太小了，又感到农业学院如此下去，前途渺茫，因此，他还要走。本来也就只对董时进许一年之期。只是，他经办的几项大的工程还没有完工，所以董时进留他，他也不便强走，只得再留一年。

转眼到了1935年秋。胡子昂的联宗兄弟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在重庆筹组了华西兴业公司，想邀请胡子昂共创华西事业。就委托胡子昂以前在二十四军的旧同事宁芷村专程赶到江西看望他。这时宁芷村已步胡子昂之后离开了二十四军，任重庆川康银行的经理，宁芷村对胡子昂详细介绍了华西公司的发展计划，为此说明华西公司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事业。并说明此次来，是受华西董事会的委托，邀请胡子昂回川加盟华西。

胡子昂的心弦被拨动了。他反复思考，认为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唯有兴办实业，可能是振兴中华的一条出路。

1935年底，胡子昂将手头工作全部交接清楚，准备回川。此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找到他，劝他留下，并任命他做专署专员。但胡子昂认为，当今中国，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唯实业救国为根本出路。因此，他断然拒绝了熊式辉许以高官的挽留，返回四川重庆。

从此，胡子昂走上了一条经营工商业的道路，以实现他实业救国的梦想。

三、实业救国

胡子昂一回重庆，就全身心投入到华西公司的业务中。先是担任华西的襄理兼总务主任，越年任经理。华西的业务，分两大部分，一是承建、改建工程，二是自办工厂。他到任后，经过一番调研，力主分阶段、分缓急，先选择花钱不多、收效较快的自来水厂、水泥厂等下手。这一提议，立即得到董事们的一致赞同。

胡子昂首先抓了重庆自来水厂的改建工程。重庆自来水厂建于1933年，投产不到一年，机器故障时有发生，经常停水。重庆市民为此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为承接这项建设工程，华西公司与外商百里、德华等洋行一同参加投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经过努力，最后华西公司终以设计合理、保证质量和多方支持等优势夺得了投标的胜利，如愿以偿地夺得了这项工程任务。改建后的自来水厂，机器运转一直正常，每日所产水量足供30万人需用，大大改善了原来的面貌。自此，华西公司打下了与重庆自来水公司的合作基础，自来水公司生产技术上的大问题和扩建工程等，都与华西公司共商解决。自来水公司的董事长、重庆银行总经理潘昌猷还让胡子昂兼任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在胡子昂兼任自来水公司经理两年时间里，先后代表四个公司四次去汉口向国民政府接洽贷款，借到200多万元，买回一批钢管、水泵和其它器材。1939年五三、五四日机大轰炸，市区许多街道被炸毁，水管均遭破坏，自来水厂中弹多枚，输入过滤池大管也被炸破。胡子昂靠这批器材，亲自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及时抢修，在频繁的轰炸中保证了自来水的供应，受到市民称赞，许多机关团体致送奖旗贺幛。

继自来水厂的成功改建工程之后，胡子昂又开始了水泥厂的筹建工作。关于厂名，胡子昂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中国，水泥被叫做“洋灰”，制造水泥的工厂被叫做“洋灰厂”，但是，我们华西建水泥厂，是为了发展四川的经济，为了四川的几千万同胞，为了富国强民，因此，我们坚决不能叫洋灰厂，而应叫四川水泥厂。[2]

胡子昂的想法深得董事们的赞同。四川水泥厂厂名的确立及相应的有关构想，得到刘湘及重庆金融界、工商界的热烈响应。

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远在南京的蒋介石的耳朵里，他对华西公司的一片爱国热忱十分赞赏，特别指示由他派遣入川的参谋团秘书长，约见公司经理胡子昂、水泥厂筹备主任宁芷村，表态说：“如果办厂有什么困难，政府将尽量协助。”蒋介石的口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胡子昂、宁芷村等人分头联系，仅几天功夫，就认足股本120万元。

在四川水泥厂的筹建期间，胡子昂经常亲临施工现场，体察下情，指挥作业。一次，轮船运送水泥厂重达十多吨的锅炉，因当时厂址附近没有码头，船只能停在江心。这样大的锅炉，一只大木船也载不了，胡子昂亲自会同工程人员，先用两只木船试运未成，又改用四只大木船以钢绳纵横捆扎联成船筏载运，获得成功。四川水泥厂经一年半的筹建，于1937年10月投产，成为西南最早的年产量4.5万吨的水泥厂。华西承建和改建的工程，还有内江、江津、成都、泸县、遂宁、武昌等地的电力厂，成、渝的一些银行、学校、机关办公用房、仓库、住宅以及当时成渝铁路第一总段68.25公里的筑路工程等。

