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日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不但使中国先进分子有了改造中国社会现状的科学理论和思想武器，而且直接导致了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的产生。1920年8月，经过酝酿和准备，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下，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同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和支持下，成立了以该小组成员俞秀松为书记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发生和发展起来。

　　先建立共产党组织，再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团的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地方组织的普遍规律。但四川情况却较为特殊，是先建立团的地方组织，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以团代党”，发挥领导作用，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党的地方组织。这一历史过程，是四川和重庆共产党地方组织建立的一个鲜明特点。

　　在四川，最早建立团组织的是王右木、恽代英二人。1921年11月，王右木在成都建立了四川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支部；1922年5月5日，恽代英在泸州建立团组织。成都支部成立后，王右木向团中央建议，希望在南充和重庆发展团员，建立团的分支机构。

　　1922年4月，在上海入团的四川留日学生唐伯焜，受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托回到重庆，在重庆联中任教员并负责主持和联络筹建地方青年团组织。经过半年的接触和了解，他联络重庆各界进步青年周钦岳、董宝琪、李光斗、李守白等十余人，并将联络到的这些重庆社会主义者和由俄、法、日归国团员聚集在一起，先后召开5次会议，讨论青年团成立的重要材料，交换组织团体的意见和斟酌宣言、章程的内容，积极为筹建重庆社会主义团组织作准备。

　　10月9日夜，唐伯焜、周钦岳、董宝琪、李光斗、李守白等人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团地委”）。重庆团地委成立时共有团员10人，其中出席成立会议的8人。会上按照章程所规定的手续成立了书记部、经济部、宣传部，选举周钦岳为书记部干事，董宝琪候补，负责掌理财政、搜集报告、发给通知等事；李光斗为经济部干事，唐伯焜候补，负责掌理关于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经济状况等事；李守白为宣传部干事，李纬候补，负责掌理教育及政治工作、主义宣传及出版事业等事。又经书记部、经济部、宣传部当选人互选，周钦岳当选为书记。但是，当时在重庆团地委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唐伯焜。

　　会议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章程》，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宣言》明确指出重庆团地委的根本政治立场和观点：“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主义’、‘资本主义’”，主张“用经济的革命、鲜明的手段和强有力的计划打倒上述的罪恶主义，来建设‘全民政治的社会’——或即所谓劳动生活的田园”，还表示“我们底态度绝不取妥协，我们底方法绝不涉理想，我们底行动绝不似暴烈。只是扶持弱者，消灭强有力者，将全民生涯建筑在‘合理的经济制度上’——这就是我们惟一的意见，亦即是我们组织这个团体向社会恳切表白的话”。《宣言》还阐明了团地委的性质和纲领：“我们惟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惟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惟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1]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最终目的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摧毁腐朽经济制度，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会后，重庆团地委立即向团中央报告成立情况，并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予以正式承认，建议团中央与地方之间应该密切联系，注意加强各地方团之间的团结。同时，重庆团地委还决定准备立即着手组织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重庆支部等组织，以便更好地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和更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其在重庆地区的影响。

　　重庆团地委的成立，在当时重庆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社会组织，全部团员也仅仅只有10人。但是，就是这10人却在夜暮笼罩的巴渝大地点燃起新的社会革命火种。

　　重庆团地委十分注重以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在成立前后，成都的《国民公报》就在一个月时间内连续刊登了《重庆将有青年团成立》（9月19日）、《重庆青年团之进行》（10月5日）、《重庆青年团成立》（10月9日）等有关消息，且公布了重庆地方团组织的部分章程内容和成立宣言。“双十节”前，团地委宣传部又多次用邮寄的方式把团的宣言和纲领等送往四川各行政机关、学校和当政要人手中。[2]“双十节”当日，团地委抓住时机，与重庆总工会共同组织工人和学生进行庆祝游行，沿街散发重庆团地委的宣言、章程和纲领以及致工界同胞的传单等，借以迅速扩大自己的影响。

