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部，其土地面积，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本土中位居第一，人口数量，也一直位居各省之冠。在地形上，全省四周皆山脉，中部为平原与丘陵，故号“四川盆地”，民间传有“四川四川，四面是山，飞机飞不进，炮弹打不穿”的谚语。盆地内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充足，因而四川物产富饶，历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四川人民则具有“足智多谋，活泼灵动；情感热烈，革命性强；重创造不重模仿，习于勤劳，自尊心重；有艺术天才，自由思想浓厚；文武并重，富于储蓄心，忍耐力强”的秉性。

历史上的四川，曾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物质环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然条件。这就是思想意识上的封闭性，军事战略上的策应性，经济生活上的自给自足性，政治上的封建割据性。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经指出：“在中国地理上，具有独立资格的，只有广东和四川。”

考察团深入封闭蜀地

民国以来，四川陷于长时期的军阀混战之中。据不完全统计，自辛亥革命以后到1933年刘湘、刘文辉叔侄的“二刘之战”止，20余年中，四川发生大小战争多达470余次，平均每半月即有一次。军阀祸乱四川，不仅给四川人民与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破坏，也让许多生活在外省的人谈“川”色变，不敢进入四川。就连中央政府的一些统计资料，也大多没有四川的数字。

四川的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得到了很大改变。其原因，一是因为在1932年冬至1933年夏，四川发生了自民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 —— “ 二 刘 之 战 ” ； 二 是 在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进驻川北，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三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并于1934年底抵达湘黔边境，有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趋向；四是在1933年至1934年间，日本侵华部队不断在华北挑起事端，国人普遍关注未来对外战争爆发后国家根据地之所在，他们在关注西北的同时，也开始将视角转向比西北更加优越的西南特别是四川。

由此，先前封闭的四川，开始受到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全国性的一些著名报刊如《大公报》《华北先驱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以极大的兴趣和篇幅关注着四川发生的一切；一大批有识之士，也不畏道路之艰险和环境之险恶，克服种种困难，辗转前往四川考察；中国科学社、中国各地新闻界、中国工程师学会以及江浙等地的金融界代表等，也纷纷组团，深入四川各地进行考察。他们在打开四川封闭之门的同时，也开启了国人对四川重要地位的认识与宣传。

在入川考察途中，他们既看到了四川独享的山川胜景——“在四川，我们看到的山景多半是很雄峻的。山地的种植尤其不错，往往见到由山脚直到山顶，都满种着稻米及其他农产物，只有山顶上极小的地段，才有几棵树子。这种风景，在广东与江浙及其他地方都是见不到的。足见四川的天时好，地利好，人民也很耐劳。”也看到了四川凋敝的社会经济——“苛捐杂税之多，关卡之林立，以及他们偏种鸦片，币制之复杂纷乱，借贷利息之过高，交通之不便，运输之困难，治安之不良，知识之缺乏”等。但他们相信，人为造成的混乱、破败，是暂时的，是可以通过好的政府加以治理进行改变的。

鉴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甚至有些人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四川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有识之士眼中的四川1931年8月，前湖南督军汤芗铭，曾对刘湘的代表、四川著名经济学家刘航琛，四川善后督办公署驻汉办事处处长邱丙乙以及四川著名实业家胡仲实等人说道：“我看中国不久一定会受到外患，而外患之来必然是日本，日本人在中国的武力既以关东军作为武力，那么，未来的战争势将由东北打到西南。以地理观点而言，西南一定后亡。如果这个时期大家能够努力建设，可望做到西南不亡。”他还认为，只有“使后亡的西南，成为不亡的西南。必须这样，中国才有前途”。

1932年10月24日，曾任山西大学教授的卢蔚乾，在四川考察实业达半年之后，于民生公司举行的朝会上畅谈自己对四川的看法：

中国从前的战争，是由北而南渐的。现在的大侵略，是从东方压迫过来的。日本要想取得原料品于蕴藏极富之满州，以准备世界第二次大战，故甘冒不韪，以武力占据东三省。所以今日中日问题，乃是世界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我们预料二次世界大战，在五年以外、十年以内是要爆发的。……而且这战火是要在中国沿海打的。……四川界于西北西南之间，天产丰富，人物优秀，地势险要，在在可以有为。

