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民初的重庆社会和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

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革命一触即发。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全国响应，辛亥革命进入高潮。在革命高潮有力的推动下，重庆独立形势也成熟了。

在同盟会和新军的共同努力下，重庆于1911年11月22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统治。随后成立了蜀军政府，张培爵任都督，并发布一系列革命宣言；在经济、文教方面也采取不少措施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但不久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立宪派的支持下，挟反动武装北洋军向革命党人诱降，迫使革命党人妥协。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四川的辛亥革命成果，不久也被这种弥漫全国的妥协逆流所吞没了。先是成渝两地军政府经过谈判后决定蜀军政府向成都的四川军政府交权。随后，在四川都督尹昌衡的庇护下，袁世凯的爪牙胡景伊势力迅速崛起，谈判时确定设立的重庆镇抚府被撤消，蜀军都督张培爵于l915年也被袁世凯杀害。最后，尹昌衡将政权交给了胡景伊。四川辛亥革命的成果终被吞噬殆尽。

1912年，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窃取了统治中国的大权，中国从此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孙中山为推动革命继续发展，与南方各省军人首脑联合组成的广州政府，从而在中国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权中心。在西南，由于北洋军阀政权的控制力有限，因此，四川各派军阀对南北冲突采取左右逢源的骑墙态度。而在川内，他们为争夺地盘、扩充实力，彼此争战不断，滇黔军阀也曾乘机几度出入四川。

1918年的靖国之役之后，靖国军取得了反对北洋军阀的走狗刘存厚的胜利。但在四川境内则出现了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既有入川的滇、黔各军，又有刘存厚下属各部倒戈参加护法的旧川军，还有国民党四川各系部队。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各据一方，自行其是。为解决冲突，“防区制”，即四川境内各派军阀划区割据，在这时初步形成。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在既成事实面前无能为力，只得于1918年7月以划定“各军清乡剿匪区域”的名义，予以承认。在1919年4月，熊克武正又式明令发表：“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将各派军阀的割据之地以“防区”的名义确定下来。重庆大部分地区为靖国军第二师师长刘湘所“驻防”。四川从此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各派军阀在各自的驻防区域任意截留税款，征派捐税，委派官吏，招募军队，省府督军形同虚设。

这个时期重庆的城市经济也在缓慢的发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空间。重庆的纺织业、猪鬃洗房加工业等传统的工场手工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外一些新的近代机器工业也开始出现。19世纪20年代，重庆采用比较先进的机器设备进行缫丝生产的企业日渐增多。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川江航运中的华资企业大量增长，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度形成了华轮独营的局面。不过这一时期由于军阀的连年混战也给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军阀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也使工商业者苦不堪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迅速席卷全国，重庆人民也积极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反帝运动中来。5月中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青年学生首先行动起来。他们组织学生救国团体，并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重庆的“五四”爱国运动由青年学生发起得到了重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市民的广泛关注和支持。重庆商界和学界联合成立了“重庆商学联合会”，共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重庆的工人阶级更是对这场爱国运动予以强力支持。重庆日商洋行、店铺、长轿班的工人自动罢工，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商货物等。重庆民众的爱国运动有力的配合了全国的爱国斗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取得最后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新文化运动也借助五四运动的动力传入重庆，并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重庆的思想文化领域顿时活跃起来，一大批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刊物迅速发展起来。例如当时影响较大的《川东学生周刊》、《新蜀报》、《友声》等。由于科学与民主观念在青年学生中的广泛传播，重庆青年学生积极投身改造社会的实践，参与四川自治运动推行。他们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开展一系列活动。因此四川自治运动在重庆一度声势颇大，影响甚广。不过，四川的自治运动严重脱离广大的工农群众，因而随着全川自治联合会迁蓉以后不久即告解散，自治运动也销声匿迹了。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一大批有志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8月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开办了预备学校。经过一年预备学校的学习，第一批84名留法学生在1920年8月27日乘轮离开重庆赴上海，由上海启程前往法国。以后又有数批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这些优秀青年的不少人在欧洲学到了当时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另外一些人则在实业界、学术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刘湘势力在重庆的膨胀和复杂的社会矛盾

“靖国之役”后，滇、黔军阀与四川军阀为争夺四川，先后爆发一系列战争。在驱逐了滇黔各军后，四川军阀内部纷争日趋激烈。1923年冬，杨森、刘湘所部依托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支持，相继击败熊克武和刘成勋占据成都，在川军混战中取得了明显优势。

