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孝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地纷纷响应。11月5日，夏之时在成都龙泉驿起义，随即，挥戈东进。重庆革命者在夏之时军队的帮助下，举旗反正，至22日革命宣告成功。23日，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
蜀军政府成立之日，各国驻渝领事均来祝贺，承认蜀军政府为四川行政机关。湘、鄂、赣等省军政府及川东南57个州县也相继致电重庆蜀军政府以示祝贺，并表示承认重庆蜀军政府为四川政治中枢，承认蜀军都督是四川人民的代表。
重庆成了中心，置成都于何地？迫于这种形势，成都于11月27日匆匆宣布独立，并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然而，同盟会认为，“此次独立，非民族独立，乃官绅一气之独立”。也就是说，大汉四川军政府是蒲殿俊、罗纶与清政府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妥协的产物。
一边是重庆的革命政权，一边是成都的四川妥协政权，东西对峙自然形成。在南方不少革命军政府的支持下，重庆蜀军政府萌生了组织军队攻打成都，剿灭赵尔丰的想法。然而，没劳重庆动手，赵尔丰就被大汉四川军政府军事部长尹昌衡杀了。尹昌衡杀了赵尔丰，名气如日中天，立马执掌了四川军政府的都督印。26岁的尹昌衡少年气盛，他不能容忍重庆独立于四川之外，扬言要统一四川。
重庆与成都的战争，可谓一触即发。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南方基本上掌握在革命军手中，但北方却在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上，南北之战也很难避免。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重庆蜀军政府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迫在眉睫。然而，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首先要有一大批好的中下级军官。军官从何而来？有人想到了办军校。于是，一队人马寻找教师、教材、校舍，另一队人马奔走在57个州县张贴招生广告。最后他们以桂花街原江北厅考棚为校址，办起了将弁学堂。
当时，蜀军政府决定把将弁学堂建在江北，也考虑到可利用江北城东升门、觐阳门、汇川门、保定门外的河滩，作为学生的训练场地。
军校读书
刘伯承在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高等小学堂毕业，随后进入夔府中学堂学习，不久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只好辍学回家务农。然而，他并不安心当一辈子农民。辍学之后，他曾到上海寻找革命党，没找着，只得回乡。他当过半年巡警，后来又参加了辛亥革命学生军。1912年初，他得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将弁学堂，于是，匆匆赶到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去报了名。但是，当他要乘船往重庆的时候，却被告之船坏了。如果等船修好了再走，极有可能要错过考期。于是，他徒步约500公里，赶到江北城，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将弁学堂。
进将弁学堂学习，不仅不收学费，还要发饷银，因此，刘伯承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协助母亲抚养弟妹。他到江北读书后，把13岁的弟弟刘明为也带到了江北，这样可以减轻母亲经济上的压力。刘明为到了江北后，被送到陈家馆簸箕石裕蜀丝厂当童工。将弁学堂最初名叫“重庆蜀军政府将弁学堂”，后来更名为“重庆蜀军政府将校学堂”。建校之初，学堂归重庆蜀军政府管，督办（校长）是张培爵。重庆蜀军政府与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合并后，学堂归川军第五师管，督办是熊克武。
