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中共三大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一大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国共两党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适应革命新形势的发展需要，重庆团地委积极响应中共三大的号召，广泛动员中共党员、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此开始了在四川地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

国民党原在四川有较好基础，但在1913年讨袁战争失败后，四川只剩下吴玉章等少数国民党人继续坚定地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斗争。1919年，孙中山再次改组国民党后，四川立即成立国民党四川支部，创办《四川民报》作为机关刊物。然而，随着一些国民党人蜕变为封建军阀，以及不少骨干出走川外，使川中的国民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有党无员的空壳，特别是自1924年国民党四川执行部负责人熊克武等离川后，再也没有全省性的组织，很多党员失去了关系，四川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几近瓦解。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曾派中央执委、国民党四川支部长石青阳和熊克武二人筹备四川党务。但此二人并未遵令回川，石青阳留在北京参加了11月的西山会议。至1925年春，石青阳假中央党部名义，委曹叔实、郭云楼、朱叔痴、黄复生、唐德安、曾吉芝、陈炳光、谢宝珊、张赤父、刘浦生、邓懋修等人筹备四川党务。他们在重庆组建了一个国民党右派党人俱乐部，拉拢官僚政客、市侩加入国民党。1925年7月9日，他们在重庆忠烈祠（即光国学校）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会，黄复生、朱叔痴、陶渊士、邓懋修、唐德安、郭云楼、张赤父、谢宝珊、王子骞等人当选为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又以临时省执行委员会名义委朱叔痴、陈炳光等9人为筹备员，于 8月6日匆忙成立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在省、市党部执行委员中多是国民党右派分子，右派实际上控制了省、市党部。

国民党右派分子在重庆的频繁活动引起了重庆团地委的注意。他们早在1925年5月27日就向团中央报告，提出应对方案：“陈敬修返川三义校，我们的发展上恐要受防害，兄处可否请三义总校促吴玉章回川办理呢？……”[1]鉴于国共两党此时正处于第一次合作期间，党中央考虑到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同四川国民党人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决定采纳重庆团地委的建议，让吴玉章留在国民党内，以便做统一战线工作，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促进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同年8月，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国民党中央指派吴玉章到重庆改组四川省国民党。

8月15日，吴玉章抵达重庆，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四川组织的工作。19日，吴玉章召开了四川国民党第一次改组会议，吴玉章成为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会执委之一，并掌握省党部组织部长大权。从此，吴玉章与团地委负责人杨闇公等共产党员密切配合，一面整顿巩固国民党基层组织，切实发展左派力量，加强和巩固统一战线；一面积极进行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的筹建工作。

不久，吴玉章向黄复生、朱叔痴提出了一个整顿国民党四川组织的计划：第一，要建立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第二，要培养一批效忠革命的干部；第三，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活动。为落实这个计划，吴玉章提出先办一个学校，以集合和培养干部，并作为组织和宣传活动的据点。但是，黄、朱二人均不予支持，认为那只能是白费力气。吴玉章遂找杨闇公、杨伯恺、冉钧、张锡俦等商议此事，得到他们的赞同。重庆中法大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为进一步大量培养干部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吴玉章、杨闇公等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在杨闇公父亲及其友人的帮助下，选址重庆大溪沟张家花园创办了中法大学四川分校。这是一所完全以培养“预备与军阀决斗的人才和工具”、“造就革命的，为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的人才”为目的的学校。[2]学校主要招收各地进步学生，聘请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作为教师，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他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使整个中法学校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俨然成了革命的大本营。学校培养了一大批诸如萧华清、任白戈等革命师生，在培育大批优秀党团骨干的同时，也为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建立进一步做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为了抵制和反击右派国民党人排斥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加入国民党的举动，发展左派青年力量，吴玉章以省党部组织部长身份，令各校原来由杨闇公、廖划平发展的国民党员分别单独成立特别区分部进行活动。吴玉章还派出尹绍渊、曾凡觉、黎冠英、吴匡时、喻凌翔、喻克由、周贡植、邹进贤、曾庆华、张锡俦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宜宾、江津、内江、荣县、江北、巴县、綦江、南川、长寿等县市筹建国民党（左派）党部。[3]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底到10月20日止，就在全川10多个县市建立了86个区分部和江津、泸县等一些县党部，计有党员8000余人。[4]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二大会议上，宣布开除西山会议派分子、四川国民党右派头目、原国民党四川支部长石青阳的党籍。2月，经吴玉章提议，国民党中常会根据二届一中全会关于整顿四川临时省党部的决议，正式作出了解散原为右派控制的四川临时省执委会的决定。另委杨闇公、李筱亭、邓劼刚、陈宣三、张克勤和原有执委中的邓懋修、郭云楼、唐德安等8人为执委，以杨闇公、李筱亭、邓劼刚3人为常委，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新成立的省党部受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吴玉章指导，以李筱亭为主要负责人，杨闇公为组织部长。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正式改组取得圆满成功，右派势力在省党部内被彻底打垮，这也标志着四川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随后，省党部从光国学校迁往重庆城内莲花池积厚里的一幢房屋办公，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之名便由此而来。不久，左派省党部创办了机关刊物《四川国民》，以指导全省党务。

国共合作局面在四川的形成在全川乃至全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四川国民党右派势力，结束了右派省党部在四川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标志着四川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力量及其领导的四川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成为了四川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四川军阀在最初不得不故作姿态表示拥护和支持革命势力，不敢公开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其次，它为重庆团地委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活动提供了公开活动的舞台。从此，团地委可以用国民党省党部这种合法组织的名义来领导群众斗争，公开地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以此来指导全川地区的革命斗争，使地方当局和军阀势力不便于公开出面干涉和破坏。通过这些革命斗争实践活动，它大大地培养和锻炼了重庆团地委及其领导人，提高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为革命形势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273—274页。

[2]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党史人物》第一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3] 邓劼刚：《大革命时期四川国民党左右派的斗争》，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1984年印，第348页。

[4] 罗人庆：《大革命洪流中的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1984年印，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