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尽快将中共中央同意在川中发动武装起义的意图付诸实现，1926年11月，在中共重庆地委第一次军委会上，刘伯承根据中央指示，具体分析了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可能性构想和具体策略，杨闇公也向朱德、刘伯承通报了近两月来军运工作的情况。军委会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发动起义的时机已成熟，应适时予以策动，确定起义时间定在12月5日。同时，确定了如下起义的具体计划：一是争取驻顺庆和合川的三个旅首先起义，在川中打下基础；二是发动驻防泸州的两个旅起义，以相策应；三是将泸州起义军迅速北调，到顺庆会合，扩编为六个师，由刘伯承统一指挥，组建四川国民党左派军队；四是为了取得国民党左派的支持，部队建制归于国民革命军。

军委会议召开后，中共重庆地委即先后派遣30多名党员到顺庆、泸州，以及合川、涪陵、彭县、崇庆等预定起义和配合起义地区布置工作；同时，加紧分化瓦解军阀部队。在万县，朱德领导政工人员加紧做杨森部的策动和改造工作，试图形成一支革命力量，作为一个方面的突破。

为了在政治上造成强大声势，以配合即将爆发的起义，刘伯承在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召开的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军事报告》中，深刻分析和总结了北伐战争的形势与经验，强调指出：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攻克武汉，击败南方军阀势力，不完全是革命军本身的力量，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根据泸顺起义即将举行、军事问题极为紧迫的形势，刘伯承在报告中还详细剖析了四川军阀队伍的复杂政治背景和专事投机的封建特性，以及军阀们的反动本质和目前面临的困境，同时，更明确指出了在四川开展军事策反的重要性，以及迫使军阀作出革命选择的可能性。

迫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以及中共重庆地委开展的大量军事准备工作的影响，四川军阀为自保纷纷宣布易帜，归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依次被任命为第20、21、22、23、24、25、29军军长。然而，当国民革命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时，他们的反动真面目却又不时暴露出来。

1926年12月1日，在左派省党部召开“一大”会议之际，泸州起义提前爆发。起义消息传到重庆后，中共重庆地委紧急磋商，决定按原计划由刘伯承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然后驰援顺庆，主持和指挥整个起义。

驻扎在泸州的军阀部队有三个混成旅，虽都隶属于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而彼此之间却存在矛盾。自中共重庆地委开展军运工作后，军阀内部开始出现一些积极力量。

驻守长江南岸的兰田坝，由熊克武部第2混成旅改编的第4混成旅旅长袁品文曾在刘伯承属下任连、营长，并在其指挥下驰骋川中，许多官兵也受过刘伯承的影响。该旅归属赖心辉以后，因处处受到排挤和歧视，袁品文以及下级官兵的积怨日增，正在苦闷中寻找新的出路。中共重庆地委先后派出邓作楷等三名中共党员前往该旅，做袁品文的策反工作。而早在上年9月间，中共党员童庸生就与袁品文有接触，刘伯承与袁品文也有书信往来，希望他听从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指挥，支持革命。通过多渠道的工作，袁品文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表示愿以全部力量听左派省党部指挥。随后，袁品文派邓作楷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重庆，与刘伯承密商泸州起义的方案。在此情况下，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确定以袁品文所部为起义基本队伍。

驻守泸州城内的是第2混成旅旅长李章甫，是因讨袁战争中投靠刘湘，被其任命为旅长而派驻泸州城的。之后该旅也归属了赖心辉。李章甫在泸州骄横暴戾，中饱私囊，横行四乡，因而积怨甚多。驻在泸州沱江北岸小市的第10混成旅旅长陈兰亭出身绿林，生性义气。讨贼军败退贵州时投靠刘湘，后归隶赖心辉。为了分享泸州的盐款、税收，他常与李章甫发生矛盾。鉴于李章甫和陈兰亭的不同，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和左派临时省党部决定采取争取陈兰亭部，解决李章甫，在泸州举行起义竖起国民革命大旗的方案。随后，即通过邓作楷向袁品文下达准备起义指示。袁品文接到起义指示后，与邓作楷等进行商议，确定了联络陈兰亭、铲除李章甫的具体计划。之后，袁品文经与陈兰亭密商，确定借军士训练学校学生毕业，请李章甫前来训话之机将其逮捕，并宣布起义。12月1日，袁、陈二人将应邀到兰田坝参加毕业典礼的李章甫邀时逮捕后，即分头率兵打入泸州城，很快攻占李章甫的旅部和龙头关军事重地，并经过十多个小时激战，将赖心辉的直属炮兵营和李章甫的三个团包围缴械，于次日早晨占领泸州城。袁、陈两旅起义成功后，即发通电宣布拥护国民政府，参加国民革命军，号召全体川军呼应。

