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统治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在四川和重庆尤为典型，形成了军阀割据的“防区制”。从大革命末期开始，四川和重庆的军阀纷纷追随蒋介石反共，特别是驻阵重庆的刘湘，先后组织颁布了《整饬民团协剿共匪计划大纲》、《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暂定各市县清共办法》、《四川边防军铲共委员会组织纲要》、《四川边防军铲共委员会办事细则》等各种反共法令、条例，肆无忌惮地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30年8月，刘湘在重庆城区大梁子建立自任委员长、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反革命机构“特务委员会”，将川东、川东北40多个县划分为6个治安区，在各县建立清共委员会，专事反共铲共活动。同时，搜罗中共叛徒在特务委员会内组建侦缉队，跟踪、抓捕、屠杀共产党人；设立反省院，创办反动报刊，进行“心理策反”，瓦解共产党人意志。

军阀的残酷镇压、党内3次“左”倾错误的影响，以及党内不坚定分子的叛变投敌，加之党组织缺乏秘密工作经验，致使重庆地方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经历了屡仆屡起的悲壮历程。

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傅烈、周贡植、钟梦侠等入川。傅烈到达重庆后，于8月12日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并任书记。自此，在大革命运动中被破坏的四川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又重新恢复起来。临时省委成立后，及时传达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清理、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组织，新建中共重庆区委（9月改称重庆市委；1928年1月改称巴县县委，10月下旬改设江巴县委；1929年6月改称重庆区委）和江津、合川县委以及綦江、江北县静观、沙坪坝高店场等特支。1928年2月中旬，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傅烈、刘愿庵、张秀熟、刘亚雄、周贡植5人为常委，傅烈为书记。会议根据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在各地陆续举行春荒暴动，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3月初，省委制定并发布了旨在迅速形成全川春暴局面的《春荒暴动行动大纲》。

正当重庆地区的革命斗争开始复苏的时候，军阀的镇压和屠杀便接踵而来。

1928年3月9日，中共巴县县委在重庆城区兴隆巷8号召开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傅烈、省委组织局主任兼巴县县委代理书记周贡植等出席会议。会议尚未开始，即被当局警察发现，傅烈、周贡植及巴县县委委员共9人先后被捕。4月3日，饱受刑讯折磨而英勇不屈的傅烈、周贡植等9位共产党人被枪杀于朝天门沙嘴。省委刚好建立一月，巴县县委正在建立之中，便被反动军阀破坏了。

“兴隆巷事件”后，张秀熟代理省委书记，着手重建巴县县委，继续领导开展反抗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10月1日，因叛徒出卖引起军阀当局的大逮捕，设在重庆城内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共青团四川省委、中共巴县县委和共青团江巴县委等地下机关同时遭到大破坏，张秀熟等27位共产党、共青团干部被捕。

一年之内，设在重庆的省委机关两次被破坏，许多重要干部被捕、牺牲，省委机关不得不暂时迁往成都。1928年10月，省委常委穆青巡视川南后到达成都，建立起又一届临时省委，穆青任书记；同时，临时省委在重庆设立统管川东数十县的川东特委，在特委下成立了负责重庆地区党的工作的江巴县委。11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刘愿庵回国后抵达成都，向临时省委传达“六大”精神和各项决议。“六大”精神在四川的贯彻，进一步促进了重庆地区的革命斗争走向复苏。

1929年6月，在成都的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选出又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刘愿庵任书记。省委认为，重庆仍是全川工作的重心，决定省委迁回重庆。随后，省委移驻重庆，同时撤销川东特委，省委兼任重庆区委，直接负责重庆地区党的工作。

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在重庆的设立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格局：省委首先在重庆恢复。省委设在重庆时，也兼行使重庆地方组织的职能，直接领导基层党组织和各界群众运动；省委迁去成都时，重庆就设立川东特委，行使领导重庆和川东地区党组织的职能。此时重庆地方党组织或称区委、市委，或改称巴县县委、江巴县委、江巴中心县委，但都由其上级组织省委或川东特委直接兼任，它与同时存在的一些县委和特支，共同构成了党在重庆地区的组织格局。

