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权魏全红

胡阅江，曾用名胡公拓、胡辛树、胡信枢、胡启文，1905年9月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193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党无限忠诚，至死不渝，默默无闻为党工作，走完自己平凡的一生。

1915年，胡阅江到了发蒙读书的年龄。家里想方设法让他在富爷坝、马王庙等处读私塾。1920年去成都私立储才中学读书。1922年12月，因病无法继续学业，只好休学回到荣昌养病，直到1923年7月，才回到成都私立储才中学复学读书。

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上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引发了一场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随民主与科学，探索强国之路的思想文化运动,即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飓风席卷了古老而又闭塞的川西坝子，胡阅江在储才中学的同窗好友周初是一个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进步青年，他时常在无人时，暗地里把《新青年》杂志上刊载的《孔子平议》《文学改良刍议》《狂人日记》《吃人与礼教》等文章悄悄拿给胡阅江看。这些新观念、新思想、新看法给年轻的胡阅江以极大的震撼。正在这时，家中父母却认为读书无用，不肯再支付学费而使他被迫停学，胡阅江只好回到荣昌跟人学医。

托人介绍，年仅19岁的胡阅江在荣昌仁义场寿福宫小学谋得个初小教师的职位，微薄的薪俸终究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年后，他辞去了教师工作，借资与别人合伙，在荣昌大南街做起了杂货生意。1931年因经营不善，店铺倒闭。胡阅江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闲居在家。

1932年5月，胡阅江迫于生计背井离乡。他身着破旧的青布长衫，背着一床破棉被来到成都，住在成都新东门同乡叶性成花生铺，继续学中医。他一边学医，一边看些新文艺小说和报刊，常在报刊上写写笔记杂感之类，因而与几位进步青年时有接触。受他们的影响，胡阅江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激烈变化，对当时社会的不平、黑暗产生了极大的愤恨。同年夏秋间，他由杜伯文（又名杜国相）介绍，在成都新东门外猛追湾河坝，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由杜伯文介绍进入成都的一家刺绣厂。他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一边工作，一边团结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做工人的思想工作。

1933年秋，杜伯文代表上级组织委派胡阅江到重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胡阅江在重庆以罗业先车行做黄包车生意为掩护，暗中做地下党领导下的青年团通讯工作，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按组织要求，胡阅江离开罗业先车行进入兵工厂，暗中发动工人罢工。1934年春，由于同室青年陈星伯的密报遭到特务追捕，胡阅江因事先得到消息，巧妙逃脱，组织上安排他到成都躲避。胡阅江到成都后没有找到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人，只好于5月底又回到重庆，不料在重庆江北被逮捕。

被捕后，虽身受严刑拷打，但他对党赤胆忠心，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一个字。他保住了党的机密，严守了入党时永不叛党的铮铮誓言。

敌人从他口里找不出可靠证据，正拟硬判死刑，幸亏家里老母找到吴超然托了余际唐去说人情，才改判无期徒刑。后来家人又设法把他从江北监狱移至隆昌监狱，最后到反省院。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掉转枪口，一致对日”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反动当局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释放一批政治犯。

1938年春，胡阅江重新获得失去的自由，他的身体在监狱里已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只得终日躺在床上修养生息。但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革命热情感染着他，他想方设法寻找组织，终于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住机房街联系处周怡的两次回信，他怀着急切的心情，下决心去敌后参加八路军，重新踏上去成都的路途。

胡阅江到了成都，在辗转寻找党组织时，遇到在新津中华女中当教员的小学同学李散之（共产党员）。胡阅江向李散之说明来意，李散之知道了胡阅江的情况并作了侧面的调查后，就把胡阅江介绍给成都“星芒社”（党的外围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吴纯，并积极为胡阅江设法接上去延安的关系。

在去西安一带路上国民党特务机构林立，任意拘留逮捕去延安的进步青年，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李散之等都劝胡阅江留在成都从事革命活动。黎储力（又名黎均实，张黎群）多次找胡阅江谈话，说干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挽留胡阅江留在成都。

这时胡阅江已参加星芒宣传队，4年的监狱生活不仅拖垮了他的身体，而且也失去了他为党工作的4年时光，他非常珍惜这重获的自由，更加勤奋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考查，又加上李散之和在成都《新华日报》馆工作的杨绍轩及叶勉等人证明，经川康区委批准，1939年春，胡阅江重新加入党组织。党要他留下来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担任星芒支部的副书记。

