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

虽然蒋介石早在1935年就已决定将四川作为对日抗战的大后方、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首都究竟迁到什么地方，却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是年11月12日蒋介石与林森晤面会商并共同决定迁都重庆之前，都没有国民政府究竟会将首都迁到某一具体地点的记载和说明。那么，重庆为什么能在四川乃至西南众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的不二选择呢？

笔者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除了重庆具有四川所包含的“地大、物博、人众以及深处内陆，不致遭敌人直接威胁”等优势外，重庆自身也具有几个方面的优势。

地理上处于“腹心”位置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西连三蜀，北通汉沔，南达滇黔，东接荆襄。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重庆在地理上处于中国的“腹心”位置，距中国陆地的最东端、最西端分别为3186公里、3150公里，距中国陆地的最南端、最北端分别为2934公里、2925公里。因此，重庆既是中国西部与中部、东部的结合点，又是联结中国西部地区西南、西北的枢纽。这种“腹心”位置，既有利于沿海地区工厂、学校、机关、人员向重庆迁移和疏散，也有利于大后方各地兵员、物资等向前方运送。

在空间上，重庆与上海的直线距离为1450余公里，与南京的直线距离为1200余公里，与武汉的直线距离约756公里。而从川鄂接口——宜昌到重庆的实际距离，则为560公里。在此约560公里至1450余公里的空间范围内，除了一条长江以及少量的航线相连外，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通的。即使是长江，大型船只也只能航行到宜昌。宜昌以上至重庆段的川江，夏季洪峰时波涛汹涌，冬季枯水时暗礁凸现，被人们称为航运中的“绝地”，航行十分困难和危险。

更为重要的是，重庆以东到湖北宜昌，均为崇山峻岭，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地势特别险要，易守难攻。且无公路、铁路相接，仅有的长江水道，也是水急、弯多、滩险。在当时的条件下，日军要从地面攻到重庆，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所以蒋介石在1935年3月2日抵达重庆的当天，就有“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的感慨。

数百上千公里的直线距离，使得重庆与战争、战区以及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从而保障首都的绝对安全。正如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山大学校长邹鲁1937年12月4日抵达重庆后，在回答记者“我们为什么要迁都重庆”这一问题时称：“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沿江沿海岸的防御武力，皆不及日本。因此，我们要求一个敌人的海军、陆军和空军都不能来的完善地方，作我们政府的根据地，这是中央政府迁渝主要原因。”

事实上，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将首都远迁数千里之外的重庆，应该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一个重大、正确的战略性决策。因为在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之后，无论是1940年5月至6月日军发动宜枣会战，西犯攻占宜昌，还是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南下攻占了作为重庆屏障的贵州独山、八寨，虽然都对重庆造成过一定的威胁，但日军地面部队始终未能进入四川，更没有到达重庆。

试想，如果当时国民政府不打算迁都重庆，接受了汪精卫关于“如须迁都，应以武汉或广州为宜”的建议，而武汉、广州在抗战爆发仅一年时间即告陷落，那么，此时的国民政府，要么屈服，要么再次迁都。因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1937年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上关于“国民政府迁移是为战略决策，且只可迁移一次”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地势上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

在自然地理上，重庆坐落在四川盆地东南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居于川东南延行的平行岭谷与川中丘陵、川南山地的结合部，地势地形变化极大。不仅在重庆城区这一狭小的范围内是“山高路不平，出门就爬坡”“城在山中，山在城中”，而且近郊的江北（今重庆市渝北区）、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等地，因为地质及地势上的原因，也是关隘林立，群山环峙。

重庆有着绝好的天然防御屏障。清乾隆《巴县志》在描述重庆的军事地位时称：“渝州虽东川腹壤，而石城削天，字水盘郭。山则九十九峰，飞拴攒锁于缙云、佛图之间。内水则嘉陵、白水会羌、涪、宕渠来自秦，外水则岷、沫衣带会金沙来自滇，赤水来自黔。俱虹盘渝城下，遥牵吴楚、闽越、两粤之舟。昔人以地属必争，置重镇，间为制抚军驻节，良有以也。”又有“惟渝城汇三江，冲五路，鞭长四百三十余里，俯瞰夔门，声息瞬应。而西玉垒，北剑阁，南邛崃、牂牁，左挟右带，控驭便捷。故渝城能守，可俾锦官风雨，坐安和会矣”的记载。民间也有“天生的重庆铁打的泸州”之说。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重庆军事形势的险固和军事地位的重要。

不仅如此，重庆还是著名的山城，清末名臣张之洞曾这样吟咏重庆：“名城危踞层崖上，鹰瞵鹗视雄三巴。”张安弦也对重庆有“山作城墙岩作柱，水为锁匙峡为关”的描述。重庆地下，到处都是坚硬的岩石，对于建筑防空避难设施，是再好不过了。在此方面，蒋介石虽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但与蒋过往甚密、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则留下了自己对此的看法。