顺庆位于四川中部，因物产富饶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驻守该地的是川军第5师师长何光烈，人称“顺庆王”。讨袁战争中投向刘湘，被委任为第五师师长，并留守原驻地。为争取何光烈倾向革命，1926年初，按照杨闇公、冉钧指示，吴季蟠、黄知风在顺庆筹建中共川北支部和国民党顺庆左派县党部之时，就以何光烈师部咨议身份在其军中开展工作。3月，顺庆国民党县党部建立，何部旅长秦汉三、杜伯乾当选县党部监察委员，继后两人又被吴季蟠、黄知风发展为国民党员。6月和9月，吴玉章、童庸生先后到顺庆，通过吴季蟠、黄知风做何光烈策反工作，在顺庆发展党员，并做起义准备。不久，吴、黄即将秦汉三、姚源铎等军官发展为中共党员。

秦汉三、杜伯乾两旅长倾向革命的态度引起何光烈不满，见秦、杜两旅兵力逐渐增强，遂决定以换防名义伺机夺取秦、杜两人的兵权。按照中共重庆地委和左派省党部的部署，秦、杜原准备趁何光烈例行检阅部队时将其生擒，再宣告起义。不料却被人告密，何光烈临时取消阅兵，反设“捉拿计”，通知排以上军官于12月3日下午4时到师部召开紧急会议。秦、杜料定其中有诈，商定提前起义。12月3日17时，秦、杜指挥所部向何光烈的师部进攻，在城内双方发生激烈交战。何光烈支撑不住，趁夜携家眷、弁兵及少数部队仓皇出逃，并纵火毁城。当天起义军胜利占领顺庆城，并很快组织了地方临时权力机构。

根据中共重庆地委的指示，刘伯承率起义军于12月5日同黄慕颜率黄部王建业团、唐祖尧团、江防警卫营、特科营和学生队在合川起义。合川起义军借口奉命返防成都，顶着滂沱大雨，往成都方向开到大河坝宿营。6日，改道急驰顺庆与秦汉三、杜伯乾部会合。9日，刘伯承到达顺庆，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强调处理好三支义军关系，整肃内部纪律，安置民众生活，特别是强调了起义部队要统一指挥。第二天，刘伯承召集起义军七个团、两个营共7000多人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会场两边的红柱子上贴着长联：“英吉利美利坚赶紧缩头；法兰西小日本各自滚蛋。”会上，刘伯承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同时，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也分别就任第一、二、三路司令。在刘伯承总指挥的主持下，起义军设立了总指挥部，采取了坚决的应急措施，使顺庆的混乱局面得到控制，恢复了社会秩序。

泸顺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四川军阀。鉴于北伐的胜利进军，以及全国大革命运动的高涨之势，一向对国民革命持观望、投机态度的刘湘、杨森暂时还不敢冒然镇压泸顺起义。但是，刘文辉、邓锡侯等军阀却想借此抢占地盘、扩大势力范围，竟悍然调遣驻广安的罗泽洲部四个旅两个团、驻遂宁的李家钰部一个旅，伙同嘉陵江右岸李渡一带监视顺庆的合川陈书农部两个团，以及何光烈残部，将顺庆城团团围住，企图将起义军一举消灭。很快，四川的反动军阀就向起义军扑来，而泸州方面的义军迟迟没有向北运动。面对这一形势，刘伯承提出迅速撤出顺庆，向川鄂边境前进，消灭沿途小军阀，壮大革命力量，向武汉政府靠拢。正当顺庆的第一、二、三路起义军商议移动之际，从重庆传来了杨闇公的紧急密信，告知已严令泸州义军火速北上，并指示顺庆义军原地坚守，等候会合。于是，刘伯承又和黄、秦、杜进行会商，并在兵力部署上作紧急调整，改撤出城防为坚守顺庆。在敌军压城的危急情况下，秦汉三部第二团团长姚元锋率兵三个营，在城西紫云寨、二郎庙、插旗山一带严加防守，日夜巡逻，阻止敌人袭击。12月13、14日，敌人以八个团的优势兵力，分三路向起义军进攻。由于泸州义军并未北来会合，起义部队寡不敌众，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刘伯承立即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讨论放弃顺庆作向东转移的方案，决定起义军全部撤出顺庆。

