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灵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于1938年2月7日下令：“汉阳钢铁厂应择要迁移，并限三月底迁移完毕，为要！”为此，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军政部兵工署，于3月1日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汉阳钢铁厂以及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上海炼钢厂的迁建工作，兵工署制造司司长杨继曾兼任主任委员。5月21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决定选址重庆大渡口，重建钢厂。

綦江治理原由

汉阳钢铁厂为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1890年6月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以修筑卢（北京卢沟桥）汉（武汉汉口）铁路需自制钢轨为名创办，是当时亚洲最早、最大的钢铁厂。国民政府军政部在1937年，以“前方抗战需要，自行铸造钢件甚急”为由接办。

钢铁厂迁到重庆后，急需大量煤炭发电和铁矿炼钢，国民政府经济部确定在綦江县（今綦江区）境内的南桐和土台分别采办，用木船从綦江装运进入川江，再运到重庆大渡口。

1938年3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和綦江铁矿筹备处分别成立，经济部投资1973万元法币建设南桐煤矿，又将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的设备调用至南桐煤矿，截至1942年，南桐煤矿年产原煤已达到12万吨。綦江铁矿的开采始于宋代前，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綦江铁矿筹备处，于1938年8月16日接管原土台、麻柳滩等5个矿区，开始开采铁矿。

綦江古称夜郎溪，发源于贵州桐梓县，流经重庆綦江区、江津区后汇入川江。綦江全长215公里，重庆境内通航河道133公里，有险滩127个，平均每公里1处，尤以羊蹄峒、盖石峒最险。险滩像门坎一样窄，船只无法通过，货物用人工转运至滩的上下分段航行。

传说明朝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武宗皇帝朱厚照微服私访来到綦江东溪镇，看到河道泥石阻塞，不能行船，加上这里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便想加以整治，造福百姓。

回到京城后，武宗皇帝下旨，对綦江进行整治。重庆知府立即招集工匠、民工，清掏河道中的泥沙，用大锤钢钎凿打河床里的大石，并多次到现场督办。经过整治后，綦江可通行载重几吨的木船，每日行程20多公里。

明清时期，为便于川盐运销贵州东北部地区，官府对綦江又进行了多次整治。但航道维护由船工和当地农民实施，故维护不力，阻航状况长期不得改善，即

使船只经过时，主动给农民三五个小钱，以资酬谢，也收效甚微。

这种阻航状况严重影响煤炭与铁矿的运输，于是，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承担了綦江航道的治理任务。导淮委员会于1929年7月1日在南京成立，直属国民政府领导，蒋介石兼任委员长。

抗战爆发后，导淮工程中止，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陈果夫向蒋介石建议，仍保存导淮委员会机构设置，将四川省内的一些水利工程交与导淮委员会承办，如綦江、乌江、赤水河航道的治理工程等。

1937年12月，保存下来的导淮委员会改为经济部附属机构。

筑坝渠化綦江

1938年3月，导淮委员会组织87人的大规模测量队，对綦江进行全面勘测，并设置22个水文、水位、雨量、气象站，收集整理了大量水文气象资料，提出“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期整治工程计划。同年10月，导淮委员会綦江工程局在綦江县文龙乡水月村成立，下设闸坝工务所和浅滩工程队。

至于具体治理方法，是在河道上筑闸坝渠化，蓄水保持航行水深。第一期工程筑坝5座，綦江主航道最险的羊蹄峒、盖石峒门坎滩各筑1座，便于产自綦江县赶水镇土台村的铁矿运输；在支流蒲河的石板滩、大场滩、桃花滩分别筑坝1座，保障南桐的煤炭从支流蒲河顺畅进入綦江主航道。

1938年12月，5座闸坝同时动工。次年12月，支流蒲河上的3座闸坝先期竣工；主航道羊蹄峒闸坝因1940年遇洪水冲毁围堰，延至1941年3月竣工；盖石峒船闸也在1940年5月、7月两次遭洪水袭击，闸门被冲走，1941年2月才修复完工。

闸坝因抗战而筑，为表示对前方将士“智、仁、勇、信、严”之武德的崇仰，陈果夫分别按“武德”依次命名5座闸坝，并冠以“大”字：大智——石板滩、大仁——大场滩、大勇——桃花 滩 、 大 信 —— 盖 石 峒 、 大严——羊蹄峒。陈果夫还专门撰写各闸坝碑记，记录其事。

1939年7月15日，蒋介石亲自到蒲河大场滩闸坝工地视察，陆续还有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彭济群、国联水利专家欧怀徳，也前往綦江，视察闸坝建设情况。

