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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母亲金永华

2017-06-01 18:26:42来源:重庆党史网

刘佑红

金永华(19001991),原名纫秋,又名建华,重庆巴南人,红岩英烈王朴的母亲。19477月参加革命,1984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奉献全部财产。曾任四川省第三届和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重庆市第五届、第八届政协委员,历任重庆市妇联常委、市妇女互助会副理事长。

一、求索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81日,金永华出生在重庆巴县一个官宦人家。父亲金润民是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幕僚,继后参与机要,草拟奏章,颇受重用。母亲是四品黄堂、正牌知府的千金小姐。金家姊妹三人,金永华排行老大,自幼聪慧过人,好学嗜读。偌大亲族中,金大小姐名声响亮,连赵尔丰见了也戏称之为“才女”。

金永华自小就追求自立。她人生的第一次反抗就是反对母亲为自己缠脚。三寸金莲的母亲是知府千金,她除了显赫的门第、丰厚的嫁妆以及聪慧贤良之外,最自豪的就是她那双失去自然功能的小脚。在母亲眼里,小脚是一笔不贬值的嫁资。为了女儿的终生幸福,恨不得把女儿一双脚缠得比自己的还要瘦小。当女儿长到四五岁时,按照当时的风俗,母亲准备给小金永华缠脚了,但妈妈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女儿的极力抵触,并以死相抗,而且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在衙门做事,见多识广,曾见过在外行走的满族妇女,也见过出洋留学的女子,都没有缠过脚,她们也并没有因为大脚而受到歧视。因此在缠足事件中,他极力支持女儿。就这样,小金永华在母亲那里争取到了一次胜利,赢得了一双天足。这对她的人生,诸如求学及后来东渡日本,攀登长城,四处奔波等等关系极大。

金永华自幼渴求新知识,学习新文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垮台,父亲金润民丢掉了差使,而母亲不善持家,且一心向佛,再加上民国以后,社会混乱,金家日益败落。此时,辛亥革命的新风已吹拂着社会人心,新学吸引着众多青年男女,也深深吸引了少年金永华。无奈家道没落,母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极力反对女儿上学。

人生之无常挡不住有志者对生活的渴求。家穷了,小姐可以不当,体面可以不要,但书是一定要读的。金永华再次以死抗衡,跟母亲据理力争,强烈要求读书。正好有个大户人家小姐需要陪读丫环,也看中了金永华。她看到了希望,倔强地对母亲说:“我要读书!陪读就陪读!课本用手抄,不要家里花一个钱!”从此,在蓉城那条清冷的大街上,无论寒冬酷暑,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少年金永华那瘦小的身影。她每天的事情就是赶到学校后侍候小姐起床,并准备笔砚,陪着上课学习。晚上,待小姐休息后,才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为了信守自己的诺言,回家后,还要做妹妹们的表率,带头完成母亲交办的家务。干完家务活,无论多晚多累,她都要复习预习功课。小金永华求知欲强,只要能读书,她什么都不怕,哪怕是独自在夜幕中行走,还是面对一天到晚做不完的事,从来不曾叫苦叫累。正是这样一个倔强、顽强的女孩,经过几年的学习,成为益州女校的才女。

时事也造就人才。金永华小小年纪就开始了她的人生选择,在这条路上,她走得十分艰辛,但却走得那么无悔。在人生道路上,年幼的她也表现出了超出同龄人的理智和坚强,而且充满了理想。尤其是在益州女校读书期间,受思想解放、博学多才的同盟会会员崔觉民校长的影响颇深,第一次给了她深深的爱国主义教育。在那个多事之秋,激进的金永华参加了四川保路罢课运动、学校举行的“秋瑾、宋教仁被害日”悼念活动,走进了国耻日反帝爱国游行的行列,在这个思想活跃、充满民主气息的女子学堂,金永华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为她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兴家