12月15日晨，为集中兵力攻击城西敌人，掩护全军向东转移，起义军第一路出动两个营，第二、三路各出动三个营的兵力，由秦汉三任前敌指挥，向李家钰部发起猛攻。因敌人兵力众多，火器精良，起义军多次进攻均未能得手。敌人一面以“敢死队”猛烈反扑，一面利用何光烈的名义，在阵前进行煽动，致使起义军内部的动摇分子弃枪逃走，有的甚至临阵倒戈，对起义军造成极大威胁，形势越来越险恶。12月16日9时，双方在小老君进行激烈交火，起义军因敌众我寡，挡不住敌人“敢死队”的疯狂进攻。当天下午，顺庆起义军向东北面的灯台场方向转移。刘伯承和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就地开紧急会议，商讨今后行动，决定起义军暂退开江县整顿。

起义军在开江县整顿期间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欢迎和称赞。“刘（伯承）黄（慕颜）部队，军风纪异常严肃，市场交易公平。主客两军及人民俱相亲善”。[1]开江自革命军一、二、三路驻扎后，农民运动也进一步开展起来，在回龙场成立了两个农民协会，共400余人；甘棠乡成立农民协会三个，区农民协会一个，共500多人；普安乡成立两个农民协会，共400多人；另外，甘棠乡、普安乡各组织商民协会一个，每个100余人。[2]为了迎接新的斗争，应付泸州战局，中共重庆地委军委还陆续调集力量来万县，中共中央从汉口派往泸州义军中做政治工作的人员也相继到达万县，秘密开展武装斗争培训工作。

12月下旬，刘伯承率起义军2000多人，由梁山猫儿寨经达县大树坝、葫芦潭到达开江。此时，杨森由于进攻武汉北伐军遭到惨败，转而伪装倾向革命，表示欢迎起义军，并邀请刘伯承和杨闇公到万县指导工作。杨闇公、朱德、刘伯承、欧阳钦在万县会合后，于1月中旬召开了军委会议，商讨顺庆善后和泸州方面的军务，并对杨森进行工作，利用杨森与刘湘的矛盾来牵制刘湘。决定派刘伯承立即去泸州统一指挥，整顿起义军，以稳定军心和改造部队。同时布置李蔚如在涪陵等地发展团防武装，曾润百等在泸州布置地下工作，与起义军配合。

在占领泸州以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兰亭整天与地方绅士周旋，四处伸手抓钱、抓粮以肥私，并暗中与贵州军阀周西成勾结。袁品文部团长皮光泽自恃起义有功，目中无人，对北去顺庆的命令根本不听，而是热衷于守着地盘吃饱饭，抱着“金泸州”发财。袁品文面对这种局势一筹莫展，致使泸州四面被困，内部日益不稳。

根据万县军委会会议的安排，1月下旬，刘伯承赶到了泸州，就任起义军总指挥。针对起义军内部涣散不统一的状况，他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颁布《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统一起义部队的行动。