不断发展壮大的党组织和逐步走向复苏的革命斗争，引起了军阀当局的极大仇视。刘湘指使21军特务委员会和侦缉队，日夜出没大街小巷，监视公众场所，伺机破坏党的组织，逮捕共产党人。重庆白色恐怖日趋严重。

1930年3月20日，省委常委、组织部主任穆青被叛徒出卖被捕，5月牺牲。4月初，领导“兵运”的江巴兵运委员会机关和党领导的警士联合会遭到破坏；同时，党在重庆城内的地下机关和活动据点“九七书店”、“掘新书店”、“南来燕咖啡店”、“协合寄宿舍”等遭到查封，一批地下党员被捕。4月7日，中城区委书记陈泽锽被捕；18日，省委常委、军委书记李鸣珂在朝天门码头路遇叛徒，在击毙叛徒后被捕，次日壮烈牺牲。5月5日，省委书记刘愿庵与秘书长邹进贤、工委书记程攸生在重庆城内浩池街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常委会议，因叛徒告密而被捕，3天后，3人同时壮烈牺牲。

在刘湘反共政策摧残下的重庆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员人数锐减。到1930年6月，由省委兼任的江巴中心县委所属党员仅剩117人。

1930年5月，在“浩池街事件”中跳窗脱险的省委常委游少彬与从外地赶来重庆的程子健、苏爱吾和原在重庆的罗世文召开紧急会议，建立起又一届省委，程子健任省委书记。

这时，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抬头，提出了以攻打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冒险主义计划。新的省委建立后，立即贯彻中央的决定，将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发动多次兵变和农暴。由于指导思想错误和准备不充分，均被军阀镇压，损失惨烈，特别是在一些军阀部队中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在武装斗争接连失利的同时，重庆地方党的各级组织继续遭到军阀破坏。1931年3月，因叛徒告密，秘密设于重庆城内寮叶巷的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被破坏，总交通许仁智被捕牺牲，使省委与各地基层组织的联系中断。在军阀当局的大搜捕中，省委已难以在重庆立足，被迫再度从重庆迁往成都。川东特委再次在重庆设立，管辖川东40余县市的党组织。在重庆城内又设立了川东特委领导下的重庆市委。市委成立后，积极清理被破坏的党团组织，以工厂为重点，在各行业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1931年8月，省委决定撤销川东特委和重庆市委，成立江巴中心县委，领导江北、巴县、江津、荣昌、隆昌、大足、铜梁、璧山、合川9县及重庆市区党的工作。1931年9月~1932年初，江巴中心县委主要领导干部杨仁杰、李家俊、郑佑之、徐永弟、李惠康先后被捕牺牲后，省委对中心县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1932年6月，根据干部力量和工作环境变化，中心县委只负责重庆市区和江北、巴县党的工作；9月，中心县委亦遭破坏。

江巴中心县委被破坏后，由于党员人数大大减少，重庆地区党组织缩小为由省委直接领导的特支，且几度遭到破坏。此后，省委多次从外地派人来渝恢复重庆及川东地区党组织，但都没有成功。到1935年5月，除上海中央局所属系统的个别组织在重庆以单独方式开展活动外，重庆地方各级党组织几乎全数遭到破坏。

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重庆地方党组织在曲折中奋斗，党的组织屡遭破坏，先后有3任省委书记，2任川东特委书记，4任巴县县委、重庆市委和2届江巴中心县委的负责人，以及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光荣牺牲在重庆。

面对牺牲，以共产主义信念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从未屈服，从未退缩，他们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响亮地发出了“对准我们的敌人猛攻！猛攻！”的呐喊，以鲜血浇灌了重庆这片英雄的土地，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