1911年前后在中国开办的军校，几乎都是采用日本的军校模式。学堂所设军事课程，大多是沿用日本陆军部颁发的“典令范”（中国翻译后作“典范令”），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此外还有初级战术和地形学等。
刘伯承深知自己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对每一门课都格外认真。课堂之外，他还自己找一些军事著作阅读，他的床头经常都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和《百战奇略》等古代兵书。同寝室的同学看到后，就说：“伯承，想当将军吗？”刘伯承嘿嘿一笑，说：“要学就学好嘛。”其实，极少有人知道，刘伯承有一个想法：“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这也是他报考军校的动力。
节假日，同学们都外出逛街，或者寻欢作乐——饮茶、喝酒、赌博。刘伯承却把自己关在寝室或者教室内。他这么做，一是有更多时间学习；二是可以把节约下来的钱寄给母亲补贴家用。有时，他过江进重庆主城办事，要在外边吃一顿饭，他多数是一碗河水豆花配个调合，外加一个帽儿头（盛得尖尖的一碗饭），偶尔才吃一次油煎二面黄（油煎豆腐）。因此，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军中和尚”。刘伯承不大理会这些闲话，仍然我行我素。
放春假的时候，学校人去楼空，冷冷清清的。同学邱翥双想约刘伯承进城去玩，当他推开刘伯承的寝室，发现他正在地上爬行——匍匐前进。邱翥双惊讶地问：“嘿，放春假也不出去耍一耍，学狗子爬干啥？”“哎呦，我的邱老弟！打仗的时候，可是硬碰硬的，不练好咋行哟！”刘伯承边起身边笑着说，“真能像狗子那样爬，功夫就练到家！”
70年后，邱翥双回忆起这件往事的时候，还深有感触地说：“刘伯承学习军事，一点一滴不放松，那真是练的实在功夫——这就是能够百战百胜的秘诀啊！”
刘伯承在将弁学堂读书期间，还应求精高等学堂（今求精中学）邀请，去担任军事教员，教学生学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据当时的学生说，刘伯承说话风趣幽默，教课颇为认真，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几年后，他第二次到求精学堂教课的时候，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就在该校读书，《张大千传》中对此有详细的描写。
将弁学堂开学之日，几乎就是孙中山辞去总统之时，全国形势陡转。从这一刻开始，南方各省的革命党人纷纷加快组建军队的速度，希望能够为讨伐袁世凯出一份力。熊克武是老牌的同盟会会员，一直站在孙中山这一边。他在湖北宜昌用川汉铁路款购置了军火，组织了川军第5师，自任师长，请但懋辛任参谋长。
军队倒是建成了，但中下级军官严重不足。熊克武立即向张培爵求援，希望在将弁学堂选一批优等生，成立速成队，将原来两年的课程压缩到半年或者10个月完成，务求快速毕业。将弁学堂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挑选。刘伯承就被选入了速成队。
速成队出现后，学校对队与排进行了调整。刘伯承从2大队1大排，调整到1大队1大排。1大队队长王旭东，与刘年龄相近，刘伯承20岁，王旭东25岁，加之刘伯承刻苦的学习态度，以及刘伯承的书法与诗词造诣，让王旭东格外欣赏。每逢假日，他常请刘伯承进城到家中作客，还把自己的弟弟王尔常介绍给刘伯承。在后来的日子里，刘伯承与王尔常成了莫逆之交。刘伯承在四川带兵打仗，王尔常做了他好几年的军需官；刘伯承在成都治腿伤，王尔常日夜看护；刘伯承在重庆治眼伤，王尔常不仅是看护，而且还是保镖。那时，四川军阀四处通缉刘伯承，王尔常就把他藏在自己家里。
