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俞荣新
1953年2月，毛泽东在由武汉乘船前往南京的路上，大胆提出在三峡卡住长江，修建大型水利枢纽的思路。这一重要思路，直接促成了国家对三峡水利工程长达40年大规模可行性论证工作的上马。论证过程中，在150米（正常蓄水位）方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之前重庆提出了180米方案，直接促成了国务院对三峡工程的重新科学论证，对最终的175米方案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重庆提出180米方案的历史背景——150米方案引发的“震动”
重庆所在的西南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不仅具有自身经济发展的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是支援全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无论是从区域经济，还是从全国范围来讲，开发大西南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交通运输是开发大西南的重要条件。重庆作为西南工商业重镇，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是西南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是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的连接点。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对重庆的影响，不仅是重庆的问题，而且还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因此，对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的选择，应充分论证，慎重对待。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2月成立了长江水利委员会，1956年以长江水利委员会为基础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长办对三峡水利枢纽正常蓄水位进行了反复研究。200米和190米方案综合利用效益巨大，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可行，唯淹没损失大，移民总数多，限于当时国力，实施起来有一定困难。150米、160米方案淹没移民虽然较少，但综合效益低，也难于解决川江航运问题。1983年初，长办向国务院提交了《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1984年1月，长办又向中央上报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正常蓄水位180米方案研究报告》。1984年初，重庆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按150米方案进行前期准备的文件。3月，国务院总理在视察重庆时也谈到三峡工程已初步确定为150米方案。在此之前，重庆既没有参加过有关三峡工程的论证会或其他任何会议，也没有看到过任何有关的文件或资料，因此对三峡工程的情况一无所知。看到国务院的文件，听到总理的谈话后，才知道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确定了150米方案。1984年4月，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原则批准了这一方案。由于这个方案直接关系到重庆的未来，且问题已迫在眉睫，所以重庆市委立即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了专门班子，调查研究150米方案对重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50米方案将给重庆政治、经济的发展造成极为严重的不利影响。而1984年1月长办向中央上报的180米方案其投资、淹没、移民比150米方案虽然有一定增加，但综合效益大，又能基本解决川江航运问题，是一个适中的方案。为了抢在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150米方案之前，重庆仓促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180米方案。
重庆提出180米方案的依据——与150米方案利弊比较
水库泥沙淤积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因水库回水末端泥沙淤积和上延而造成的碍航问题更是十分普遍而严重的现象。这个问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世界性科研课题，一般建坝都是把回水变动段置于主要通航河段以上。因此在我国的长江主航道建坝，回水末端放在什么位置显得尤其重要。
三峡大坝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恰恰放在重庆以下的洛碛与忠县之间长约180公里的河段，这个位置于重庆十分不利。这样，实际上把作为西南水陆交通枢纽的重庆港置于库区之外，使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万吨级船队（4×3000吨）难以直达重庆。在回水变动段内还可能因泥沙淤积出浅碍航，造成新的“卡口”，使川江航道有可能更加恶化。理由是：