吴佩孚为了控制四川采取了扶杨抑刘的策略。吴佩孚操纵北洋政府于1924年5月26日发表杨森为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变相的督军），而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刘湘被置于杨森之下。杨森当了四川督理后，军政大权在握，野心勃勃。他为消灭各军力量，实现统一四川的梦想，大搞扩军备战。1925年4月，杨森发动“统一之战”，击败川军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部，占有川中、川南、川西等72县。四川各派军阀为合谋反攻杨森，联络黔军袁祖铭部参加倒杨战争，并推袁为川黔联军总司令。7月，川黔联军“倒杨战争”爆发．10月，杨森战败。黔军入川后势力迅速膨胀，乘机四处扩张。1926年1月，袁祖铭发动“江巴事件”，将驻重庆的刘湘部逐出重庆，控制了重庆及邻近的永川、巴县、长寿、涪陵等县。

刘湘对此当然不能善罢甘休，遂谋求与杨森再度合作。双方签订“丙寅公约”，商定联合对抗黔军。由于刘湘与杨森合作，实力大增，再加上赖心辉、刘文辉也依附刘湘驱袁。黔军袁祖铭部很快被逐出重庆，经綦江退回贵州。

黔军退出四川后，重庆又落入刘湘掌中。从此到1935年蒋系中央势力入川，前后10年时间，重庆为刘湘所独占。

1926年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9月7日，攻克武汉。北洋军阀势力从长江流域向北退却。刘湘鉴于全国形势剧变，遂于8月13日与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一道，通电响应北伐。11月27日，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

刘湘在驱逐黔军后实力打大折扣，仅剩下巴县、江北、璧山三县，被戏称“巴壁虎”。刘湘为扩充实力，采取远交近攻策略。一方面，对外依靠蒋介石，力图争得中央的援助来充实自己，扩充武装。此时，蒋介石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自重，欲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为了对付武汉政府，也需要借助于各派军阀力量。刘湘控制着重庆这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所以是蒋联合的最佳人选。1927年2月，蒋介石特任刘湘为军事委员会委员。3月23日，蒋介石又派戴弁到重庆与刘湘联络。刘、蒋关系在这一时期甚为密切。另一方面，刘湘坐拥重庆，利用扼守长江交通要冲之利封锁川中各军，使他们不便向外购买军械，使其坐困。

在这个策略下，刘湘的力量，蒸蒸日上。在镇压顺泸起义后，刘湘占领了赖心辉的泸县、内江一线地盘，其势力向上川东及川南扩展。

1928年，蒋介石势力尚无法直接伸入四川，就利用川军各方对立的矛盾，从中操纵，表面上希望四川统一，实际则是以毒攻毒，从中渔利。1928年7月，蒋介石派使者来川，进一步拉拢刘湘、刘文辉，图谋以“二刘”控制四川。9月23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举行资中会议。会议商定：刘湘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实际上形成了“二刘”分主四川军、民两政的局面。其他各部川军将领对资中会议的分赃结果极为不满。10月10日，杨森、李家钰、罗泽洲、赖心辉等组织“同盟军”，准备讨伐刘湘。

12月10日，四川同盟各军发出声讨刘湘通电，第二次下川东之战爆发。由于刘湘在前期采取了有效的分化瓦解工作，战争爆发时，刘湘已处于有利的形势。因此战争胜负很快就见分晓。1929年1月5日，刘部王陵基师攻占万县。同时，国民政府又免去杨森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责令刘湘、刘文辉负责善后事宜。第二次下川东之战以刘湘大获全胜而结束。这一战役之后，四川军阀割据的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刘湘占领了下川东23县地盘，收编了杨森三万人马，势力大增；刘文辉则因在第二次下川东战争中援助了刘湘，得到了刘湘许诺的永川以西防地，而且又兼并了赖心辉在川南的地盘。四川成了“二刘”的天下。不过，“二刘”都想争当四川霸主，当四川其他军阀势力相继被削弱以后，刘湘与刘文辉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兵戎相见乃迟早之事。

经过1931年与1933年的两次“二刘”之战后，刘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势力迅速扩展到四川80余县，实力进一步膨胀。10月4日，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节制川军各部。1934年底，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湘为省主席。这样，刘湘集四川军、政大权于一身，终于实现了“四川王”的愿望。

刘湘为支持自己的军阀战争在其防区内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掠夺。致使经济凋敝、矛盾丛生。

刘湘所部二十一军军费开支庞大，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1925年是672万元，1928年为1269万元，1929年为2226万元，1932年为3623万元。1934年高达4861万元，是1925年军费开支的七倍还多。[1]军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常年维持在70%以上，巨额的军费开支，只能通过强征暴敛，压榨人民。