　　然而，新生的重庆团地委也存在着一些隐患。由于团地委实际负责人唐伯焜很少参与团的工作和活动，而周钦岳、董宝琪对团的工作“亦无系统见解”，[3]加之当时重庆险恶复杂的政治环境，因此，团地委在工作中很快就暴露出领导无力等问题，导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实际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就在这时，成都团地委发生了因王右木、童庸生两位领导人争执导致内部出现分裂的严重事件。王、童之间本是师生关系，曾一度合作较好。王右木在四川马克思主义启蒙宣传中发挥过独特作用，成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信奉者都曾受其“感化”；第一批的团员也是其介绍入团的。[4]1922年夏，王右木到上海与团中央取得联系，成为特别团员，后受团中央委托回川发展团员和指导建立团组织。10月15日，王右木召集团员会议，选举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王虽以最高票当选，但因超过28岁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未经团中央批准，乃由童庸生以次高票数当选为书记。[5]裂痕也从此开始，他们都力图按自己的意志来领导团的工作，由此就引发了两人间的领导权之争。双方互相攻击、互不相让，最后导致以童庸生等人的退团而公开决裂。[6]继而引起一连串严重后果：童庸生的退团带动一批人相继退团，使成都地方团思想混乱，活动停顿，“死气沉沉”，“几至基础不存” 。[7]直到王右木担任了书记后团组织才逐渐“免强复活”。[8]王、童两人在这场争执中都相互受到伤害，王右木为此“头痛欲裂，心烦若狂”，[9]童庸生也曾因此“一息三叹，志士垂泣。”[10]

　　1923年初，童庸生返回重庆的母校巴县师范任教员，并迅速投入团的活动中。特别是唐伯焜去成都委托其续办团务后，童实际上开始主持重庆团地委的工作。此间，他一面按照团的宗旨开展活动，一面去函向团中央请示，在积极发展和训练新团员的同时，制定了“向机活动，务以实力充分”，“渐渐发展”[11]的工作策略，得到团中央支持和批准，使重庆团的发展日渐走向正途。

　　在宣传教育上，重庆团地委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缺少必需的宣传经费和宣传材料，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印刷刊物缺乏，导致“传播之难，收效甚不易易”；二是重庆有大批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的人士，其宣传的印刷品很多，影响很大，“加之近年来梁漱溟之学说影响所及，青年多好古而不谈改造矣”。[12]为打开工作局面，1924年夏，团地委宣传部负责人童庸生组织了以团员为主力的暑期各校讲演会、暑期临时农村宣传讲演团同隶属团地委宣传部的劳工宣传及训练委员会、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一道，深入到工人、农民、学生中开展了一些宣传活动。当时，重庆团地委的主要精力还是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尤其是注重对学生思想的改造。童庸生就利用自己是教师这一职业身份，经常向学生讲授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文章，传播新思想，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影响了不少学生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1924年为纪念列宁逝世，并借此宣传马克思主义，童庸生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冲破险恶的政治环境限制，于5月9日由重庆学联出面，在打枪坝举行了追悼列宁群众大会，不仅打破了重庆学生运动的沉寂，也对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生平、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影响。

　　在组织发展上，由于重庆团地委尚处于创立初期，缺乏经验，“最大的缺点即是无办法”且领导人“亦似乎不大想何办法”，[13]团的组织工作开展得很不理想，团员发展十分缓慢。直到1923年11月14日，重庆只有团员23人，其中新发展团员只有杨励坚、王毅君、向国治、曾庆中、袁肇康5人，[14]其余8人是从国外或上海入团后返渝参加重庆地方团组织的。1924年初，团中央批准重庆地方团正式成立，团地委需要进行改选。2月22日，重庆团地委召集团员开选举会改组领导，选举何星辅（薪斧）为委员长，范英士为秘书，童庸生为宣传，但实际上童庸生仍然起着中坚作用。这一时期，团的组织发展情况稍有好转，此时重庆团地委先后在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学校建立了以学校师生为骨干的两个基层支部，还准备在重庆市总工会和铜元局内各增添一个支部。据5月7日的《重庆地方团员调查表》[15]显示，重庆共有团员34人，其中每位团员都受过中等及其以上的文化教育；以教育为职业者18名；文牍职业者3名；工会长2名；律师1名；邮务生1名；中学生1名；制服职业者1名；纺织工人1名，另有6人职业不详。到6月份，重庆团地委发展到7个团支部。

