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四川和重庆大革命运动中，重庆地委和四川国民党左派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始终以正确的方针和策略，组织群众，领导和推动了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四川和重庆毕竟是全国的一个局部，全国形势的发展变化必然对重庆产生影响。

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在夺取革命成果，建立反革命政权的过程中，把拉拢四川军阀作为反共反革命的重要手段。蒋介石从1926年11月开始走上分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道路后，于12月27日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重新加委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21、22、23、24军军长职务，刘湘加委川康绥抚委员会委员长。这就为后来四川军阀叛变革命埋下了伏笔。

1927年初，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日益加紧。他一方面通令四川各部“同隶革命旗帜，不准互有军事行动”；一方面又派自己的亲信吕超、向育仁、戴弁、杨引之及一批黄埔生入川，勾结国民党右派和四川军阀刘湘等，准备镇压四川和重庆的革命运动。

四川反动军阀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反共气焰嚣张起来。以刘湘为后台的巴县团阀申文英、申仲文、卢汉成等在南岸组织“讨赤军”，在江北、巴县一带勒索“讨赤费”，声称要“肃清共产党人”；南川、长寿亦发生摧残革命力量的事件；国家主义派分子组织的“中国青年党”，也在重庆成立四川支部；重庆城内出现一些反共、拥蒋的反革命传单标语。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英帝国主义以护侨为名，于当天用军舰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3月28日，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决定，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出面发起，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重庆市民反帝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同日，四川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还召集各界团体代表开会，商讨布置大会事宜。重庆各界群众纷纷响应。

刘湘在企图阻止召开3月31日市民大会的同时，密谋镇压这场革命活动。3月29日，刘湘在重庆召集反动军阀秘密开会，布置对31日市民反英大会的镇压行动，企图将重庆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国民党人一网打尽。会议作出了反革命大屠杀的决定：“由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及第七师师长蓝文彬负责处理会场里面的问题，将会场内主要分子逮捕起来，解散大会并严防群众上街游行示威。由唐式遵、潘文华、罗仪三、朱召南等师警戒场外和全市，监视黄隐驻扎在重庆的江防部队，及20军驻扎在江北的第三师师长向时俊部。并要第四师师长罗仪三注意约束驻扎白市驿一带的部队。”会后，王陵基即派人与巴县团阀申文英、曹燮阳联络，指使他们到时派便衣队破坏会场。30日晚，王陵基、蓝文彬在蓝公馆召集有关人员会议，对大屠杀作了具体部署。与此同时，与军阀刘湘已有勾结的英美帝国主义将领事和侨民撤离重庆，将停泊在重庆江中的兵舰升火待发，兵舰褪下炮衣，为刘湘撑腰。

面对反动军阀的威胁和英帝国主义的挑衅，杨闇公组织重庆地委、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和团地委负责人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大会如期举行，并通知党团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领导成员带头参加，准备牺牲。

3月31日上午，“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在通远门附近的打枪坝隆重召开。中共党团地委的全体成员、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绝大多数成员与工、农、商、学、妇各界群众20000多人到会。9时许，各地工农群众和各校学生队伍开始进场。四川军阀安排枪手和打手，暗藏短枪、大刀和铁棒，混入群众队伍之中。11时许，大会正要开始，入口处突然几声枪响，接着场内枪声大作，主席台遭到排枪射击。隐藏在群众中的暴徒，手持短枪、大刀、棍棒，见人便打，逢人便杀，会场秩序大乱。会场5处出口，有4处被敌人封锁。慌乱中，集会群众向唯一出口五福宫冲去，又遭敌人枪弹阻击，再转往城墙，又被乱枪挡回。在绝境之中，群众纷纷跳墙撤退，但仍被追赶。大屠杀一直持续到下午2时，137人当场死于乱枪之下，伤者达千余人。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监察委员陈达三被弁兵开枪打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左派、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薰被歹徒拖至两路口剖腹、肢解而死；负责重庆地委组织工作的冉钧脱险后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在城内联系、安顿同志，4月1日在七星岗附近的蜈蚣岭巷被石青阳的便衣队认出，立遭枪杀。

与此同时，军阀、团阀、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分子还纠集地痞、暴徒，捣毁了左派省市党部、市总工会、妇女联合会、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新四川日报社等革命活动阵地。

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跳墙脱险后，决定亲自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惨案情况，不幸于4月4日凌晨在刚起锚离港的“亚东”号轮船上被捕。在敌人面前，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4月6日，杨闇公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高呼革命口号，敌人将他的舌头割掉；他怒目而视，以手指敌，敌人又剜去他的双眼，砍掉他的两只手掌，最后身中3枪，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杨闇公、冉钧牺牲后，以任煜（任白戈）为负责人的临时党团地委在艰难中继续秘密开展工作，将幸存的革命骨干转移到涪陵，与李蔚如领导的农民军汇合，使涪陵成为“三三一惨案”后革命力量集中的最后一个阵地。7月3日，李蔚如被杨森部驻涪陵师长郭汝栋与刘湘合谋诱捕。4日，在押往重庆途中，被杀害于南岸黄桷垭。涪陵革命武装随之解体，四川最后一个革命阵地丧失。重庆“三三一惨案”同“赣州惨案”、“九江惨案”、“安庆惨案”一样，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预演。

以重庆“三三一惨案”为标志，四川和重庆的大革命运动由高潮转向低潮。投靠蒋介石的刘湘等四川反动军阀卷土重来，向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以及革命群众反攻倒算，党的组织和进步团体被破坏，革命分子或被杀，或被捕，或被迫离开四川。革命低潮时的景象正如当时的《民力日报》所描述：“‘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所谓共产党人已绝迹，即国民党中稍有左倾色彩亦不能立足……无论何人，一经有人指为共产党，均已惶惶无主，不但无申辩之可能，亦且无申辩之余地，俨若待决之狱囚者然。”从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开始漫长而艰苦的革命斗争。

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四川和重庆地区大革命运动，在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联合围剿下失败了。但是，通过这场大革命，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成为了广大人民的共同追求，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得到扩大，广大群众在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开始了新觉醒。这一时期，党通过对革命斗争的领导，提高了对重庆地区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新认识，把军运工作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在争取四川军阀的基础上开始了探索独立掌握部分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新尝试。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认清了所肩负的光荣使命。这一切，为党领导重庆人民把革命斗争继续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