国民党当局迫于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不得不作一些表面的敷衍，因而那时党的外围组织比较公开，个别党员的活动也是半公开化。星芒社的社址最初在包家巷，胡阅江和星芒社的同志一起，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从1938年冬至1939年夏初，以民主进步人士出面每周或间周交替邀请朝阳大学教授邓初民、马哲民、协进中学的刘披云等，到社里作时事报告或作《政治经济学》《哲学》的专题讲演，吸引了附近的许多进步青年也来参加。星芒社设有图书室，藏书近1000册，都是进步书刊和理论书籍，供进步青年阅读。星芒社的社员还组织了各种小型的读书会，暗中培养进步青年。

按照在星芒社里的分工，胡阅江和曾光（杨家映）负责出壁报，每隔三、五日出一期。壁报内容均摘自《新华日报》的政治时事，并加以编写。这种壁报字体大，句子简短，特别是抓住纸币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艰苦，倍受欺凌压榨等时弊，进行抨击，深受市民喜爱。每期壁报一出，老百姓常常抢着观看。

星芒社还出过声讨汉奸汪精卫的专栏。壁报刚贴在新南门洞内，人们便蜂拥而上，一睹为快。顷刻间，新南门人山人海，交通为之阻塞。星芒社的壁报自然而然地成了出头的椽子，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壁报因而在夜间常常被特务悄悄撕掉。但东边的壁报被撕了，胡阅江和曾光等人就在西面贴，不分昼夜地在市内到处张贴，而且贴得更多。

胡阅江等人还在光华街租了一间屋子，把附近的手艺人，店员等大约20多人组织起来办夜校，教他们文化，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于是街坊流传：共产党在这里办学校了。一个多月后，房主害怕受牵连，收回了房子，夜校也只好停办。

1938年底，汪精卫跑到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成都各人民团体特别是抗日救亡组织，各大中小学，尤其是进步学生纷纷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国民党省、市党部不得不于12月28日午后发出通知，在少城公园开大会，举行示威游行。上级领导决定参加这次游行，在游行的同时开展飞行讲话，号召沿路沿街两旁行人加入游行队伍。

到正式游行时，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大批救亡团体的群众骨干，采用沿街演说的办法，大喊打倒汪精卫的口号。许多市民跟着游行队伍，一同喊口号，唱救亡歌曲。这次游行使广大群众加深了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

1939年，中统以“言论有害国策”的罪名，将《大声周刊》予以查封。随后，《四川日报》总编辑黄启明、星芒通讯社和《星芒周报》的一批编辑被中统逮捕，还有多人被秘密杀害，成都的革命形势日趋恶化。

10月，党在成都的外围组织奉命解散，胡阅江化名胡公拓，进入成都青年抗敌协会党总支委员会，任总支宣传委员。为保存力量，年底，党组织让已暴露的胡阅江转移到了新津县。

胡阅江经同乡介绍，在新津县政府找到了工作。因县长赵宗炜兼任双流机场工程处副处长，胡阅江被赵宗炜派在工程处任事务采购。1940年2月，新津地下党派来党员郑汉宗与他接头，胡阅江的组织关系才转接上新津的地下党组织。

郑汉宗和胡阅江接上组织关系后，几个月来都是采取的单线联络方式。郑汉宗公开的社会关系，是胡阅江采购木材时认识的生意买卖上的朋友。有一次与郑汉宗会谈时，胡阅江才了解到新津原是中心县委，因遭到破坏，同志们大都被疏散走了，读书会等外围团体和书店都不能活动。4月后，胡阅江离开机场工程处，被县长赵宗炜派到县政府收发室作二级科员。

5月的一天，郑汉宗来到胡阅江住处，说自己的身份可能已暴露，不能呆在新津，需要马上转移，上级指示由胡阅江担任新津、崇庆、双流3县特支书记。郑宗汉当即把新津地下党隐蔽同志的联络方式一一告诉了胡阅江，并轻声对胡阅江：明晚在中华女中校门外南河河岸下边，有些乱石梯坎的地方，上级要派人来和你接头。