泸州本是川南重要商埠，每月仅盐税一项就达八万元之多。李章甫占据泸城以后，百般搜刮民财，搞得百业凋敝。起义爆发后，由于双方交战，又给百姓带来新的困难，社会矛盾重重，秩序混乱异常。刘伯承到达泸州后，立即采取措施对社会秩序进行全面整顿。首先，在原道署建立总指挥部，统辖泸州军政财务等一切大权。设立第六路，提升皮光泽为司令。调和上层矛盾，规定各路司令每日午后在道署内集体办公，融洽各部关系。各路设政治部、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部队对上对下行文，规定必须经政工人员签署才能生效。在部队大批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组织官兵学习革命理论，灌输革命精神，在部队中加强纪律教育，废除惩罚制度。开办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泸县国民师范，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教员，加紧培训基层官佐和革命骨干。刘伯承还亲自监督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到各地检阅部队，向官兵讲解革命理论，督促军事训练。2月中旬，起义部队在大校场举行起义誓师大会，刘伯承作重要讲话，号召官兵团结一心，彻底革命，使军民很受教育鼓舞。在经济方面，为克服财政困难，总指挥部令县署及征收局借垫21万元，作陈、袁、皮三部伙饷。部队内部实行合理分配和财政公开，每月公布帐目。并运用武装政权力量，改革税收、财政机构，废除苛捐杂税，鼓励人民积极发展生产，开展贸易活动，使经济得到恢复。同时，还加强地方政权建设，整顿城防治安，派队到各乡镇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在两个来月的时间里，就使混乱的泸城面目为之一新。四川军政、教育、文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纷纷发来函电，表示对泸州起义军的崇敬和支持，附近地区的许多有志青年，也纷纷前来投效。

在泸顺起义之初，军阀刘湘就坐镇重庆，指使川军各部先镇压顺庆起义军，然后进攻泸州。1927年3月，刘湘在重庆等地施行大屠杀、大搜捕，之后又派兵向泸州进逼，4月9日，刘湘等七首领联合发表反共拥蒋通电，新旧军阀勾结起来，结成了反革命同盟。接着，刘湘纠集赖心辉、刘文辉和贵州周西成等军阀组织川黔联军，以赖心辉为总指挥，分数路扑向泸州。从4月13日起，先后占领小市、排山拗、滩尝胡市等地，形成了对泸州的包围态势。革命处在极端危急之时，泸州起义军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声讨反革命祸首刘湘等，同时加强警戒，积极备战。总指挥部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坚守泸州，待命反攻，准备在朱德的协同下，利用军阀杨森与刘湘的矛盾，联合杨森部夹击重庆，推动四川革命运动重新兴起。但杨森这时投靠了蒋介石，脱下了革命的伪装，朱德已离开万县去武汉。为了反击敌人，刘伯承于4月13日通电讨伐刘湘，决心“官兵士卒，万众一心”，“城存则存，城亡则亡”，表示要用革命武装反抗军阀实行的反革命屠杀政策。这时的泸州已成为坚持革命的中心，也成为敌人围攻的主要目标。

4月21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先呈请讨伐军阀刘湘。呈文历数刘湘依附北洋军阀荼毒川境，易帜后阳奉阴违，压制爱国民主运动，屠杀革命力量等罪行。5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讨伐檄文时评论指出：“刘湘与蒋逆勾结，肆意屠杀民众，极反动之能事，业经中央免职，交刘伯承等拿办……刘伯承为川中将领之最革命者，其于刘湘之种种反动行为，早已怒发冲冠，有必讨伐之决心，观其日昨致中央呈文，可见一斑。”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刘伯承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召集各路司令及营以上指挥官会议，反复讲清利弊，认真进行商议，决定先依托“铁打的泸州”据险防守，等形势发展，再作下一步打算。这时，除刘湘的第21军外，第22军马昆山师已进驻兰田坝，第24军张仲铭旅也进抵龙透关。围城敌军增至28个团，共约7万人，比起义军兵力大十倍。