与汤芗铭同时代的前四川省省长张澜，1933年曾出川考察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省，考察结束后也得出结论：“中国的民族性，以现在说，北方衰朽，长江流域脆薄，而两广却显出坚苦、强干、振作的气象。依我看来，将来黄河流域定亡，长江流域亦亡，救中国的定是西南。四川如能步其后，也可以救中国。”

1933年12月，刘航琛在一次讲演中，不仅说明了四川的重要地位，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建设西部应首先建设四川的构想：

中国沿海沿江，为危险区域，各险要地方，现在都为外人所据。一旦日本或其他国家要亡你，则第一步占据上海，第二步即可占据汉口。这样，若是把我们干的事业的中心，放在上海或汉口，简直不异于把建造的事业送给敌人。为免去敌人容易夺去的缘故，那么，选择的地方，决不应当放在滨江沿海，即是决定应当放在中国的西部。……所谓西部者，即川、滇、黔、甘、新之谓。陕、甘、新的今天，人不足，财不足，交通不足；滇、黔也是一样。然则目前首宜建造之地，其惟四川乎。

四川人口占中国五分之一（7800余万），财力一项，除广东外，无可与比。历年的横征暴敛，其总数尤多出于广东。虽然四川能够刮到几十年，人民自不免于痛苦，然即此也可见四川财力之雄厚了。又，交通有长江和其他的河流，比陕、甘、新、滇、黔都方便得多，所以说应在四川。

胡庶华首提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

胡庶华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冶金专家，也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他于1933年7月与人在上海发起成立“西北问题研究会”，并应当时主政陕西的杨虎城之邀，以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工程师学会董事的身份率团赴西北考察，事后形成西北考察报告。

该报告虽然提出了开发西北急需进行的事项，但也提出了西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人烟稀少等问题。

1934年5月，胡庶华又以团长的身份率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成员25人赴四川考察。考察团分成若干个小组，周历四川全境，分别对四川的公路、铁道、水利、水力、电力、地质、煤矿、盐业、钢铁等18个方面进行详细考察，事后形成考察报告并汇总为《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报告》，胡庶华负责撰写考察报告的总论。

在这篇不足2000字的考察团报告总论中，胡庶华首先叙述了该学会组团赴川考察的原因：

四川据长江上游，为西南堂奥，有130余万方里之土地，7000余万之人民，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地大物博，古称天府。自东北四省沦陷以来，国人鉴于外祸之日烈，急谋民族之复兴，除开发西北而外，又注重康藏问题。两者皆于四川有唇齿相依之势，国内学术团体，知四川地位之日臻重要，去年中国科学社在川举行年会，今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又有四川考察团之组织。

胡庶华还根据各考察小组的报告，提出了当时四川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设方向。最后，胡庶华根据“世界二次大战迟早无可避免，长江下游物产虽丰，而无险可守；西北可以自固，而残破不堪”的现实，以及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矿藏等方面的优势，得出了中国“将来重工业所在，以四川为最适宜之地点”的观点。而且还特别强调：四川“且以天时地利两擅优胜之故，可为将来复兴整个中华民族之根据地。愿吾国人勿忘四川，更愿四川不失其为民族生命线之四川也”。

回到湖南后，胡庶华又以其在四川考察时的所闻、所见与所想，在《湖南大学期刊》第2卷第5号上发表《四川的工业》一文，再次表达了四川乃“中华民族复兴之最好根据地，中华民族生命之最后支持点”的观点。

考虑到四川在复兴民族中的重要地位，1935年4月，胡庶华辞去湖南大学校长职务，应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之邀，出任重庆大学校长。随着对四川了解的进一步加深，他更坚信自己的观点，在其著述、文章与讲演中，多次表达出下列观点：

