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在重庆地方团组织和重庆地委的相继领导下，重庆地区的群众革命运动始终围绕着反帝斗争这一中心开展，一次次反帝浪潮与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守望相助，汇成巨流，大批的革命骨干也在这浪潮的洗礼中成长起来。

1924年11月19日，日本商轮“德阳丸”载运成色低劣银毫抵达重庆，拒绝海关检查，打伤查验人员，并把我同胞4人抛入江中，制造了“德阳丸案”，激起市民极大愤慨。萧楚女和团地委因势利导，迅速领导民众开展反日斗争。组织召开了有46个民众团体参加的反日集会，成立“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提出6项强硬主张。这场反帝斗争持续一个多月，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撤办媚外海关监督，日本也被迫召回驻重庆领事。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随之兴起“五卅”反帝运动高潮。6月2日，“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团地委领导下的党团员立即投身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之中，组织工、学、商、妇女各界84个团体联合成立“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简称“国民外交后援会”），纷纷发表声明，广泛开展宣传；组织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查禁英日货物，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并呼吁采取强硬外交，要求收回海关，取消租界，撤除巡捕，取消会审公廨，废除列强的内河航行权。重庆航业公会所属11万多沿江船帮工人，宁愿牺牲营业，也不为英日运货，誓言“有国无家，誓死不变”；英商隆茂洋行300多猪鬃工人辞工，高呼“宁做断头鬼，不为亡国人”。6月30日，全面实行罢工、罢课、罢市，举行盛大集会，参加全国公祭“五卅惨案”死难烈士的统一行动。慑于重庆人民的反抗怒潮，英领事馆撤退侨民，英轮被迫停航。

正值“五卅”反帝运动的高潮之际，7月2日，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宣传队在南岸龙门浩英商隆茂洋行附近举行宣传讲演，与洋行的护院保镖发生冲突，停靠在龙门浩的英国军舰水兵一队突然登岸，用刺刀挑死我同胞4人，刺伤10多人，制造了“七二渝案”，激起全市民众的更大仇恨。次日，群众集会示威，抬尸游行，抗议英帝国主义新暴行。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却派兵镇压，打伤示威群众，逮捕讲演学生。群众怒不可遏，当天下午再度集会抗议。11月7日、8日，美国商船“美仁号”沿江而上，在长寿县瓦罐窑、江北县洛碛和唐家沱等地江面先后浪沉木船4艘，淹死53人，并开枪射击沿江抗议群众，打死1人，打伤9人，酿成“美仁轮案”。惨案发生后，团地委立即领导国民外交后援会和重庆学联在重庆民众中进行广泛宣传动员，9日，在团地委的发动下，国民外交后援会组织广大群众把死者尸体和伤员抬到美“柯克士洋行”示威，提出惩凶、赔款、治伤等条件。为揭露事件真相，后援会出版了《美仁轮案专号》，且专门派出代表团赴北平向外交部交涉“七二渝案”和“美仁轮案”；重庆海关在群众压力下，扣留了“美仁”轮，反帝斗争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重庆人民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斗争一直持续到次年。1926年“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时，在成立不久的重庆地委领导下，重庆各界群众分别举行了大规模反帝游行活动。重庆地委还联络国民党左派、国民外交后援会等18个群众团体，发布了40多个文告，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各种罪行，宣传全国革命运动的大好形势。这几次活动既是重庆民众声援“五卅惨案”反帝爱国斗争的继续，也是对军阀统治下的重庆革命力量的大检阅。

1926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兴师北伐”。英帝国主义为挽救北洋军阀，多次在万县长江水域寻衅肇事，6月~8月，3个月内连续制造5次沉船死人事件。其中，8月29日，英商“万流”轮就在云阳浪沉杨森部运兵运饷木船3只，造成中国军民死亡和财产损失。在党派往杨森部工作的朱德、陈毅极力推动和广大民众、爱国官兵支持下，杨森下令扣留泊在万县的英商轮“万县”号和“万通”号。为此，英军从宜昌、重庆急调3艘军舰至万县，于9月5日下午疯狂炮轰万县两岸街市，打死604人，伤398人，制造了中外震惊的“万县惨案”。惨案发生，举国声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了《为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号召全国各地立即开展反英运动。全国学联总会根据中央指示，号召全国各地于10月15日罢工、罢市、罢课一天，追悼万县死难民众，并定10月5日至10日为“万县惨案”追悼周，以扩大反英宣传。上海、广州、烟台、宜昌等地工、商、法团也发出快邮代电，省内的重庆、成都、涪陵、泸州、叙府（今宜宾）、顺庆、奉节等地纷纷组织团体，发布通电，组织游行示威，抵制英货、驱赶英人。一时间，全国各大城市都发起了声援万县惨案的抗英活动。在万县的朱德、陈毅立即发起抗英斗争，并派人向重庆地委汇报。在重庆地委领导下，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发动重庆各界300多个团体，成立“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发起了抗议英军暴行和与英经济绝交等活动；举行了50000多人参加的水陆两路示威大游行，并开展声援北伐进军的活动。在成都，成立了“成都国民雪耻会”，30000多民众上街游行，声讨英帝国主义。

由“万县九五惨案”引发的反帝斗争，是大革命运动中重庆地委组织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帝运动，也是大革命时期四川革命运动进入高潮的一个标志。

在反帝斗争的高潮中，重庆的群众运动不断蓬勃发展。1926年11月，在重庆地委工运委员会推动下成立的重庆总工会直接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请批准立案，并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承认。之后全国总工会代理执行委员长李立三委任重庆的两名共产党员为“驻川职工运动指导专员”，以加强对重庆工运的指导。在全国总工会的指导和重庆地委领导下，重庆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重庆妇女界在共产党员缪云淑、共青团员游曦的组织下，于1926年4月成立了由重庆地委领导的各界妇女联合会，投入大革命运动，发起召开追悼北京“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不断显示出妇女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特殊作用。四川的农民运动由于受到军阀、团阀等的严重阻挠，开展迟缓，范围较小，是整个工作的薄弱环节。重庆地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使四川农民运动有了较大发展，组织得到壮大，很快建立县级农会15个，发展区级农会59个、乡级农会334个，尤其是涪陵、綦江、南川等地的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不仅开展抗捐夺粮斗争，而且还建立了农民武装。1926年4月，中共綦江支部为组织饥民阻止粮食外运，以操办团练为掩护，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原川军高级将领、共产党员李蔚如在涪陵广泛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减租减息，成立农民自卫军近万人，以武装反抗地方军阀反动统治，实际掌握了涪陵县部分地方政权。此外，营山、宜宾、郫县、江津等地的农会组织也有较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