辛亥革命后的乱局使中国陷入了封建军阀割据的困苦深渊。金润民这个没落的官僚也无法在成都立足了。1916年,迫于生计,金家举家从成都迁回重庆。

父亲非常喜欢聪明伶俐、刻苦好学的女儿,便说服妻子,让金永华继续读书。金永华通过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不料家族规矩多,族长及部分族人反对女子上学,父亲迫于家族的压力,不得不带着女儿离开她心爱的学堂,女儿的读书梦被封建家族撕成了碎片。无奈的金永华只得练字闺中,每天除了教妹妹们读书外,还一起学习了针黹女红,在焦虑中渐渐长大成人。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1920年,金永华在母亲的叮嘱声中,忐忑不安地嫁入家境殷实、带有浓郁的封建色彩的王家,成为江北县商人王英武(字莲舫)的继室。第二年,生下了儿子王朴。由于婆婆早年丧夫,性情古怪,而且封建思想特别严重,金永华在王家受尽婆婆的苛刻。但这个顽强的女孩承受住了各种压力,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她不仅侍候好了婆婆,又要照顾好丈夫,还要关心丈夫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尽管沉重的家务担子压在身上,但她也会抽时间关注丈夫的生意。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生意低迷,见丈夫一筹莫展,她就建议丈夫低价收购猪鬃,储存起来。正是这个建议,不仅帮助丈夫顺利渡过难关,而且让王家的生意起死回生。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连年不断。为了寻求发展,在金永华的极力支持下,王英武决定到日本做生意。1926年春,金永华带着小王朴随丈夫东渡日本。在日本,金永华一边勤俭持家,一边相夫教子。她给儿子讲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王冕习画、凿壁偷光的故事,讲宽厚仁爱的品行,勤学苦读的精神,民族英雄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气节,增强了儿子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一次,一个日本小孩骂小王朴“支那猪”,王朴还了一句“日本狗”,立刻遭到日本孩子的痛打,王朴打不赢,就咬了对方一口。事后,对方家长找到金永华,要求赔不是、赔医药费,金永华嘴上道歉,心却在流血,客居异乡的母子切肤地感受到弱邦的悲凉,在悲愤中母子俩的爱国热情迸发了。尽管当时在日本可以赚很多钱,但金永华为了儿子,为了民族尊严,毅然带着王朴回国了。

精明能干的金永华从日本回国后,她凭着自己的聪慧精明、娴熟能干,在王家经营猪鬃生意上出谋划策,施展才能,很快赢得了家人的尊重,并掌握了王家的“财政”大权,成了名符其实的当家太太。其时,王家在重庆独家经营的祥记商号除经营猪鬃外,还做山货、药材、毛皮生意,业务很快拓展,单是猪毛就占着一幢四层楼房40多间房子,雇着近200名男女工人。人到中年后,丈夫王莲舫疾病缠身,她便与丈夫商量,决定不再扩大城里的生意,而把活钱变成田产。于是,王家开始在江北县、巴县等地买田买地,兴家置业,悦来、仙桃、鸳鸯……一片地连着一片地,可以说,王家人出门走三天也不会踩别人家的地面。金永华细心管理着王家1680多石[1]土地。由于她的干练和睿智,使王家成了江北县最有声望的大地主之一。

尽管王家家大业大,但当家的金永华仍严谨治家,省吃俭用。一般情况下她从不穿金戴银,也不让孩子们过分享受,平时连点心水果都舍不得给孩子买。但为了孩子们的将来,却买了好几个保险箱,把珠宝玉器都按孩子的人头分成份额仔细收藏。她除了出门见客,难得穿件好衣服,把贵重的衣料都给儿女留着。正是这样一位勤俭的妈妈,却为了儿子的未来倾其所有。

1939年秋,王朴在复旦高中读书,因抗议学校无理开除同学而愤然退学,退学回家后便与几位同学一起开展集体自学。金永华赞赏儿子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品格,鼓励他勤奋好学,做国家有用之才。她一向重视子女教育,将博古通今的表弟杨宜德聘为西宾,王朴的几个弟妹一满6岁就交给表弟发蒙。每个孩子正式入学后,她总要慎重地去拜见老师。虽然她从不在金钱上娇纵孩子,却总要满足王朴买书学习的要求,以致王朴几乎购买和保存了当时全部的《新华日报》和《群众》、《解放》、《理论与现实》等进步刊物和生活书店出版的重要书籍。儿子介绍给她的书,如高尔基《母亲》、巴金《家》等名著,她总是认真地读,经常与儿子一起探讨书中的人和事。在与儿子的长期接触中,特别是王朴考入复旦大学读书以后,她以一位母亲的眼光和直觉已隐约揣度到王朴要走的路将是一条能成大器的路,与儿子在一起的年轻人是能成大事的人。她从儿子的言谈举止中,已隐约感到,自己所拥有的成千亩良田、城里乡下的房产商号、家中的玉器珠宝,在儿子眼中都是那样的一文不值,万贯家产在儿子选定的人生目标面前都是那样的毫无分量。她始终认为儿子所走的路是正确的,是要把社会变好,儿子不会错。“我不糊涂”这是她经常说的四个字,这体现了母亲对儿子的了解与钟爱,对儿子的信任与支持,对儿子未来的信心与期翼。