1935年5月下旬，罗家伦“为了商量冀察事变的问题”，同时表述自己有关“对日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乘蒋介石专机自南京经重庆飞成都，向时在四川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进行陈述和请示。

此次飞临重庆，罗家伦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仅呆了一天即飞赴成都。3天之后，罗家伦因急于赶回南京主持中央大学的毕业典礼，乘专机经重庆转飞南京，但因重庆遇大雾，天气不好，不能飞行。罗家伦一行只能滞留重庆，等待天气好转。在两天半时间里，罗家伦对重庆及其附近地区作了考察，从而加深了对重庆的认识和了解。后来，罗家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因为气候不好，我们在重庆耽搁了二天半，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在重庆观察地点。因为我从汉口飞重庆的时候，观察过了宜昌以后山地的形势，便感觉到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的地点。回程到了重庆，我便存了一个心，为中央大学留意一块可以建设校址的地方。我亦了解在中日战争的过程中，空袭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重庆山势起伏，层岩叠障，易于防空，觉得这是一个战时设校的理想地点，像沙坪坝、老鹰岩，也是我游踪所到地方。可以说我这二天半在重庆的游览，赋给我对于重庆的形势一种亲切的认识。

罗家伦这样的文人，只在重庆待了两天半，就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时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的蒋介石，1935年在重庆呆了数月之久，且足迹遍布重庆及其附近的浮图关、老鹰岩、江北、南岸和广阳坝等地，他对重庆在未来战争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恐怕远在罗家伦之上。在蒋介石档案中，就曾于1935年3月7日留下了“甲、军事以利用天时、气候、地利、山河、道路与敌人阵势，以了战事。乙、须争先着，不争小利”的记载。

事实上，重庆城区到处是坚硬岩石以及周边的崇山峻岭，后来对战时首都重庆的防卫发挥过巨大作用。从1937年到1942年，重庆的防空避难设施从54个增加到1603个，其容量也从7208人增加到427673人。短短的6年间分别增加了29.69倍和59.32倍，为抗战时期重庆在遭受日机长时期、大规模、残酷野蛮的“无差别”轰炸下，保卫战时首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民政府各院部会正常地行使职能，发挥过重大、积极和特殊的作用。

气候多雾避过日机全年轰炸

重庆位于北半球副热带内陆地区，气候温和，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其气候特征犹如民间俗谚所称：“春早气温不稳定，夏长酷热多伏旱，秋凉绵绵阴雨天，冬暖少雪云雾多。”温和的气候，不仅适宜人居住，也适宜粮食和蔬菜生长，所谓“四季宜农”是也。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红薯、高粱等，经济作物则有油菜、花生、大豆。至于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一年四季都不曾断过。

重庆曾是有名的“雾都”，每年秋末至次年春初，大多处于浓雾之中，年平均有雾的日子多达近百天。每逢雾天，满城云缠雾绕，大街小巷缥缈迷离，数百米之外不见人影。著名作家张恨水在《重庆旅感录》一文中写道：凡游历四川者，虽是走马看花，但却有两点不可磨灭的印象，“其一为山，其二为雾”。他在描写重庆的“雾”时，这样写道：

就愚在川所经历，大抵国历十一月开始入雾瘴时期，至明年三月渐渐明朗。即明朗矣，亦阴雨时作，不能久晴，苟非久惯旅行，贸然入川，健康必难久持。其在雾罩时期，昼无日光，夜无星月，长作深灰色，不辨时刻。晨昏更多湿雾，云气弥漫，甚至数丈外混然无睹。

抗战时期，在日本陆军地面部队不能到达、只能靠空军进行远程轰炸时，这种浓雾对重庆形成了天然保护屏障，以至于在抗战时期日机对重庆所实施的长达5年半的野蛮轰炸中，每年只能在4月至9月间进行。而在当年10月至次年4月，则给重庆人民留下了一段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空隙。

从抗战时期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情况来看，有数据统计，1939年从1月7日始至10月5日止（1 月）3次轰炸为试探性轰炸，大规模的轰炸从5月3日开始），1940年的轰炸从4月24日起至10月26日止（日军是年所制定的大规模轰炸重庆的“101号作战计划”，其预定的时限也是从4月到9月），1941年的轰炸从1月2日起至9月28日止（其中1月1次，3月1次，大规模的轰炸也是从5月开始的）。虽然日机狂轰滥炸，但几乎每年都能给重庆人民留下半年喘息的机会，这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是多么难得。