　　童庸生作为这一时期重庆团地委实际负责人，在团组织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仅在社会上大力培养和发展团员，还利用执教巴师之便组建社团和学会，将喻克由、向希平、彭定远、向鉴莹、范景庵等20余名骨干发展为团员，这批青年中后来不少都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24年，童又在川东师范学校、省立二女师、重庆联中开展团的发展工作，亲自吸收二女师的郎朋钦、蒲建明入团。

　　1923年5月，在团地委推动下，由工会发动的重庆各界2000多人集会庆祝五一劳动节，拉开了重庆工人参加国际劳工运动的序幕。之后，团地委又继续推动工界、学界、商界联合纪念五四运动四周年和五七国耻八周年游行示威活动，提出“不食日本物品，不住日本房屋，不乘坐日本轮船，不受日本雇用”等四项誓约。重庆团地委通过这些发动工人运动及其它实际斗争，使自身影响不断得以扩大。

　　然而由于当时军阀的残酷统治，工人运动的环境却是十分险恶的。五一运动后，重庆警察厅长兼全川警务长向时俊便密电军阀杨森，拟请求其适机对工运进行压制。杨森为此命令巴县知事会衔警厅，转饬总工会依前省议会议决的四川工会简章立即解散，改组为巴县工会。向时俊乘机让宪兵司令部移驻工会，并会衔知事明令解散，拟借此激怒工人而借机以武力镇压。为避免大的损失，工会与社会各界人士多方周旋，经必要妥协将组织勉强保留下来，并改组更名为重庆工会，但由于工会地点被占，机构发生变化，致使重庆工运活动一度元气大伤，也使重庆团地委的工作开展失去了一个重要支点。

　　面对这种窘境，1924年6月，重庆团地委召开委员会议，决定把团的工作暂时转移到发展、整理和巩固团组织上来。会议决定：其一，近期在联中、农甲、求精、工甲等校成立支部，学生入团须先介绍入读书会，经训练后才能加入。其二，近期在渝电报、电灯、邮政等处大量发展团员，并加强训练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其三，由于重庆团员数量不多，部分团员不按时交纳团费及月捐，使得团的活动经费入不敷出，只能暂时向中央求援，因此必须整理财政。其四，要提高警惕，凡在渝地区的同志必须应自行检点，通信会人宜用暗号传达，以防止反动势力的摧残。其五，派罗世文前往川东学联提案，通电援助武昌、北京政府摧残同志及求精校全体学生反对校长违法呼吁等各案。其六，决定开除对共产主义并不了解，工作也不积极的李天泽、袁洁两人。[16]这次会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当前团地委所处的环境，及时调整和转移了工作重心，为后来团组织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高潮准备了条件，积蓄了力量。同期，重庆团地委还着手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于当年10月使其机关刊物《爝光》正式出刊，从而为扩大自身影响和进行革命宣传建立了阵地。

　　因政治环境的继续恶化，童庸生在重庆已处于“被各校不容，将不能在此地立足”的境况。[17] 8月23日，童庸生被迫离重庆前往涪陵省立四中执教。涪陵相对宽松的环境，为童庸生提供了宣传革命的新空间。他一到省立四中便大肆鼓吹科学与民主、大讲反帝反封建，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给学生宣讲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主要手段是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工人工资。”[18]让同学们从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理解认清资本剥削的本质。不久，他发动进步学生石大成、杨鸣皋、鞠雪芹、刘云汉、余骧、徐世谊等40余人组成社会问题研究会，编辑《社会问题研究》会刊；邀集涪陵女校、国民师范学校、明德中学、明德女校的师生30余人组成涪陵新人社，并亲自指导这两个组织成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社会矛盾，以启发青年觉悟。9月，童庸生、彭佛远便吸收“社研会”和“新人社”的石大成、鞠雪芹等人入团，随后建立起涪陵第一个团支部，由彭佛远任书记，鞠雪芹任宣传，隶属重庆团地委。1925年，涪陵团组织进一步充实加强支部，选举杨鸣皋任书记，鞠雪芹任宣传委员，刘云汉任组织委员。