第二天晚上8点左右，胡阅江摸黑来到河岸边坎下，来人走到离胡阅江不远的地方停下脚步，小声问道：“你是老胡吗？”胡阅江答道：“胡公拓”。那人坐下来自我介绍说他叫屈正中（又名屈奇雄），是中华女中的教师，说郑汉宗得离开新津，今后胡阅江与李茂久、郭绍成一起工作。最后，屈正中给了胡阅江一条细细的、搓拧得紧紧的纸条，要他去成都汪家拐街凭此纸条见一位姓彭的同志，那样便能接上组织关系。

胡阅江带上纸条往成都汪家拐去了两次，都未找到彭姓同志，失望地回到新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阅江在染房街口遇到郑汉宗。郑汉宗高兴地一把拉着胡阅江说：“我正在到处找你，你明天8点还是在这里，我们一起去北门外过桥往左的小茶馆，上级和你谈话。”

6月初，胡阅江在北门外茶馆内，见着了商人打扮的上级领导。胡阅江首先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近半年在新津的组织生活、社会关系和地方上的一些情况，还提出去延安学习的打算。上级领导明确指示胡阅江：“巩固新津这块阵地，掩护隐蔽好每个同志，绝对不能发生横向关系，要注意结交善良的朋友，暂时不去发展党员。回新津后，要联系好每个同志，对他们的思想、政治能力、经济、社会情况、一般生活态度等都尽可能多了解一些”。“你今后每月一次来成都找张文佑，事先写信去武侯祠附近一所小学通知约会地址。”最后，上级领导送给胡阅江10多册油印的《论共产党员修养》。

1940年7月中旬至11月底，胡阅江3次到成都约见张文佑，听取上级地下党对新津县委的指示，后来上级领导人改为石山秋。

遵照上级党组织“保存力量，善于隐蔽”的指示，胡阅江担任新津三县特支书记时，停止了发展党员的组织工作，迫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防共、限共、反共”的严酷事实，他尽量使自己的行动在不引人怀疑的同时，利用在县政府工作之便，为上级领导提供盖有国民党政府关防的通行证，使他们能安全来往于各地开展工作。

有一次石山秋从雅安转道邛崃，途中被拉壮丁的军队拉去关了5天。从那以后，石山秋去雅安或者转温江回成都，都是胡阅江用盖有新津县政府大印和县长私章的通行证，以确保石山秋在途中的安全。

胡阅江还为外地转道来新津的地下党员安排职业，使他们能妥善地隐蔽下来。9、10月份，先后从抗大转移来了党员符玉恒、蔡凤翔。因为新津县特务势力猖獗，工作不好开展，蔡凤翔来了不久就转走了，符玉恒在新津隐蔽下来。不到一年时间，符玉恒被特务察觉，国民党政府决定逮捕符玉恒。这一消息恰巧被路过窗外的胡阅江听到，他立即写了一封急信，派员火速送给符玉恒、赵家琮，使敌人的阴险诡计落空。

1941年10月，由于从灌县转来的党员陈国静在新津被捕叛变，胡阅江改名胡启文匆忙离开新津，转移到灌县水磨沟一家土纸厂隐蔽，等待上级石山秋的指示。

几个月过去了，上级消息仍然沓无音讯，于是，和党失去联系的胡阅江毅然决定到湖北新四军根据地继续革命。

1942年3月，胡阅江前往湖北，在湖南永绥境内脚颈被汽车压伤，无法再赶路，只得搭车投奔在酉阳农业推广所任主任的幼时同乡同学吕表东，并在当地医院养伤。伤愈后，由吕表东介绍到酉阳测候所任观测员。

1944年，气象局派来一个测候员韦白露，胡阅江看出他是个进步青年，两人越谈越投机。韦白露常常出外进行活动，胡阅江便一个人担当起他们两人的工作，把所得薪资留下少许作生活费用，其余全部交给韦白露作活动经费。

1949年，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辛终于夺回了属于人民的权力，胡阅江欣喜万分，接连写了几次报告上交党组织，想重回党的怀抱，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如愿。1953年底胡阅江回到荣昌，1955年由荣昌统战部介绍到峰高中心小学校任教，1956年7月调联升乡完小任副校长。

1983年7月14日，胡阅江因病在昌元镇逝世。噩耗传来，他所在学校的师生流下了哀悼的眼泪，充满了对这位慈祥宽厚、兢兢业业的老校长的怀念之情。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