刘湘在二十一军防区中，任意立税，一税多征，随税附加，一加再加和无休止的预征等，税额繁重。在征税过程中，更是不择手段，有抢税、有估税、有派垫、有强索，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刘湘所征收的税收中以盐（盐税）、赋（田赋）、统（统税，包括各种货物捐税）、特（鸦片烟税）四大税为大宗。

四川盐税，本为国税，因收益丰厚，在军阀割据的防区时代则成了各派军阀争夺的肥肉。川盐虽产自自流井但是转运枢纽却在重庆。所以全川大多数经营运、销的盐业总号都设在重庆。刘湘利用坐拥重庆之利对盐税竭力榨取。在征收盐税过程中，刘湘还采取一种预收盐税的办法，以榨取更多的收入。这些盐税中有的预征两个月、三个月、多则有七八个月的。盐的交易还未发生竟然先上了税，造成了“税溢于盐”的奇怪现象。另外就是在盐税上大搞各种附加，尽情盘剥。有时甚至超过了正税。

由于中国农业国，田赋也成了军阀榨取的主要对象。刘湘在搜刮田赋的同时为了满足其日益剧增的军费需要还采取了另外两种手段加以榨取。一是实行田赋附加税，即在正税的基础上附加各种杂税和杂费。如所谓地方税、自治税、司法税、开拔费、草鞋费、壮丁安家费、临时补助费等等。由于附加税名目繁多、乱征乱派甚至都超过了正税。[2]二是实行田赋预征。田赋预征就是把若干年后的田赋提前征了。到1935年止，刘湘二十一军防区的田赋有的已经预征到了1975年。

统税又称百货厘金，包括五金、棉纱等大小百货的货物税，以及邮包税、印花税、房地产税和船捐、车轿捐、赌捐、花娟（妓女税）等名目繁多的捐税。由于重庆是四川最大的商埠，所以二十一军的统税杂捐收入比其他军阀所征的税额多三四倍。

刘湘为了扩大收入，竟然在防区内强令种植鸦片，并鼓励运销。特业（鸦片生意）竟成了重庆最大的商帮，特税也成了仅次于统税的主要财源之一。其手段有，一是向种植鸦片的农民征收亩捐，二是征收鸦片运销税。三是通过保甲办理瘾民登记，征收瘾民捐。

刘湘治下的二十一军防区内，各类捐税除了在征收名目上的“苛、杂”外，还存在征收手段的“狠”。对拖欠税款的人，动辄捆、打吊、押。致残、致死不计其数。“凡二十一军戍区粮税，多已指派各部，纷纷派人守提，分赴回乡催科，甚至用非刑毒打，或吊‘半边猪’等”。[3]

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外，刘湘还不惜采用金融手段，滥铸劣币，大发钞票，非法票据贴现，以造成金融混乱，达到大肆搜刮的目的。刘湘把持重庆的十年时间，重庆商业银行被刘湘搜刮的资金占重庆银行业的56%。[4]

除了军阀各种苛捐杂税的掠夺外，剧烈的土地兼并和沉重的地租剥削。造成了农村经济的凋敝。土地的集中程度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重庆，占人口总户数2%的地主，竟然占据了95.6%的土地。而军阀通过其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兼并了大量的土地，成为地主阶级中拥有土地最多的新兴地主。“重庆军阀占地主总户数的6.6%，却占有全县地主拥有田地的60%，占田最高的达4000亩，平均每户占田2500亩。”[5]大量无地农民只得靠充当佃户为生。繁重的地租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农民往往要把一年收成的七八成交给地主。正租之外还有各类名目繁多的副租等。

除了经济上的掠夺造成的重重矛盾外，在政治上刘湘还进行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虽然在1926年，刘湘鉴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一度表示拥护革命。但在1927年春，刘湘一手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破坏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属各级中共组织，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重庆先期反共，公开投靠蒋介石，镇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领导的顺泸起义。此后，刘湘又成立专门的反共机构——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和清共委员会，专门从事逮捕、审讯、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的反动活动。在刘湘一系列反动举措下，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遭受巨大破坏，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大批革命群众被屠杀。据统计，从1929年到1935年6月中，共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革命志士，竟达17000人之多。[6]刘湘统治重庆期间，还建立了保甲制度，将人民置于重重反动统治网络下，不允许人民有半点的自由。