为利于木船顺利到达入江口，原计划第二期工程在綦江主航道建筑闸坝20座，但因当时政府已有修筑铁路的动议，还因物价飞涨、资金短缺，遂决定只修筑石溪口、花石子、剪刀口、油房脚、车滩、五岔6座闸坝。1940年7月动工时，因预算6座闸坝的工程款只够建2座，于是先开工石溪口、花石子闸坝。1942年7月，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拨款后，剪刀口、油房脚、车滩、五岔4座闸坝才得以开工，直至1945年3月相继完工。

抗战期间，冯玉祥曾撰词：“中华常胜利，民族庆复兴，道德本忠义，公理在和平。”本来拟用这20字作为二期工程20座闸坝的名字，结果只用了前6个字 ， 即 ： 大 中 —— 石 溪 口、 大华 —— 花 石 子 、 大 常 —— 剪刀口、大胜——油房脚、大利——车滩、大民——五岔。

1939年1月至1943年12月，筑坝的同时，綦江工程局浅滩工程队对綦江主航道以及支流蒲河的鬼错路、小火林、大火林、白木峡和桃花滩、干坝子、龙王庙等32处险滩，采用了疏浚、炸礁和建潜坝的方式进行治理，工程量9.5万立方米。

綦江主航道和支流经过筑坝后，分别渠化了80公里和16公里，河道水深增加，险滩淹没，航行条件大为改善，全年可通行10至30吨的木船，全部航程只需2天。运输船只从1938年的1600艘，增加到1944年的2600艘，年货运量也从4.8万吨增加到30万吨。

“代水泥”筑闸坝

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须恺主持綦江筑坝渠化工程的规划和设计工作，他曾修建过淮河流域安徽和江苏地区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主要是建筑闸坝，便于航运、灌溉和排水的综合利用。綦江治理也借鉴建筑闸坝的方式，枯水期蓄水，提高库区航行水深；开启闸门后放水，下游又可行船，运行原理与三峡大坝差不多。

第一期工程闸坝为“梯”形断面，坝体用条石水泥沙浆砌筑，水泥沙砾灌缝，船闸长66米、宽9米、高8米，可容载重5吨的木船12艘或15吨的木船6艘同时过闸。闸门为钢木结构“人”字形双扇门，每扇宽4.8米，厚0.3米，高5至7.5米，重12至15吨，启闭时由人力推动齿杆。为了更方便行船，第二期工程6座闸坝的船闸长缩短为60米、宽增加到12米，坝体砌筑为重力坝，其余设计与第一期工程基本相同。

修建闸坝需用大量的水泥，然而抗战期间，一切物资紧缺，无法购买。须恺采纳工程师王鹤亭的建议，决定自行生产“代水泥”，用于闸坝砌筑。王鹤亭在印度学习农田水利工程时，学过土法制造水泥的办法：用粘土烧结成砖坯，再磨成粉末，称陶粉，然后配以硝石灰，替代水泥，故称“代水泥”。

1940年9月，导淮委员会綦江水道工程局在蒲河大场滩设石灰场3处、陶粉厂6处，建起一个代水泥制造厂，王鹤亭被任命为副厂长。1942年7月，代水泥厂改为导淮委员会直属企业。

1944年1月，綦江县城附近的大常——剪刀口闸坝，利用水位落差，建起一座发电站，电力供应綦江县城照明之用。同时，利用水力在大仁——大场滩闸坝建起一座水磨房。在《綦江为新四川之源泉》一文中，陈果夫为綦江描绘了这样一幅美景：

25个船闸建设完成之后，每闸均有一坝；每一坝之旁，均可设一水电厂。綦江及蒲河两旁，可设无数之小工厂。初期设小钢铁厂及机器厂，然后榨油厂、罐头厂、油漆厂、制药厂等，数亦可观……

支流蒲河的3座闸坝完工后，当即移交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水道运输处接管，綦江主航道闸坝由导淮委员会成立的闸坝管理局管理，后来11座闸坝全部改由闸坝管理局统一管理。

1940年3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綦江水道运输管理处正式成立。沿江设立3个装卸站、8个督运站和1个船厂，分别管理煤铁装运和造船、船只修缮等事宜。最多时,自有船只434艘，租用商船643艘，员工2000余人。1939年至1945年运到重庆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原料累计达到42万多吨，支持了重庆钢铁工业的发展。

綦江筑坝工程为川江水系渠化治理之始，也是川江山区小河治理的一次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