三、办学

1945年秋,抗战胜利,内战爆发。王朴原打算到中原解放区,当他得知中共中央发出到农村开辟战场的号召后,毫不犹豫地回到江北县农村。7月,王朴根据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指示,无条件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为党兴学,开辟农村工作据点。尽管此时金永华还不知道儿子已经直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然而她信任儿子,信任儿子的朋友,很快就同意了儿子的办学计划。

9月,江北县复兴乡莲华小学正式开学了。王朴任校长,金永华任董事长。她放弃了寓居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带着全家大小八口人搬到穷乡僻壤的复兴乡李家祠堂,与老师们一起艰苦创业。她还主动管理学校的后勤工作,为大家煮饭,洗衣服等等,同时还要与地方社会上层人士斡旋,搞好关系,以保证学校工作的正常运行。学校按照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培养学生。学校还办了成人夜校,帮助附近农民学文化。来上学的青年农民很多,有的打着火把从几里外赶来学习。这所学校给沉寂的复兴乡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1946年夏,内战全面爆发。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农村据点,扩大办学影响,王朴向母亲提出,买下逊敏书院的校址,将小学办成中学,金永华支持了儿子的决定。同年秋,莲华中学在逊敏书院正式开学,共产党的工作据点随之从李家祠堂转移到逊敏书院。在莲华中学,由于来上学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为了这些孩子,也为了隐蔽据点,学校减免了将近一半学生的学费、膳宿费,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其时王朴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莲华中学已成了中共培养干部的摇篮。经过近一年的办学,金永华对师生们的感情也日益深厚。她甚至亲自下厨做豆花,给大家改善伙食,周末还参加学校的文娱晚会,和青年们一起围坐在明亮的火堆旁击鼓传花,一起唱歌、跳舞、猜谜语、聊天……饱经风霜的她变得更年轻了。

1947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工委书记齐亮以英语教员身份,化名李仲伟来校工作,王朴和黄友凡(当时名叫黄颂文)为工委委员。这个学校从此成为中共在江北县、北碚部分地区的司令部,成为培养干部的“红色摇篮”。金永华实际上已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员,大家都尊称她为“伯母”,她也从中受到共产党的教育。

这所学校的办学情况,当时引起了县政府的注意。就在这年冬天,全县风传莲华是共产党办的学校,县长燕德炎决定亲自到学校视察。他明为视察,实则查探。为了不引起县长的怀疑,平常生活简朴的金永华特地换上锦缎旗袍,戴上首饰,与身着西装的王朴在校门口迎候县长,并陪同视察了学校。王朴温文尔雅,俨然学者风度;金永华举止得体,应对自如。得到了县长及其随员的赞赏,恭维王朴年轻有为,办学有方,金永华豁达开明,具有大家风范。经过这次波折,再一次巩固了莲华中学的地位。

在莲华小学到莲华中学的两年办学实践中,金永华受到进步思想的感染,更加看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坚和希望。她猜想这些年轻教师是共产党员,深信儿子走的路是一条光明的救国救民的大道。当然也深知这条路并不平坦,而是充满着艰辛、危险和严峻考验。但她依然认定了这条路,满怀信心,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家庭的社会地位,保护学校,保护师生。

四、奉献

1947年秋天,解放战争出现历史性转折,但大西南仍处于强弱分明的态势。《新华日报》被关闭,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撤离。中共川东临委根据中央决定,在上下川东地区发动武装斗争,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开展武装斗争需要大量的活动经费,用于筹办枪支弹药、购买粮食等。中共川东地下组织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北区工委,王朴接受了任务。