华西公司承建各项工程，声誉大振，资金不断积累。面对成功，胡子昂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在当时的西南，要把华西发展成为一个托拉斯企业，是大有可能的。为实现这个目标，便计划建立若干工厂。至1937年，在已有的汽车修理厂的基础上，建起了华兴机器厂、华联钢铁厂以及华西猪鬃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还有矿场，每个厂均冠“华”字为名，形成一批华西系统工厂，为发展民族工业做出了实绩。

七七事变后，公司承建工程业务暂时受到影响，胡子昂会同胡仲实等组织公司开拓了进出口贸易业务，先后从广州湾、仰光、海防等地运进钢板、钢筋、机器、小五金等物资器材，出口了大量的猪鬃、药材等货物，为繁荣战时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自身也获利不少。

华西公司从成立到1939年，在短短的几年间，发展成为西南最大的一家工程技术和工矿企业，一个著名的联合企业，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胡子昂在回顾华西的成功之道时说：公司的经营管理，可得而言者，约有三端：一是重视技术和技术人员，各方罗致人才，极力扩充技术力量；二是保证质量，信守合约，树立企业声誉；三是利用地方势力，积聚资本，发展业务，而又独立自主地经营企业。

四、梦灭中兴

1938年始，为开发西南资源，充实抗战实力，胡子昂等即着手筹建中国兴业公司，5月，胡子昂飞赴汉口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拟将华联钢铁厂扩建为大型钢铁企业。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插手下，1939年7月，在华西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官股占80%以上，该公司被官僚资本所控制，公司董事长为孔祥熙，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沐波任总经理，胡子昂任协理（副总经理）。胡子昂参与主持实施了钢铁厂的扩建工程。钢铁厂扩建后，成为抗战后方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企业，在重庆钢铁业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轧制钢品的数量和品种，远远超过了其他民营厂。

在抗战期间，中兴公司以其雄厚的资力，发挥其技术设备的优势，也凭借了官商合办的地位开展业务，为战时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钢铁和各种器材。

中兴公司虽然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但在管理上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1939年组建的中兴公司，从头到尾充满着官商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孔系人物的控制下，公司的官股比例不断扩大，由筹组时的81%上升到1942年的89%、1943年的95%。在人事安排上，官股排挤商股，至1941年整个企业均为官股人员所把持。在官僚资本控制下，管理不善，上下贪污舞弊，弥漫成风。中兴公司的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很多，但是却没有多少人真正按这些条规办事。首先总经理傅沐波就带头下条子动支款项，各部门负责人纷纷群起效尤。

胡子昂当协理两年多，眼看着公司一天天腐败下去，深感忧虑，多次劝谏傅沐波革弊除患，但此时总经理傅沐波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哪里听得进去，反倒上下齐心，排挤胡子昂等人。胡子昂深感环境难处，独木难支，觉得这个协理当得实在无趣。恰在这时，新任四川省主席张群慕名而来礼请胡子昂去省府任职。胡子昂感到正是解脱的好时机，于是跟孔祥熙反复会商，于1941年底提出辞职，远赴成都，另谋发展。

胡子昂来到成都后，于1942年初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任职二年间，在成都市筹建了第一个自来水厂，一年完工；筹办了一个机器制造厂，生产一些小型通用机器和零配件，使成都开始有了机械制造业。他还利用成都春节茶会，组织举办了一次全川规模较大的风物展览会，收集和展出了各地的矿产品、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及土特产品，为全川经济发展起了一些推动作用。

那个时代的实业家，大多都有很多项事业，胡子昂在离开中兴公司的时候，就已着手自己的金融事业了。在1941年初，他通过朋友们的支助，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华康以“扶助工矿事业”为主要经营方针，投资于华安煤矿、嘉华水泥厂、重庆油漆厂、四川丝业公司和新民报等企事业，发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44年改为华康银行，资本增为1000万元。后陆续在成都、汉口、上海设分行，成为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

1944年1月，因中兴公司管理混乱，经营亏损，总经理傅沐波被迫辞职，于是不得不重新起用胡子昂到公司任总经理，但胡子昂上任不到半年，孔祥熙便下台，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中兴公司的资金、业务、生产均出现极大困难。胡子昂一面求援于中兴公司副董事长翁文灏，一面取得地方政权的支持，争取业务，勉强维持。