相信带兵打仗又颇重视防空的蒋介石，在考虑迁都这一重大问题时，对此也是有所虑及的。

水运交通优势发挥巨大作用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城区又恰恰位于长江、嘉陵江的汇合处，交通十分便利。

借助长江水运，重庆向东可直达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并通联于世界各地，把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各地紧密地联系起来；向西又可通过长江、嘉陵江及其众多的支流，沟通与四川其他各地以及贵州、云南、陕南、甘南等地的联系。在四川境内，长江流经四川的长度虽达到2800公里，但其中心点和枢纽，则是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特别是长江的重要支流嘉陵江，总长800余公里，流域面积多达16.3万平方公里，而且通过嘉陵江的支流渠江、涪江，还连接了广大的川西北、陕南、甘南地区。

在近代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工具出现之前，四川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绝大部分物资运输，都是通过纵横交错的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到重庆，再由重庆运往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的货物，也以重庆为集散地，再通过水路纷纷转运到广大的四川及西南、西北各地。重庆不愧有“隐握长江上游之牛耳，西南诸省之锁钥”之谓。

重庆的这种交通优势，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铁路缺乏，公路、航空运输刚刚起步之际，显得特别重要，对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也不无影响。

当时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官员，除极少数乘飞机到达、极个别从陆路乘车辗转抵达重庆外，90%以上的人，都是通过长江水运，乘船抵达重庆的；内迁的机器、物资与设备，则几乎全部是通过长江水运到达重庆，然后再通过重庆分转各地。在内迁的机器设备中，“其中或有一件即重十余吨至二三十吨者”，这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陆运、空运是根本不可能搬走的，但通过长江水运，却能将这些庞然大物，完整地运到重庆。而战时西南各地数百万的壮丁，大量的粮食，各种各样的军需品，以及以重庆为中心生产的枪炮及其弹药，也主要是通过长江运往前线战场。

对此，主持当时内迁运输事宜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于1943年写道：

对日作战以后，……那时自己正在南京帮助中央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的时候，告诉民生公司的人员：“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这个期望，公司实践了。四川需要赶运四个师，两个独立旅到前方，公司集中了所有的轮船，替他两个星期由重庆、万县赶运到宜昌。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的工厂撤退，民生公司的轮船即以镇江为接运的起点，协助撤退。接着又从南京起，撤退政府的人员和公物，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从芜湖起，撤退金陵兵工厂，从汉口起，撤退所有兵工厂及钢铁厂。第一期运12000吨，两个月间完成了。第二期运80000吨，分为两段，集中扬子江上游轮船，担任宜昌、重庆间一段，集中扬子江中下游轮船，担任汉口、宜昌间一段。这时除这80000吨以外，还有政府的全部，学校的大部，航空委员会航空器材的全部，民间工厂的大部，通通需要内迁，其总量又远在80000吨以上。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30000以上待运的人员，90000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我恰飞到宜昌，看着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责骂。我才商船舶运输司令部召集会议，呼请“停止交涉”，以便“办理运输”。因为扬子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于是估计轮船40天的运输能力，请各机关据此分配吨位，各自选运主要器材，配合成套，先行起运，其余交由木船运输，或待40天后，另订计划运输。如来不及，或竞准备抛弃。至于何轮装运何机关器材，由我帮助分配。各机关完全表示同意。于是开始执行，效能提高，不止加倍。40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一位朋友晏阳初君称这个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其紧张或与“敦刻尔克”无多差异。

试想，在当时的历史件下，如果没有长江这个水上交通大通道，而是靠汽车或飞机，要将如此多的人员和物资运到远离南京数千里的重庆，是根本不可能的。可见重庆在交通运输上的优势与便利，也应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实为多种历史因素综合的结果。

重庆于1891年开埠，是西部地区开埠最早的城市。到抗战爆发前夕，已发展成为整个西部地区城市人口最多且最具规模的近代城市，是四川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工业、金融和商贸中心。除此之外，近代以来，重庆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军事战略地位，以及便利的交通、发达的商贸、兴盛的金融等，在民国时期一直是各路军阀争夺的焦点。素有“四川王”之称的刘湘，就是依托重庆的便利与富庶，打败各路军阀。但是，随着1935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国民党中央的各种势力开始渗入重庆并以重庆为据点，向四川及西南各省大肆拓展，致使刘湘对重庆的控制逐步削弱，国民党中央对重庆的控制则一步步加强。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在重庆正式成立，重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大权，均牢牢控制在其手中。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国民政府对川康军队的整理以及“川军国家化”的成功，大大减少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各种阻力，从而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基础。

做战时首都，如果单就城市而言，可能当时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具备条件或者超越重庆，但如果综合考察，则非重庆莫属。这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迁都惟一选择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