中共川东临委派齐亮和黄友凡为代表,通过王朴做工作。王朴便与母亲商量筹资之事,希望她能同意把田产变成现金借给共产党用。尽管此时金永华已经很清楚,王朴也明确告诉她,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党派他来做工作的。然而,要一个年近半百的老母亲将自己半生耗尽心血、苦心经营积攒所得,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财产全部放弃,这确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金永华明白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也是一种艰难、痛苦而正确的选择,比用办学的方式支持革命要冒更大的风险,要经受更严峻的考验。她也知道如果被国民党当局查出来了,将会犯死罪。她曾对儿子说:“就算王家的田产不要了,可这事跟办学不一样啊!娘快五十了,死不足惜,可你弟弟妹妹还没长大……”然而,王朴对母亲作出抉择的期待又是何等急切!他一次又一次给母亲分析形势,启发开导,并讲了中共川东组织提出的三个条件:变产助党,重庆解放后归还;莲华中学完全交给共产党来办;弟妹由共产党负责培养教育。经过王朴的动员,金永华被深深地震动了。她深信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深信儿子引着母亲所走的路是一条崭新的路。

为了儿子的事业,她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她后来回忆时,告诉儿子王容:“我想过了,我可以教书,国文、算术都可以。”如果不可以教书,“我就去帮人。”如果被捕,“我就顾不得你们这一窝拖(指5个幼残儿女)。”正是这位伟大的母亲,从1947年冬至1948年夏,陆续变卖了江北县复兴、悦来、仙桃、静观及巴县鹿角、长生等地的1480多石土地和市区部分沿街房产,折合黄金价值近2000两,冒着“通匪资匪”的危险,全部存入中国银行,由会计主任、共产党员杨志保管,交付共产党支配使用,而且把莲华中学也交给共产党办学。1947年冬,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到莲华中学检查北区工委工作,部署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时,特地拜见了金永华,誉赞她的崇高之举,感谢她在艰难岁月和关键时刻的一片赤诚之心。她也感谢共产党对她的信任和给予她的无限温情。

王家是重庆颇有名气的“大绅粮”,大举变卖田土和房产,在重庆市和江北县引起了较大的震动。为了避免社会各界人士及国民党特务的猜疑,防止破坏,她又遵照共产党组织的需要和安排,于1948年早春,由王朴出面,在重庆民国路宏泰大楼二楼创办了重庆南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此作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据点,并借此与上海、香港打通贸易关系,与上级组织保持联系,以贸易往来为掩护,开展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她又出面接办了抗战初期由天津内迁于此的私立志达中学,并将其完全交给共产党,名义上仍由自己担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此时,白色恐怖像冬天的浓雾一样笼罩着山城。但金永华心中装着的不再只是自己的儿女和家庭,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和莲华学校的师生都成了她的亲人,他们的安危时刻牵挂着她的心。她实际上已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和赤诚的心都献给了儿子所从事的事业,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折,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跨越。然而,要实现这种选择、转折和跨越,需要的是战胜自己如凤凰火中再生的勇气,需要的是一种付出巨大代价的胆识,需要的是一种舍小家、顾大家的浩气。

五、考验

1948年春夏之交,正当北区工委蓬勃开展工作的时候,中共重庆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市工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北区工委估计江北县组织有可能被发现,决定留一人坚持工作,其余委员撤离学校。王朴、齐亮、黄友凡三人谁也不愿把危险留给别人,都坚持要留下。最后,王朴坚持留下。他说: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425日,王朴安排好学校的工作,告别了妻子褚群和襁褓中的儿子,从乡下进城,来到金永华的身边。母子二人促膝长谈,当儿子告诉母亲目前的局势对共产党极其不利时,金永华叫儿子到成都躲避一下,儿子却说:“娘,谢谢你的好心。我怎么能走呢?我加入了组织,就不是娘一个人的儿子了。”他还饱含期望地对母亲说了三条意见:一是万一被捕,要放出平和的空气,掩护学校,保护同志,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二要听党的话,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三是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母亲听了心如刀割。

427日,重庆行辕二处课长雷天元带着五个特务包围了南华公司,王朴被捕。消息传到莲华中学后,齐亮和黄友凡连夜赶到重庆慰问金永华,担心她经受不住打击。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母亲顿时感觉天旋地转,悲愤无比。随后,母亲渐渐冷静,她还记得儿子两天前对自己的嘱托,自己必须坚强。为了保护学校和党组织,她克制着悲伤,以母亲般的豁然心胸,迎接新的考验和投身新的斗争。