抗战胜利了，胡子昂以为从此可以大展宏图，发展中兴公司业务，为和平建国做出贡献。事实大谬不然，蒋介石根本不要和平建国，而是竭力依靠美国，向美国订购一切商品器材，积极发动内战。当时，战时生产局结束了，地方建设停顿了，中兴公司困难越来越大，无法解决。胡子昂等向宋子文请愿，亦毫无结果。1945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通知中国兴业公司全部停工清理资产、办理员工遣散，指令胡子昂为清理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保管全部资产事宜，负责遣散职工。胡子昂走投无路，只得痛心疾首地做好善后工作，遣散工人1800多名。事后，他对来访的《新华日报》记者发表感想说：“我个人从事工矿事业十余年，今天抗战胜利了，却在替中国兴业公司治丧，个人隐曲，令人痛心，真是无话可说。”[3]

中兴公司的倒闭，使胡子昂非常苦闷、彷徨。由于他长期受官僚资本的倾轧和排挤，他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五、三呼和平

早在1938年，胡子昂经重庆新蜀报社长兼总编周钦岳的引荐，在武汉受到了周恩来非常热情的接待。周恩来说：“胡先生，你是重庆实业界的新秀，你们要团结四川各界人士支援抗战呵。”胡子昂说：“我胡子昂是热血的中国人，请周先生尽管吩咐。”[4]这一次会见是胡子昂第一次同中共领导人接触。周恩来的一席话，使胡子昂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并对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和道德风貌，十分敬佩。

以后在重庆，又多次与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有过交谈和接触，使胡子昂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深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能将中国引向光明的政治力量。胡子昂还先后同张澜、史良、黄炎培等上层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受其影响，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

1945年秋，胡子昂积极支持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建立，以后又积极配合民建会的工作。

1946年1月，重庆市参议会议长竞选，胡子昂以70%的绝对优势票数击败对手，当选为议长，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被他的工商界朋友誉为“陪都政界的黑马”。

在任议长期间，胡子昂坚决反对参议会开会悬挂国民党党旗。在立法院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蒋介石轰炸解放了的济南市。他还拿出20两黄金资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进步书刊。他在各种场所和集会上多次呼吁“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实现一个和平民主的社会”，痛斥国民党的独裁、专制。1946年3月，重庆军统给坠机身亡的军统头子戴笠开追悼会，在特务的要挟下，他不仅不参加，就连挽联也不送。特别是在1946年7月28日在重庆青年宫举行的李公仆、闻一多追悼大会上，他没有拿事先就为他准备的讲话稿，而是凭着胸腔里奔涌的那份激愤之情，慨然道：“我个人觉得，中国今天正需要集中人才来校正国家的错误。然而不幸，李、闻二先生竟惨遭杀害，这是中国不可补偿损失！今天中国是否稳定？政治经济政策是否混乱？工业是否濒于破产？农村是否调敝？……所有的答案都是令人痛心的。现在李、闻二先生为争取和平民主而不幸牺牲了，从这里我们看出今天中国缺乏一种安定的力量。”[5]

胡子昂越说越激动，最后完全是挥舞着双臂，大声疾呼：“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我们要呼吁：我们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我们还是要和平！”[6]

顿时，会场响起一片“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和平！”的怒吼声。

胡子昂三呼和平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也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很快成为这次追悼会最有价值的新闻。次日，不仅重庆各大报纸，就连上海、香港等地的报纸，也将这一情况报道出去，轰动一时。

六、赤心向党

胡子昂争和平、要民主的政治态度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胡子昂于1949年初离开重庆来到香港。在香港，他深居简出，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事实上，胡子昂在香港并没有闲着，与他经常保持联系的是中共新华社驻港负责人乔冠华和《华商报》记者张峰。此时胡子昂已经完全脱离了国民党阵线，走进了人民民主阵营。乔冠华定期给胡子昂送去多本新华社和有关部门印发的宣传册子，让他了解各方面最新情况。胡子昂受乔冠华之托，多次致电四川军阀刘文辉，劝其起义。后又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到重庆，争取国民党的内二警总队司令彭斌起义。

1949年9月，胡子昂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应中共中央邀请，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追歼残敌，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1949年10月，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家宴请进军西南的二野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约胡子昂作陪。宴间，刘邓两位首长对他说，你同四川工商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关系多，影响大，希望利用你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团结四川各方面人士，协助解放军早日解放西南，做好大西南的工作。胡子昂当即满口应承，并说为追求建立一个民主、繁荣的中国，奋斗了半生，一无所得。今天中国大地出现了曙光，我愿跟随中国共产党，把余生奉献给党的事业。

不久，齐燕铭同志转达周恩来总理的意见，请胡子昂回重庆工作，他欣然受命，于1950年初回到重庆，他回到重庆后就被任命为重庆市副市长，分管工商业，还任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胡子昂受命筹组重庆市工商联，在筹组期间，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认识作报告，写文章，向工商界宣传《共同纲领》，并分别同重庆市工商界各方面的代表人士促膝谈心，共同努力，团结和带动全市工商业者为实现《共同纲领》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