刘伯承在学校完成了10个月的训练，于1912年底毕业。毕业后，到第5师当了实习生，不久升班长、司务长、排长等职。速成队毕业后，将弁学堂的一些教习去了保定军校，余下来的200余名学生，由王旭东带队，去往成都。办了近一年的将弁学堂，在1913年初关上了大门。
激战寸滩
刘伯承再次走进江北，是10年后了。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将所控制和影响的军事力量改称“讨贼军”，并宣称进入了讨贼时期。被讨伐的对象就是操控北京政府的曹锟、吴佩孚及其在各省的代理人。不久，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司令。
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锟控制着北京政府，他们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们的口号是“武力征服中国”。他们纠集直、豫、鄂、甘、陕5省兵力，与四川军阀刘存厚、刘湘、杨森等人里应外合，大举进攻四川。
此时刘伯承为熊克武下属第2混成旅的一个支队长（相当于团长）。由于战事紧急，加之刘伯承骁勇善战，于是给他来了个临阵授衔，让他担任第2混成旅第1路指挥官，直属重庆东防督办但懋辛。
3月27日，但懋辛命令刘伯承火速西上，支援成都的熊克武。刘伯承接到命令后当即决定部队由万县经大竹，过潼南去成都。刘伯承西援，让东路防线一下空虚了。杨森、赵荣华一看，时机来了，此时不攻更待何时。于是，率部乘胜西进。本来，守在长江南岸的石青阳部可以阻击杨赵联军，但他发现杨赵联军太猛了，为了保存实力，他撤退了。杨赵联军一路西进，如入无人之境。4月2日，杨赵联军距重庆已经很近了，重庆危在旦夕！但懋辛慌了神，急忙电令西上的刘伯承火速回援：
伯承兄鉴：
国桢（李萼）正在关口场与敌激战，此间已增兵一营前往，令其固守该地，并令汤旅扼守鱼嘴沱。兄于土沱登岸后务取捷径直赴关口场，不可片刻停留，能于今日午后五六点钟赶到该地加入火线，则重庆可保矣。该地为第一门户，自此上下即无险可守也。并请先派人与国桢处确取联络，告以大兵立即达到，则国桢心稳矣。存亡在此俄顷，万望倍道行，飞此奉达即颂。
刘伯承读罢电令，立即命令部队掉头。4月2日午后，抵达土沱后，又火速向关口场方向狂奔。天公不作美，那天雨下得好大。一些战士饿极了，从干粮袋里拿出米来，就着雨水嚼烂了吞进肚里。部队冒雨急行军150里，于第二天下午4点到达沙坪场口，这里已经能够听到左前方枪声不绝。就在这时，第1师传令兵来报：“左翼第1师第2团已败退至王家场。”刘伯承当即命令第1支队及1炮营，前往王家场援助第2团，第3支队采取迎战姿势向关口场正面推进。2小时后，又有第1师的传令兵飞驰来报：“关口场失守。”
原来，4月1日，杨赵联军得知，在成都的熊克武已如瓮中之鳖。杨森明白，此时强攻重庆，不仅易于得手，并且也可以加速熊克武灭亡的速度。他命令部队火速向重庆进攻，谁敢阻拦，就消灭谁。李萼的第1师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一时抵挡不住，于是放弃关口场退往旱土沱。
刘伯承当机立断，命令所有的部队向沙坪场集中。聚集兵力，是为了防止部队被杨赵联军分割包围。接着，部队又从沙坪场连夜退至两路修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刘伯承此时，不只是担心1、3支队的命运，他更担心整个战局。杨赵联军，集5省兵力，由东路进攻四川，而熊、但仅以一个军的兵力与之对抗，实属独木难支。想着想着，他就拿起纸，迅速草拟了一封电文：
敌集五省兵力来攻，敌众我寡。此时，当以保兵为要，保地次之。《孙子》曰：“地有所不守”，余主张弃渝而就蓉，救熊毕，兵亦聚。再择日收复失地。
但懋辛看罢刘伯承的电报，固执己见，于4日晨电告刘伯承：
伯承兄鉴：
适接兄二十三时半函，具悉一切。此时，若退出重庆，则全局瓦解。我兄即到两路口，即请以全力向唐家沱，黑石子方向横击敌为要，时机万迫，火速进行，千万！千万！