为了稳住学校,安定师生,党组织决定封锁王朴被捕的消息,金永华毅然决定再次回到乡下。在乡场上,她热情应酬,笑语如常,举止得体,使人们相信,王朴校长是出远门做生意去了。

很快,重庆行辕二处派特务雷天元传见金永华,查问王朴平时都读些什么书,交些什么朋友,探听虚实。金永华从容地回答:“我儿子是读书人,最爱看《红楼梦》、《西厢记》、《三国演义》,就是不爱交朋友,顾不上去应酬,这才得罪了那些没良心的人,遭到陷害。”机智地对付了这个特务。

随后,又有一个特务拿着王朴的旧烟斗,自称是渣滓洞狱中王朴托他来的,问东问西,打听情报。金永华谨慎地说:“我儿子是办学校、做生意的,行得端走得正,我当娘的最清楚。”特务见无处可捞,只得灰溜溜走了。

不久特务又来了,诈说:“你拿30条金子,我让你们母子俩见一面。”但遭到金永华的拒绝。她牢记着儿子的嘱托,千万不要相信特务,王家的财产,现在一分一厘都属于共产党,绝不能落入任何个人腰包。

儿子被捕后,她始终守口如瓶,并将异常情况如实地向党组织作汇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了莲华中学和中共地下党同志的安全。

1948年冬,黄友凡秘密看望金永华,她十分激动地说:“黄大哥,我很想念你们,只要你们安全,我就放心了。”这之后,金永华生了一场重病,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世,准备将自己仅存的“私房钱”全部交给共产党。于是,她把按照党的指示来莲华中学坚持工作的钟歧青找到病床前,拿出随身保存的一个小皮包,里面装着积攒多年的首饰和47两碎黄金,交给了钟歧青。若干年后,当钟歧青说起此事,还是那样泪流满面,感动万分,还能强烈感受到那只小皮包沉甸甸的分量,还能感受到一位革命母亲在黎明前对共产党的耿耿忠心。

最严峻的考验和最沉重的苦痛来临。19491028日早晨,窗外淅淅漓漓地下着雨,住在鸿泰大楼的金永华无比烦燥,似乎自己的周围弥漫着一股血腥,她始终坐立不安,母子连心呀。下午,天空更加阴霾,王朴与陈然、刘国鋕、成善谋等十位战友在大坪刑场英勇就义,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这天成为金永华一生中最悲怆的日子。当儿子牺牲的消息传来,她心如刀绞,泪如泉涌。但是,为了保护学校,她仍以惊人的毅力忍住了悲痛,让妹妹金永芳出面去收拾儿子的忠骨。金永芳带着几个人来到大坪刑场,找到了瘦骨嶙峋的王朴的尸身,轻声呼唤着侄子的名字,王朴本已紧闭的双目竟然睁大。看着这个曾经疼爱无比的孩子,金永芳泣不成声。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注意,她叫人用带来的白布简单地包裹着王朴,抬出了刑场,又几经周折,才将其忠骨草草地掩埋在江北县龙溪乡。

王朴牺牲的消息传出后,为了稳定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王泽泮进城接金永华,让她回校后不要流露出悲痛情绪。见到儿子生前的战友,她泪似雨下,她说:“王朴的路没有错,我们的路没有错。”她牢记着儿子在临近生命终点之际留给她的遗言:“学校要办下去,事业要继续下去,这是命根子。”“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娘,我加入了组织,就不是你一个人的儿子了,人生自古谁无死,如果我是为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捐躯,你就没有白养活我。”

儿子年轻的生命奉献于他所奋斗的事业是何等的壮丽辉煌!那么,还有什么能比儿子临终前的嘱咐更能激发母亲?还有什么能比儿子殷红的鲜血更能激励母亲?

她说:“王朴的鲜血,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党的伟大,认识到人为什么活着?这时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鼓励自己更多地做些工作。”其时,尽管她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她的思想、感情、信仰,与党息息相通,与儿子一脉相承,她义无反顾,顽强战斗。“王朴殉难,死得其所。”“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这是多么深厚的感情!这是多么深刻的话语!这是多么明了地道出了一位母亲在痛失爱子后的追求和希翼!

