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的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阶层更加憎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渴望结束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这时，在中国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潮流继续高涨，尽管存在潜在的逆流，但广州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却在继续增强；而在中国北方，各派军阀势力之间的冲突不断，反动统治内部危机日益加深，人民革命的力量正在蓄势增长。南北方政治形势的演变，已预示着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出现。

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统治，1926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兴师北伐，全国大革命进入高潮。7月1日，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7月11日，国民革命军进占湖南省会长沙直逼武汉。控制两湖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正向冯玉祥部西北军扼守的南口天险发动猛攻，一时无力南顾，因此，他企图联合四川军阀，牵制并阻遏国民革命军继续向北推进。

在北伐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意识到掌握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在7月中旬召开的第三次扩大执委会议中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1]中央通知各地要注意做好这项工作，以响应北伐战争。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是军阀势力盘据的重要区域。在其境内就有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赖心辉、刘成勋、田颂尧、何光烈和刘存厚等九位拥兵自重的军阀将领，他们的私军兵力达35个师，29个混成旅，19个独立旅，约50万之众。因此，四川军阀的政治态度，对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得力干部入川，准备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武装，以利配合北伐军在两湖作战。

早在1926年1月，参加国民党二大的四川代表吴玉章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四川位居长江的上游，人口有7000万，地大物博，在中国南北方都有着最重要的战略地位，“现在北方军阀正在内溃的时候，我们革命军要往北（发）展，要同西北革命军联合，四川实为一大关键”。[2]他提醒国民党中央要特别注意四川问题。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也曾多次向杨闇公提出：“北伐一定成功，要取武汉，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3]要求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设法解除川军特别是军阀杨森对武汉的威胁，以支援北伐。吴玉章、杨闇公在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先后回到四川，即以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名义，从事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易帜倒戈的工作，藉以减轻军阀势力对四川革命运动的压力，发展革命力量，同时也为即将发动的北伐战争作一些配合。

军阀杨森在四川拥有较强的势力，所指挥的军队有10多万人，枪械2.7万余支，他拥兵自重，长期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北伐军要顺利进攻武汉，争取杨森就显得至关重要，可当时的杨森对时局是持隔山观火的观望态度。然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推进较顺利之时，他便见风使舵，一方面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输诚，表示欲加入国民革命军，还又派人到北京找到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求调配得力人员到万县帮助他工作；另一方面，杨森又与吴佩孚有较深的历史关系，他既感念于吴佩孚任命其为四川省省长之情，又对吴准备抵御北伐军，率师南还抱有幻想。7月12日，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朱德与欧阳钦、秦青川、章伯钧、房师亮等20多人到达上海。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向朱德征求意见，要求朱德要么去四川杨森处，做杨森的工作，以迎接北伐；要么去广东，准备北伐。[4]因朱德与杨森曾在护国军中共事，且他出国前杨森还许愿一定“虚席以待”，因而朱德主动要求到杨森那里去，陈独秀同意了朱德的请求。7月26日，朱德、秦青川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广东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登轮前往杨森司令部所在地——万县，8月11日，朱德和秦青川抵达万县。8月25日，在中共北京地委工作的陈毅受李大钊派遣随杨森的秘书喻正衡（是陈毅的留法同学）从北京来到万县。经过杨森的介绍，朱德结识了陈毅。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商议如何设法争取杨森易帜。

针对杨森摇摆不定的态度，朱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杨森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帮他分析当前国内形势的走向，指出在目前情形下国民政府虽不可能为其部队提供军费和枪支，但是北伐战争已成势如破竹之势，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指日可待，希望杨森认清形势，顺应时代，加入到国民革命的潮流中来。杨森虽口口声声表示赞成北伐，却又不愿与吴佩孚一刀两断，而是借口兵饷来源困难予以拖延。

就在朱德、陈毅抵达万县后不久，国民革命军在农民群众支援下，相继攻克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歼灭吴佩孚亲自督战指挥的主力部队，一直推进到汉口外围。吴佩孚主力惨败的消息传到万县，使杨森如坐针毡。同时，万县惨案极大地激怒了中国人民，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局势的骤变，使杨森的政治取向最终转到广东国民政府一边，他即委派朱德赶赴汉口，表达其愿接受国民革命军领导和称号的态度。

9月2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由于第20军原政治部主任陈启修还在汉口，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朱德暂代军政治部主任一职。28日，朱德率20余名政治工作人员离开汉口前往万县。出人预料的是，当朱德回到万县时得到的却是杨森派兵东下援吴的消息。原来，国民革命军攻占汉口、汉阳后，仍在吴军手中的武昌却久攻不下，杨森由此对吴佩孚仍抱一线希望，故而派兵驰援。对于杨森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朱德十分气愤。11月上旬，进犯武汉的杨森部遭到国民革命军围歼，前敌总指挥曾子唯被俘，在此情形下见风使舵的杨森即又派代表赴武汉请罪，并于21日，在宜昌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杨森易帜后，为加强对其部队的改造，经朱德建议在第20军中设立了中国国民党第20军党部，由朱德任主任委员，且又在万县杜家花园建立起第20军军事政治学校，由随朱德到万县的卢振纲、文强、熊荫寰、江亚中、滕代顺、湛杰分别担任教育长和五个大队的大队长，由此形成对第20军进行政治工作的核心力量。

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第20军在朱德等政治工作人员的教育指导下出现新面貌，却引起了杨森的疑忌，他开始担心自己的部队被分化瓦解。12月下旬，杨森借第20军军事政治考察团赴武汉考察之名，派朱德率领80余名中下级军官组成军事政治考察团乘“永丰”号江轮离开万县前往汉口。自此，朱德脱离杨森部队。

[1]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军事运动决议案》（1926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2] 吴玉章：《四川临时省党部党务报告》（1926年1月），原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

[3]《中共中央听童（庸生）同志报告后的结论——关于四川的军事运动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泸顺起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