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开始了由东北再向全国的侵略战争。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后，重庆各界先后成立了“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会”、“四川各界民众抗日救国大会”等组织，连连举行示威游行。9月23日，两万多群众冒雨在夫子池举行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和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并发表宣言和通电，提出国民党当局应立即对日宣战、对日经济绝交以及四川军队出川抗战等多项主张。随后，重庆各界在党的发动和影响下，开展了“援马运动”（援助马占山抗日），各团体还纷纷致电慰问，献金支援东北抗日将士，近5000人报名参加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的斗争不断高涨。但是，在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影响下，党组织作出不得参加非党发动的抗日运动的规定，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因而影响了党在抗日救国群众运动中作用的发挥。

收回王家沱租界，是重庆人民这一时期开展的一次重要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901年，日本政府逼迫清政府签订《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租借重庆南岸王家沱建立日租界，租期30年。1928年12月25日，王家沱日租界发生日本水兵残害苦力工人杨顺发的事件，引起重庆人民的强烈抗议。党影响下的“反帝大同盟”、“反日大会”等组织立即派人调查，慰问受害同胞，并提出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等8项条件。此后，各界民众先后成立“重庆国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收回王家沱日租界民众促进会”、“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自动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特组委员会”等，掀起了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群众运动。经过两年多的斗争，最终迫使日本驻渝的领事、侨民和军舰于1931年10月22日撤离了重庆。重庆人民收回王家沱租界斗争的胜利，给日本帝国主义在重庆的势力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重庆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后，为声援驻守上海英勇抗日的第19路军，重庆各界纷纷开展活动，成立四川各界民众督促川军出兵大会，强烈要求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战，开赴前线抗日。重庆人民纷纷开展献金运动，各团体和市民慷慨解囊，大批捐款源源汇至抗日前方。

1935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企图将华北5省分裂出去。蒋介石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为此，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汇集各种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的政治主张。消息传到重庆，各界群情振奋，多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彻底清算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适时地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重庆大学连夜组成学生救国会，声援北平学生。《新蜀报》、《商务日报》连日发表消息和通讯，报道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呼吁民众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重庆市内各大中学校学生相继发表通电，支持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斗争。随后，重庆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114人集会，成立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领导全市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活动。学联派代表向重庆当局请愿，提出立即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6项要求；同时，学联还组织80多个宣传队到城区、南岸、江北、小龙坎、磁器口等地宣传抗日。重庆教育界成立了重庆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重庆东水门码头工人拒绝为日轮装卸货物，声援学生斗争。

1936年1月，由学联主办的《救国半月刊》开始出版，向社会各界宣传抗日救亡。2月初，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各校停止学生一切救国活动，3月中旬，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强行解散了学联。国民党当局强令解散学联后，不少学生运动中的进步骨干仍继续联系，坚持秘密阅读进步书刊等活动，探寻救国之道。一批进步作者和读者以《商务日报·副刊》为基地，发表大量进步文章，宣传抗日救亡，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此时，从苏区脱险后与党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漆鲁鱼返回重庆，任《新蜀报》编辑，他和几个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及积极分子一起，利用《新蜀报》和《商务日报·副刊》两个阵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不断扩大影响范围，逐步形成了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

1936年6月上旬，重庆救国会成立，漆鲁鱼为总务干事；9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到重庆，通过学运领导人刘传茀与漆鲁鱼取得联系，了解重庆抗日救亡运动情况，指示各救亡团体加强团结，发展统一战线。从此，重庆救国会便成为党直接领导的秘密救亡组织，领导重庆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高潮，影响和活动日益扩大，先后成立了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学救”）、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职救”）、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4个组织，将重庆文化、学生、职业青年、妇女、工人等各界的爱国力量团结在周围，一大批干部在斗争中得到锻炼，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

1936年7月，重庆救国会以《商务日报·副刊》名义，开办“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宣传抗日救亡，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员选择革命的道路，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吸收20多人参加救国会，为救亡运动培养了骨干，也为党组织的重建储备了人才。8月，为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救国会发动“学救”、“职救”成员积极配合成都人民的斗争，到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最终迫使日本放弃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计划。10月，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重庆，救国会利用《商务日报·副刊》连续6天刊出《追悼鲁迅先生专刊》，着重宣传抗日救亡，同时联络文化界召开追悼会，号召大家以鲁迅反抗黑暗势力的大无畏精神为榜样，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而奋斗。11月，为支援傅作义部队在绥远的抗日活动，救国会联合文化界知名人士20余人在《商务日报·副刊》上郑重刊出启事，发起各界援绥募捐，同时发动“学救”、“职救”，分别组织劝募队到街头、乡镇、娱乐场所、公司、银行等进行宣传募捐。这次援绥活动，有力地声援了抗日军队，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影响，推动了更多的民众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此外，救国会还举行抗议国民党逮捕“七君子”、救济四川旱灾募捐等宣传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救国会充分调动了重庆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为“七七事变”后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重庆民众反日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在同年“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日，重庆救国会举行歌咏大游行，参加者达3000多人。1938年“七七”和“八一三”纪念日，救国会组织14个青年团体举行盛大的纪念会和火炬游行，轰动了整个山城。1937年至1938年间，抗日戏剧和歌咏活动最为频繁，救国会下属的“怒吼剧社”等各个演剧队，以及陆续从外地来渝的戏剧团体共20多个，共举行大型戏剧公演70多场，演出剧目50多个，集中揭露日寇的野蛮罪行和讴歌中华民族的反日爱国斗争。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的救亡团体还到长寿、涪陵、丰都、万县、江津、綦江、北碚、合川等地，深入到农村的田坝，深入到兵工厂的工人、川军的士兵、工商界上层人士，乃至华侨巨商之中宣传抗日。1937年11月，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的宣传队到磁器口地区的兵工厂演出抗日戏剧，高唱抗日歌曲。同年秋，救国会骨干应邀参加了华侨巨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组织的虎标永安堂抗日宣传队，到下川东六七个县宣传演出。1938年6月，救国会组织“六七战地工作团”，随川军第67军奔赴抗日前线宣传演出。此外，救国会还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文艺研究会、战时知识训练班、救亡图书室、平民识字班、平民夜校，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定期参加演讲会，广泛宣传联合抗日和抗战必胜的道理。

重庆救国会成立后，漆鲁鱼等共产党员十分注意将抗日救亡与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组织会员学习和宣传党对抗日的方针、政策，引导骨干分子学习马列主义常识和党的基础知识，传授与敌人进行地下斗争的经验。在救国会的影响下，许多进步青年的觉悟不断提高，积极要求入党。1937年底~1938年上半年，救国会就先后输送100多名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和抗日前线。

重庆救国会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重庆党组织尚待恢复重建的关键时刻，担负起了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使得重庆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重庆救国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建立的进步组织，为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过程中反复经受考验的重要时期。重庆地方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几度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直接面对反动军阀的疯狂屠杀。但是，党的优秀分子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始终表现出必胜的革命信念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和敢于牺牲的大无畏气概，勇敢地从低潮中走了出来，带领人民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迈向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