看罢电文，刘伯承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熊、但对他厚爱有加。他立即安排部队：“以一支队为前锋，火速向人头山、寸滩进发！”部队火速向重庆城下游10余里的寸滩出发。到了离寸滩不远的石板桥，他又将部队作了调配。命令1支队改道从人头山东侧之山上向敌方前进，自己亲率3支队从西侧山上与敌人接触。队伍刚一上山，猛然发现自己的后方出现不少的敌人，刘伯承这才知道自己被夹击了，战斗随即打响。激战中，刘伯承冒着纷飞的炮火，在前沿阵地指挥。呼啸的子弹从他身边飞过，不少人在他身边倒下。刘伯承仿佛没有看见，也仿佛没有听见刺耳的枪声和沉闷的炮声，依然沉着地指挥战斗。刘伯承的镇定鼓励了战士，让他们越战越勇。战士们在刘伯承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双方激战了6个小时。
敌军越战越多，后援部队滚滚而来。刘伯承这才意识到，刚到时碰上的只是敌人的前锋。
刘伯承立即派人到鸳鸯桥，请退到鸳鸯桥的李萼部前来支援。传令兵去了，刘伯承等了又等，天都快黑了，援兵还是没来。后来才得知，李萼部刚从鸳鸯桥出发不远，就遇到了敌人的阻击。其实，阻击的火力并不厉害，但李萼部却以此为借口，不往前冲了。但懋辛命令李萼部火速增援刘部，李萼部却回复说，我部被敌人阻击。李萼部的懈怠，让但懋辛也没辙了。
天黑了，敌人进攻的势头明显减弱，后来竟只打枪而不进攻了，再后来连枪声也稀落了。
他们围着山，点起了一堆一堆篝火，显然是想围而不打，等天亮了再说。刘伯承由此判断，这些包围自己的敌人，极有可能是从北方来的，他们不善于山地夜战。刘伯承沿着阵地走了一周，顺便也检查了一下弹药和减员情况。他明白，如果这样等到明天早上，敌人再进攻，子弹打完后，再没有援兵，战士就只好用身体去挡子弹了。他必须突围撤退，错过机会，想冲也冲不出去。就算是自己要拿脑袋去对撤退负责，他也决定撤退。这种仗打起来真是太窝囊！
他当机立断，命令通知一支队，听见枪声后，朝枪响处冲锋，最后向鸳鸯桥靠拢。刘伯承又告诉参谋长，带着部队朝正北方冲。
参谋长听罢，立即劝阻道：“刘队长，北方火旺。火旺说明人多哟！火弱的地方人可能少一些吧？”
刘伯承说：“恰好相反。敌人少的地方，他们故意把火烧旺些，想让我们找火弱地方去突围。我才不上他们的当，出发！”
战斗打响了，真还如刘伯承所料！一阵猛冲猛打，就把敌人的包围圈撕了一个口子，部队迅速冲了出去。敌人只是在后边放枪、呐喊，却并不追赶。冲出包围圈之后，刘伯承带着部队向15里以外的鸳鸯桥奔去。部队刚到鸳鸯桥，但懋辛的电报就来了：“成都失守，速向遂宁集中。”刘伯承又风风火火带起部队朝遂宁进发。
请辞领罪
1923年4月6日，重庆失守。直到这个时候，但懋辛才后悔，当初没有听刘伯承的话，不仅损兵折将，而且还耗费了大量的弹药，并且重庆也没保住。
刘伯承此役失败后，八方责难集于一身，不少人甚至发电报指责他，他俨然是一个大罪人。面对如此多的指责，刘伯承实在是想不通。部队转移到合川休整的日子里，他一直都在想这事。最后他写下了一份请辞并领罪的报告。
报告
（四月十四日于合城商会指挥部）
呈：为职请撤差查办，另简贤能，以利前途事。
窃昭庸材多病，早甘雌伏，此次奉委斯职，即恐陨越，迭辞未蒙允许，不得巳，始尽棉薄至于今。兹每念无补时艰，无任内疚。溯此次战争，职路计经三役，除万县团寨子一役系单独动作未遭失败外，磨刀溪、寸滩两役均系奉令协同友军实行任务，卒以当时首当其中，伤亡过大，厦之将倾，独木难支，以致败北。各方不谅，交相责备，谓昭为令军失败之大罪人。以军人不能致胜疆场，信有罪矣，然视所属官兵伤亡之众，武器损耗之多，神明负过已属难堪，而败北之咎复集于昭，中心彷徨莫知所措。往者，人地尚可查考，是非两难分别，未来前途关系本军生存，如不另委贤能，以资挽救，则何以收军事之最后胜利，而拯人民于水火。谨恳立予褫职，交旅部看管，静候彻底查办，并简贤能接任指挥官职务，以资进行。明知战时去职，贻羞军界，然计军事前途之利钝，有不容一人留位之痛苦，再四思维，始得出此临呈，无任屏营待命之望。
谨呈
督办但
第一路指挥官刘明昭
刘伯承写这份请求撤职查办的报告，表明了刘伯承光明磊落、敢于承担的品格。
一连好几天，刘伯承也没等到关于辞职的回复，等来的却是命令，让他火速赶到潼南开会，商讨反攻事宜。刘伯承长叹一声，带上警卫员就上路了。
（作者系重庆市江北区作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