“四川有130余万方里，蕴藏丰富之土地，7000余万勤敏朴实之人民，重庆大学为四川最高学府之一，宜为发展天赋特殊优越之地位与本能，以形成整个民族复兴之中心。”

“ 四川在国防上为最后防擅优胜之故，可为将来复兴整个中华民族之根据地。愿吾国人勿忘四川，更愿四川不失其为民族生命线之四川也”。

“四川在国防上为最后防线，应有充分之物质建设，又以地大物博，有关国防之物资当不十分缺乏。”

“现在国际风云日急，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我国处于敌人不断进攻之下，战事之不能幸免，已为尽人皆知之事。既不能束手待毙，让人宰割，则在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应力求自拨之道，而最急切之工作，莫先于国防上之准备。四川天产丰富，煤、铁、电、盐、煤油、水力，无不应有尽有，人口5000余万，壮丁数百万，将来一旦战事发动，前方战士的派遣，后方医院的设立，军实粮秣的补充，均将仰给于此。定四川为复兴民族的根据地，抗战之主要后方，此人所共知者。”

同为考察团团员的著名实业家顾毓珍也撰文指出：

盖四川政局之平静与否，四川实业之发达与否，非特与川省人民有切身关系，即与外省人民亦有重大影响。不仅是也，我国处此国势凌弱、外患日迫之时，一旦海口封锁，原料断绝，则惟在赖诸国内固有之储藏，以川省物产之丰富，诚为我国可贵之宝库，足供一旦战争时之需要。或谓以四川之物产与天险，将为我国之经济中心，并可为我国最后之防线，非虚语也。

值得一提的是，胡庶华在考察报告中首先提出四川以“天时地利两擅优胜之故，可为将来复兴整个中华民族之根据地”的观点，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有关各方最早提出的以“四川为整个民族复兴根据地”的论述。该报告印行时，由刘湘作序，蒋介石题写封面，并分送国民政府所属有关部会及四川省政府，“一以供当局之参考，一以引国人之注意”。其对当时朝野各界之影响，不难预料。

四川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

1935年3月至10月，蒋介石在结束了长达半年的西南之行后，接连发表讲演。他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之根据地；“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方面，实在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他认为，“倘若四川不能安定，不能建设起来，整个国家也就没有富强、复兴的希望。所以，四川之治乱即中国兴亡之关键，今后四川决不可乱，一乱国家就要亡”。可见，蒋以四川为对日抗战的大后方的思想，与胡庶华表达的“且以天时地利两擅优胜之故，可为将来复兴整个中华民族之根据地”的思想一脉相承。

在充分认识四川的重要地位基础上，一些论者直接提出了开发四川及西南比开发西北更为重要、更为急迫的观点。

1934年，丁文江教授在谈论中国国防的根本问题时，曾指出：“要讲国防，不能不改良交通。单为国防计，应该赶紧把陇海或平绥铁路延长到迪化。但是不但路很远，而且造成功以后，每年一定要赔几千万的养路费。远不如先修川汉路，来开发四川，来利用它的富源，做国防上的准备。”

著名科学家任鸿隽也发表文章称：“四川天府之区，应该利用来做抵御外侮、复兴中国的根据地。所以整理四川，应该比开发西北尤为重要、急切。”

著名实业家卢作孚也发出了“目前的中国，许多人认为最有希望的要算是西南，要算是四川”的呼声。

四川的媒体，也不断刊文，说明四川对国家民族的重要。如1935年5月出版的《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5期中，就有这样的论述：“四川古称天府，至今此种地位未变。惜乎此天府之储藏，一半多消费于无谓之地，一半尚未开发。然所谓军需资源，所谓国民食料，其产额在全中国，仍首屈一指。故四川者，西南之经济中心而中国之最后生命线也。四川不救，中国未必有救；故救中国，自必先救四川；欲开发西北，亦必开发四川”。同时还有“国难当前，救四川乃所以救中国”；开发建设四川，“岂特四川民众之望，抑实黄帝子孙在洪涛骇浪中之一线生机也”的恳切表白。

此时的四川，就这样被历史的洪流推至人们的眼前，并为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埋下了历史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