经一年左右，筹备工作就绪，1951年3月，重庆市工商联正式成立，川云贵七个城市的工商界领导人都来参加成立大会，表示祝贺。

在此期间，胡子昂将华康银行和自己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以及个人珍藏书画无偿上交国家。他对家人说：“这下子好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从此我就可以专心致至地在党领导下做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了”。[7]

从此，叱咤工商界的实业家胡子昂消失了。胡子昂成为新中国工商业界听党话、跟党走的带头人。

胡子昂主持的重庆工商联是极其兴旺的，有会员数百人，号称是“八百壮士”。胡子昂在工商联为重庆工商业的发展，干了很多实事。1950年，他在出席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的“扶持和帮助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实行统一订货、加工、收购”的议案，得到通过。随后在《关于重庆市公私企业间加工订货合同暂行办法》中规定，企业间的加工订货，须经总工会和工商联的签证同意，觅具适当保证后，再经工商局签准，才算有效。

仅在重庆解放的头两年，经由工商联签证的加工订货合同就达3500余件，各部门直接投放的业务更多。

同时，推动组成了全市金融业联合贷款银团，配合人民银行，贷款扶持私营企业。头两年，仅几次专案贷款的数额就达300多亿旧人民币以上，有力地推进了私营工商业从被战争摧残处于停顿、瘫痪状态中的复苏。

胡子昂在任期间，还掀起了公私合营的高潮，使重庆工商业界一次性实现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统统跨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

1952年胡子昂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分团长率团到抗美前线慰问志愿军，1956年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访苏，被赫鲁晓夫称之为“中国式的资本家”。

七、尽心竭力

1956年之后，胡子昂调北京工作，分别襄助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和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同，担任两会的副主任委员。

从1958年起，民建会和工商联成立协作委员会，胡子昂担任主任委员。在此期间，胡子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就公私合营后的公私共事关系、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定息、工资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向党和政府及时反映，提出建议，为全国工商界做出表率，成为工商界的一面旗帜。

十年动乱期间，胡子昂受到了冲击。周总理一直在关心和保护他。每年的五一、国庆节，胡子昂仍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对于工商界人士来说，这是很大的安慰。

1979年10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代表大会同时召开。胡子昂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委，受两会执委的委托，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全国工商界和民建会员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努力方向，表达了民建会员与工商联广大成员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强烈愿望。报告受到民建会员和工商界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成为工商联的共同行动纲领，为促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胡子昂还召集工商联的老会员们在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协助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安置待业青年就业、兴办企业、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划的开发建设、参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发展同海外工商界人士和工商社团的联系和合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84年，胡子昂已年近九旬，但老而弥笃，奋进不息，亲自筹办了全国第一家综合性多职能的贸易商社——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并亲任董事长。

胡子昂怀着对残疾人的深深同情和爱意，一次从全国工商联的互助资金中拿出100万元，解决了全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的大问题。他还多次率领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港澳地区，为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治，加强大陆工商界与港澳工商界的交流和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推进民建、工商联领导集体的新老合作交替，他在1988年民建、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夕，主动提出辞去全国工商联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的领导职务，积极推荐和帮助较年轻的同志走上这一重要的领导岗位。胡子昂作为全国工商联的杰出领导人，曾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主任委员、第五届主席。

与胡子昂高昂的工作热情相映衬的，是他个人生活崇尚俭朴、廉洁自律。他经常到外地视察工作，多次出国访问，对各方面赠送给他的礼物，一概婉言谢绝。他的一块手表用了几十年，一修再修，始终没有舍得丢掉。到80年代中期，家里的电视机也只有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当别人劝他换掉时，他总是笑着说：“能看个新闻就行了”。他在重病期间立下遗言，身后之事一切从简，将他的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以尽他最后的一点义务。

1991年11月19日，胡子昂，这位著名的实业家、政治活动家、爱国老人，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1] 赵建国：《钢铁巨擘胡子昂》，解放军出版社1995版，第41页。

[2] 赵建国：《钢铁巨擘胡子昂》，解放军出版社1995版，第80页。

[3] 赵建国：《钢铁巨擘胡子昂》，解放军出版社1995版，第126页。

[4] 赵建国：《钢铁巨擘胡子昂》，解放军出版社1995版，第167页。

[5] 赵建国：《钢铁巨擘胡子昂》，解放军出版社1995版，第179页。

[6] 赵建国：《钢铁巨擘胡子昂》，解放军出版社1995版，第179页。

[7] 赵建国：《钢铁巨擘胡子昂》，解放军出版社1995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