六、事业

在王朴牺牲后一个月,194911月重庆喜获解放。金永华也获得了新生,燃烧了近50支人生蜡烛的生命航船,又开始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驶向新的目标!

早在19499月,中共川东地下党的肖泽宽、邓照明和黄友凡到南京向第二野战军党委汇报工作,邓小平亲自听取了汇报。当汇报到王朴及其母亲金永华变卖田产资助革命时,邓小平当即指示,借用王家的款项要在解放后如数归还。1950年春,在重庆各界妇女庆祝解放的大会上,王朴烈士的战友黄友凡代表党组织向金永华表示感谢,感谢她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坚定地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并郑重地向她呈上一张中国人民银行的巨额支票。

面对着这张巨额支票,这位伟大的母亲拒绝了。她说:“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现在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党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在金永华老人的再三拒绝下,这笔款成了重庆市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基金。

刚解放不久,土地改革运动来了。中共重庆市委曾明确指出,对金永华不搞减租退押,但仍有土改干部、群众找上门来。因为她是公开的地主、董事长,而捐资助共产党的活动却是秘密的。本来,她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土改工作队说明捐献和拒绝归还的真实情况,但在她看来,她是烈士的母亲,要带头拥护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在她看来,她不是有功于革命,而是革命使她脱胎换骨,获得新生。所以没有作任何解释,而是想方设法卖掉了仅有家俱和剩余的房产,退了部分押。

建国伊始,她要求为人民工作。党组织征求她的意见,愿干什么工作?金永华说:“我最热爱的工作,就是儿童福利工作。”根据其志愿,派她到重庆市妇联担任儿童福利部副部长,她高兴地说:“我这一生就献给儿童福利事业了!”

19506月,重庆市妇女互助会成立,金永华任副理事长。她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兴办了一个托儿所,还办了小学班,免费培养儿童。在“十年浩劫”中,她全心全意地保护互助会的财产和档案文件,虽被错误批斗,但却始终坚守岗位,有人劝她避一避,她说:“我不能走,走了互助会就完了!”在她受尽折磨,生病住院期间,她还把装着互助会房契、文件、存折、粮票等的小箱箱带在身边,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不顾自己年老多病,办起了儿童俱乐部,指导儿童读书,开展活动,这个教育阵地曾被评为暑期少年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在她89岁高龄时,她抱病将妇女互助会留下的五处房屋契约、三万多元现金,还有几千斤粮票,全部交给市妇联,请组织把它管理好,作为她对妇女儿童事业的最后奉献。

七、信念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她为共产党献出了一切,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她克制失子之痛,冒险涉危,保护了党的组织,掩护了党的一大批骨干,为党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烈士母亲的她,从不居功,从不索取,生活俭朴,耿介清廉,还多次谢绝了党组织对她的特殊照顾。即使要添置一件衣服,总是算了又算。一次,她的儿子王容给她订做了一件海虎绒大衣,告诉她后,她很不高兴,坚持退掉。她经常告诫子女,奢靡容易使人堕落,人活着要克勤克俭。

她多少年为之奋斗的夙愿,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重庆解放之初,她就向市妇联党组织提出过申请,当时党组织认为,把她留在党外做妇女工作的作用更大一些,她听从党的话。后来,有人动员她参加别的组织,她说:“我的信念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年近古稀的金永华经受了生命中又一次严峻考验。那些造反派硬说她是大地主,王朴和地下党同志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把她揪出来批斗,要她揭发地下党同志。她说,我见到的地下党同志都是好人,都是革命的英雄。尽管在恶劣的环境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她仍充满信心地说:“这么搞不是共产党的章法,还有十年,我看得到的!”尽管她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身边还有一个病残的女儿,而且那两年间,她就睡在垫着谷草地板上,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但丝毫没有动摇她的坚定信念。“我要跟着共产党,那是撵都撵不走的;要我走,要我不搞妇女儿童工作,办不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年近80高龄的金永华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焕发出蓬勃的革命热情,满怀赤子之情,再次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是我多年的夙愿,我热爱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翻身解放,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是党把我从大观园的梦中拉了过来,是献身民族与人类的共产党人教我懂得了奉献的真正价值,过去我只晓得献身丈夫和子女。”“我参加共产党也是继承我儿子王朴烈士的未尽事业,我要跟着党,踏着先烈们的足迹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1983年秋,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展览在北京展出。慈祥的金永华站在王朴烈士的遗像前,给首都的孩子们讲述儿子和自己走过的道路,话音朗朗,坦诚率真。就在那个金秋十月,老人登上了见证着中国千年荣辱兴衰的长城,站在层林尽染、异彩纷呈的八达岭,心如潮涌。邓小平知道她来北京后,说道:“王朴的妈妈还仙健,很好啊!”邓颖超、康克清托人带信给她:“在北京多呆几天,我们忙过了就来看你。”