总指挥部迅速作出防守部署，在沿沱江、长江沿线加强南、北、西三面防御的同时，并令第四路陈兰亭部从小关门起向东沿长江岸防守，阻止敌人从两江交会的管驿咀渡河攻城；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敌从沱江渡河攻城；第六路皮光泽部防守龙透关城墙脚下，阻敌从陆路进攻。此外，起义军还集中控制了河中大小船只二三百艘，并在大、小河沿岸一带构筑堑壕、堡垒等坚固工事；城内各街用砖石等砌成坚固工事与障碍，准备进行巷战。当时，沱江因枯水季节而成为城防薄弱部位，为防不测，袁品文部中共党员许剑霜团从大河街管驿咀至枇杷沟一线构筑了坚固工事，并沿河岸设置散浮木等作障碍物。龙透关是通往城内的唯一陆地通道，地势极为险峻。敌军先后20多次抢关都被起义军击溃。4月下旬，敌军又组织2000多人的敢死队猛攻龙透关，并以数团兵力和民团沿岸佯攻，企图一举攻占龙透关，敲开泸州大门。当敢死队攻到关下，起义军营长聂文清率部奋勇出击，与敌肉搏，埋伏城外的部队也策应夹击敌军，接连三次打垮敌人的冲锋。为突破龙透关，赖心辉一面加强攻势，一面派奸细混入城内策反，均先后被起义军揭露和破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纠集反革命武装，企图以武力颠覆武汉国民政府。随后，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而刘湘等则奉蒋介石密令准备再次“围剿”泸州起义部队。5月12日，刘湘发出“讨伐”泸州革命军的《通电》，并调集大批部队向泸州增援，妄想一举扑灭泸州义军。

5月上旬，经过吴玉章的一再努力，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刘伯承闻命更感责任重大，继续坚守阵地，指挥起义军英勇作战。为了保卫泸州，中共泸州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也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守城。市民们行动起来，动员了运输、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物力、人力，还成立了守城队、慰劳队、宣传队等，支援和协助部队守城。指挥部在发给官兵的蓝布雨伞上，写着“革命军人，伟大力量，以一当十，其势自壮”十六个大字，以激励官兵的作战意志。

泸州已是一座孤城，粮食和弹药极为困难。但由于加强了内部的政治教育，及时粉碎了反动分子的破坏，一直保持着较好的革命秩序。起义军不占民房，不取民众财物，实行公平交易。不久，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证实杨森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随即刘伯承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撤退方案。但陈兰亭、皮光泽对撤退表示冷淡，因为他们早已与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换取高官厚禄。5月中旬，刘湘又以5万元巨款，悬赏通缉刘伯承。陈兰亭等谋叛日急。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派人与张仲铭疏通后，于5月16日偕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淦（均为中共党员），从龙透关脱出包围圈。至富顺时，反动军队搜捕极严。刘伯承见机折回，改向隆昌、荣昌，经大足、铜梁至达县，又由达县越过秦岭，到达西安，转郑州，于1927年7月11日抵达汉口。

刘伯承离开泸城后不久，5月21日，刘湘下达了对泸城的总攻击令。5月23日晚，借助夜幕掩护，袁品文、陈兰亭、皮光泽率起义军乘船突围而去。1000余艘起义军的木船突围后顺江而下，24日在王场登岸宿营。此后，又转入川黔边境深山大小槽沟，转移中在泥坝击溃刘湘部旅长穆银州的堵截，到达贵州的陈溪、新场一带。袁品文、皮光泽两部被贵州军阀周西成收编，陈兰亭则率部回松坎南面大山到重庆投奔刘湘。这样，轰轰烈烈的泸顺起义便失败了。

泸顺起义虽告失败，但在当时“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3]7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指令，对泸顺起义部队进行嘉奖。中旬，周恩来在汉口召集朱德、吴玉章、刘伯承、黄慕颜等人开会，讨论泸顺起义军的善后问题，总结经验教训。随后，泸顺起义的领导人朱德、吴玉章、刘伯承等转赴江西，参加领导南昌起义，走上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的新的道路。

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加之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泸顺起义在坚持了半年时间后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其意义和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这次起义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中共中央关于牵制四川军阀东下、减轻对武汉侧翼威胁的战略目的，是除北伐主战场外，国内支援、配合北伐战争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为推翻北方封建军阀势力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次起义以周密的策划、精心的组织、英勇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锻炼了军事干部，也为南昌起义的发动，以及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可贵经验。历史证明，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4]泸顺起义是杨闇公、刘伯承、吴玉章、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建立的丰功伟绩。

[1] 《新新日报》1927年3月14日。

[2]《开江民众大有觉悟》，四川《国民公报》1927年3月15日。

[3] 《向时俊致泸顺革命军电》，《新蜀报》1927年1月23日。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