　　这一时期，重庆其他地区的团组织也相继成立。1924年6月，在成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邹进贤回到綦江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团员，于1925年1月建立了綦江第一个青年团支部。1925年2月，重庆团地委派南川籍团员张珈王名回县开展团务，吸收汪石冥、张庚白、谈如渊为团员，并组建由张庚白任书记的共青团南川支部。[19]到1925年春季，重庆团地委除了在市区的川东师范学校、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巴县师范学校、巴县中学、《新蜀报》等设有支部外，还先后在江北县、巴县永兴场等地建立起了团的支部组织。这一时期，虽然还有许多区县没有建立起团的组织，但是多数已有团员的活动。譬如：1923年，在万县省立四师读书、由萧楚女发展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吴心俊、吴心仁以及读书会会员牟清、邓南熏等人回到各自家乡，在石宝印山小学（现属忠县）、西沱小学（现属石柱县）等处，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军阀的革命活动。此外，1923年5月，在万县省四师读书的丰都籍学生朱泽淮经萧楚女吸收为社青团员；同年秋，在武汉商科大学就读的丰都籍学生曾季鲁加入社青团，至冬转为中共党员；县高小职员李彤辅经恽代英介绍于1924年加入社青团。在此期间，何星辅还曾以个人名义向团中央报告“要求中局批准四川区执行部，应克日成立，其地点设在重庆为适中”，理由是“因重庆系通商大埠，交通便利，兼为劳动力和手工业者云集谋生之所，容易了解阶级的觉悟”，并建议“添设万县、涪州、自流井地方团，以便策应各方为要”。[20]

　　重庆团地委和各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相继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在该地区已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各地方团组织成立后，在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发展团组织的同时，还参与和发动了以学运和工运为主体的群众运动，为推动重庆地区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28—29页。

　　[2] 据周钦岳在1922年10月14日致俞秀松报告重庆团地委成立的信中显示，重庆团地委在正式成立前就以邮寄和委托工人、学生宣传等方式广为宣传团的纲领、宣言及其章程。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24页。

　　[3] 1923年2月，《恽代英给施存统的信》。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57页。

　　[4] 王右木致团中央负责人的信（1922年10月11日），载《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6年版，第7页。

　　[5] 团成都地委向团中央的报告（1922年10月23日），载《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6年版，第42页。

　　[6] 王右木给施存统的信（1923年夏），载《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6年版，第106页。

　　[7] 王右木给施存统的信（1923年夏），载《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6年版，第106—107页。

　　[8] 王右木给施存统的信（1923年4月30日）。载《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6年版，第69页。

　　[9] 王右木给施存统的信（1923年5月18日），载《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6年版，第88、89页。

　　[10] 童庸生给团中央的信（1923年11月4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1] 童庸生1923年11月4日给团中央（刘仁静、林育南）的信。

　　[12] 1923年，《团重庆地委给团中央的信》。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142页。

　　[13] 1923年2月，《恽代英给施存统的信》。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57页。

　　[14] 1923年11月4日，童庸生给团中央（刘仁静、林育南）的信。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136页。

　　[15]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163—165页。

　　[16]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166—168页。

　　[17] 1924年8月1日，《童庸生给团中央的信》，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183页。

　　[18] 中共四川省涪陵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涪陵地区简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19] 1925年1月，在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20]《何薪斧在沪向团中央的报告》，1924年9月28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189—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