198471日,重庆市级机关170多名新党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庄严宣誓。革命老人金永华满头的银丝辉映着鲜艳的党旗,在宣誓的人群中,是如此的突出。她终于以经历了三个时代的生活和一颗葵花向阳的红心,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归宿、历史的归宿!

此后,她积极参加了整党学习,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愿效春蚕,吐尽最后一口丝。”尽管年迈体弱,还是坚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1986年秋,中共江北县委举行了莲华中学建校40周年暨王朴烈士牺牲37周年纪念活动,她因病未能出席。但她在书面发言中写道:“我感谢我们伟大的党对我长期的教育培养,使我能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我无时不受到党的关怀、鼓励,党还给予了我许多荣誉,我要深深地感激党……作为烈士家属,我没有分享烈士光荣的权利,只有继承烈士遗志的义务。”

19908月,市政协、市委党史研究室、江北县委为金永华庆祝90大寿,会场高悬着“一代风范,百世楷模”的寿联。12月,她还亲临江北县城王朴烈士雕像凭吊,参加拍摄反映王朴斗争事迹的电视片《赤诚》。此时,她已是步履蹒跚,90高龄的老人了!

八、楷模

1991年最末一天,这位与世纪同步、为革命事业奉献始终的革命老妈妈与世长辞,终年91岁。

在去世前一天,重庆下了一场罕见大雪。白雪皑皑,银装素裹,似乎在诉说着什么。最理解母亲的儿子王容说:“老人是随着雪花去的,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弥留之际,她再三叮嘱儿子王肃:“我死后,你一定要给我办好的事,那就是我的一生是清白的,生前的清清白白,由我作主。死后赶快将我送到火葬场火化了,不要兴师动众……”这就是崇高的革命老妈妈——一位与时代同步,与世纪同庚,经历了满清王朝、民国时期和社会主义新中国三个时期,熟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世纪老人的临终遗言。

石桥铺殡仪馆大厅,哀乐低回,老人静卧棕榈丛中。大厅里陈列着邓颖超、秦基伟、肖泽宽、阴发唐、黄启璪、戴文葆、廖伯康、黄冶……敬献的花圈,读不完的唁电,长长的告别队伍。人们噙着泪珠,一步一鞠躬……表达无限的悲痛之情。

她是一位具有崇高革命精神的老人。她的崇高在于无私奉献,为人民奉献了她颇为富裕的家产,奉献了她最钟爱的儿子。她从不居功,更不索取,当党组织要归还她解放前资助的巨额经费时,她坚持不受。她生活俭朴,多次谢绝了党组织对她的特殊照顾。

她是共产党的坚强战士。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是她的儿子、是共产党给了她力量,她由同情、支持到亲身参加革命事业。她为革命办教育,使莲华学校成为共产党在江北的革命摇篮。王朴就义以后,她强忍失子之痛,冒着血雨腥风,保护了党组织,掩护了党的大批骨干。建国后,她为新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

她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当她认识到党所从事的事业之后,她作出了人生的光明抉择,决心走儿子所走的路,走党所奋斗的正义之路。尽管荆棘丛生、曲折坎坷,尽管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然而,她依然是那样的百折不挠、愈挫愈勇,那样的信念坚定。一颗红心,向党不移。在步入84岁高龄的耄耋之年,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她45年革命生涯的最具荣光的历史归宿。

“一代风范,百世楷模”,是对这位伟大母亲的光辉写照,是对她“奉献、进取、信念”人生的最好诠释。她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与她的名字一起永放光华!

(作者单位:中共渝北区委党史研究室)

[1] 地积单位,有以十亩为一石的,也有以一亩为一石的,此处为一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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