三、各阶层人民对军阀统治的反抗

刘湘在重庆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血腥镇压，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不断反抗。1929年到1931年上半年，重庆工人斗争的次数比前一阶段更有显著增加。据当时的杂志《布尔什维克》统计，仅从1930年1月5日后的短短数月中，重庆即“发动了大小十五次的工人斗争。”[7]这一时期，重庆工人斗争非常频繁，既有反对剥削压榨，争取工人切身经济利益的斗争，也有反对压迫，争取工人政治权利的斗争，以及二者相结合的斗争。如白毛工人要求加薪的斗争、渡船工人反对苛捐的斗争、洋服工人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油漆工人反对清共大同盟逮捕工人领袖的斗争、反团阀斗争以及声援被查封的《新社会日报》和《团悟日报》、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等。

由于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重庆人民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日益高涨。1930年1月，重庆铜元局子弹厂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并在斗争中提出了“反对军阀战争”的口号。子弹厂工人的罢工斗争，直接破坏了军阀的武器生产，对封建军阀是一个沉重打击。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重庆工人和广大爱国人民对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却依然混战不休的军阀，更加感到无比的愤慨，要求川军停止内战，出川抗日。1932年重庆市及江北、巴县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四川各界民众督促川军实行出兵救国请愿大会”，会后数万民众又集合前往二十一军军部请愿。要求刘湘“迅速率兵赴难，以尽军人天职”。[8]在这一时期的各类工人运动中，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在其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由于重庆党组织在这个时期由于受到“左”倾错误路线指导，过于暴露迭遭破坏。特别是在1935年后，四川党组织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因此工人运动始终没有形成高潮。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大肆搜刮农民，加上土地兼并、地主的残酷剥削，农民生活日益困苦。农村矛盾激化，农民无以为生，激烈的反抗斗争正在迅速酝酿。血腥的屠杀没有吓倒共产党人，他们在革命低潮期间，积极组织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军阀的反动统治。从1928年上半年到1935年共领导武装起义69次。[9]1929年冬，李鸣珂等在涪陵县罗云坝组建农民游击队，并于1930年3月发动驻涪陵的川军郭汝栋部赵启明（共产党员）连起义与农民游击队合编为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随后在涪陵丰都武隆边境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在8月被敌打败后，余部加入到四川第三路红军。1929年4月，王维舟、李家俊等的领导下，活动于万源、城口一带的农民自卫军在万源固军坝起义，成立了川东游击军。这次起义一直坚持到1930年底。1930年7月25至28日四川省军委在江津召开全川军支联系会，贯彻“左”冒险主义错误，倾执行“集中红军会师武汉”计划，决定将全省划为五个军区，组织十七路红军，然后会师重庆，进攻武汉。8月2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党、团、工会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武装斗争。在半年内省行委在重庆先后发动了合川兵变、江津兵变、铜梁农暴等武装斗争。由于条件不成熟，准备不充分，仓促起事，加上指挥失误等原因都遭到了失败，革命力量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学生运动是群众反抗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1929年4月，由川东特委领导，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梁靖超创办的重庆高中开学。全校有党、团员40多人，设有党、团支部，是党的重要活动据点，学校采用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教学方针，公开讲授和组织学习革命理论。不久刘湘就命令停办重庆高中。师生成立护校委员会，开展护校斗争。后来达成协议，在南岸另办西南学院。不到一学期，又遭受迫害，被迫停办。随后该校前往成都，改名西南大学。1930年6月，西南大学被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查封，随后军警团办事处在城内戒严，大肆搜捕革命师生。西南大学校委会主任梁靖超、教务长张竞若被军阀政府杀害。1929年春，重庆联中发起反对该校校长、国家主义派分子秦某的斗争，最后迫使该校校长辞职。同年11月，重庆大学、巴县师范、四川师范等校发起，正式成立“重庆学生联合会”，并发表宣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本家和封建教育家”等口号，要求政治、经济、教育一律平等；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不久，二十一军即命令各校停止学生会活动，重庆学联被扼杀。由于党团组织迭遭破坏，重庆的学生运动也曾一度消沉。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重庆的学生运动又出现了高潮。是年12月24日，重庆39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114人集会，正式成立“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派出代表向当局请愿，提出即日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六项要求，遭到重庆当局压制，强令解散了“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

[1]《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 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页。

[3] 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

[4] 周　勇：《重庆通史》第三卷，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819页。

[5] 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页。

[6] 周　勇：《重庆通史》第三卷，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822页。

[7] 黄淑君：《重庆工人运动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8]黄淑君：《重庆工人运动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9]温贤美：《四川通史》（第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