第一，回水变动段地形不利。洛碛到忠县回水变动段属浅滩多淤河道，解放前该段河道滩险和碍航礁石200多处，最小航深2.1米。解放后经过整治有了好转，航深由2.1米提高到2.9米，可常年通航1000—1500吨驳船组成的船队，年通过能力下水位2000万吨，上水位1400万吨。但到上世纪80年代该河段的特征仍然是：河势平缓，河床宽阔，航道弯曲，浅滩密布。浅滩河段共有19处，川江著名的浅滩上洛碛、下洛碛、王家滩、忠州三湾的倒脱靴、滥泥湾、折桅子均在此段。平均纵坡降0.19‰，表面流速1-3米/秒，洪水期江面宽度一般在800米以上，大部分为卵石河床，边滩和江心洲较多，这种河床条件更易于泥沙淤积。在天然状况下，该河段“涨淤落冲”基本平衡。据长航川江航道区多年观测资料，汛期进入该河段的泥沙，在浅滩河段，卵石淤厚为0.3-1.0米，在宽滩河段，局部地区泥沙淤厚达10-30米。因汛后水流归槽的冲沙作用，在枯水期仍能维持2.9米的最小航深。但是，建库后，回水抬高，流速减慢，改变了原来的水沙条件；同时，150米方案的水库调度曲线表明，该河段的冲沙期正是水库的蓄水期，汛期淤积的泥沙再也无法冲走，逐年积累，淤积必然日趋严重。
第二，进入回水变动段的泥沙绝对量很大。长江（宜昌站）多年平均输沙量为5.2亿吨，居世界第四。重庆港位于长江、嘉陵江的汇合处，嘉陵江多年平均输沙量为1.67亿吨，居长江水系之首。因上游水土流失加剧，含沙量有增加的趋势。加上重庆以上长江干流年输沙量为3.26亿吨，每年即有4.9亿吨以上的泥沙进入回水变动段。这样多的泥沙受回水顶托，淤积是不可避免的。采取人工的办法清淤，当时还提不出可靠的措施与办法。根据长办资料，三峡进库泥沙中，底沙约占1%，为500万吨左右，其中大于10毫米的卵石为70吨，由于底沙对流速反应十分敏感，进库后，流速减缓，首先在库尾淤积，同时在进库泥沙中，小于0.1毫米的细沙含量高达80%以上，这些细沙在建库前是不参与造床作用的，建库后就参与造床作用了。据长办早期资料，其中大半将在库尾三角洲的顶部及前坡淤积，使库尾三角洲迅速加高，并向坝前推进，使回水变动段易于出浅。
第三，类似三峡的四川龚嘴水库、湖北黄龙滩水库的运行情况，证实三峡水库回水变动段泥沙淤积、上延及碍航问题是十分可能的。大渡河上龚嘴水库，平均含沙量0.7公斤/立方米，比三峡1.17公斤/立方米还小，水库长30多公里，河流坡降比长江大（也是峡谷区）。从1972年蓄水发电到1980年，库容从3.45亿立方米减为1.8亿立方米，淤积了44%，每年入库泥沙70%—80%落淤在库内；在回水变动段，每年增加淤积量12—60万立方米，平均淤厚0.2米，并出现明显的库尾三角洲，这个三角洲的洲面和回水末端的水位不断抬高，起淤点不断向上游延伸，仅1979年就比1974年抬高了1.57米。湖北堵河黄龙滩水库，情况与龚嘴水库相似，从1974年到1980年，入库泥沙淤积率达92%；水库长93公里，在回水变动区淤积量占入库泥沙的48%。1980年发生百年一遇大洪水，水库大泄，当时仍有86%的泥沙淤在库内。由于库尾淤积，枯水期小木船也难航行。
第四，当时电算（数学模型）难于准确预测回水变动段泥沙分布与航深。长办电算资料表明，即使乐观估计，150米方案20年淤后，平沙坝最小水深为2.8米，白河壁为2.7米，也要出浅碍航。而长寿到重庆仍为天然河道，枯水季仅能维持现有的2.9米最小航深，远不能满足万吨级船队所需最小航深3.5—4.0米的要求。而且一维电算难以反映三维泥沙淤积的实际情况，更无法预测航深。长办1978年提出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坝址选择补充设计阶段正常高水位选择补充报告》中也认为，目前国内外泥沙研究水平难于确切估计（包括电算手段）回水变动段的淤积情况。葛洲坝工程回水计算成果与实际情况的较大出入就证实了这点。葛洲坝工程回水一维电算原预计是回到秭归、巴东附近长约100公里，但长航及巫山水文站实测回水影响长达170—200公里。
上述各条说明，按150米方案建坝后，回水变动段有可能在成库初期的枯水季就出浅碍航，多年累积性淤积后，航深很可能回复到川江整治前的2.1米。那时，川江现行客轮和驳船队就不能通过，只能改组为小船上达重庆。而且，在多淤少冲情况下，回水变动段上段75公里内的6处浅滩还可能形成连续的沙卵石浅滩群，堵住重庆港进出口要道。当淤积逐年上延，还可能影响到重庆港和锚地，堵住重庆的“大门”，堵塞西南地区与华中、华东相联系的交通咽喉，将长江东西航运分割为两段。由于整个川江航运通过重庆港的货运量占80%以上，重庆以下不到20%，这不仅会严重影响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而且将影响到华中、华东地区的燃料、原料供应。
180米方案，坝顶高程195米，正常蓄水位180米，死水位150米，防洪限制水位158米（详见附表二）。与150米方案相比，其主要利弊是：
第一，180米方案能较好地解决防洪问题。150米方案防洪库容仅73亿立方米（千年一遇为220亿立方米），只能预防百年一遇以下的洪灾，对百年一遇到千年一遇以上洪水难以解决。而180米方案防洪库容增加到197亿立方米（千年一遇为324亿立方米），可使荆江地区防洪标准由150米方案的百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即使发生1870年那样的特大洪水，经过调度，可争取荆州大堤不溃决，使长江中下游免受毁灭性的洪灾，这是150米方案办不到的。根据长办资料，180米方案多年平均防洪效益为5亿元，与150米方案的2.1亿元相比，增加2.9亿元。
第二，180米方案能较充分地利用三峡水力资源。180米方案装机容量2080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901亿度，比150米方案多装机780万千瓦，每年平均多发255亿度电，这对改变华中、华东用电紧张状况大有好处。按当时每度电3.5分计，180米方案比150米方案每年增加直接效益8.93亿元。
第三，180米方案，可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创造有利条件，而150米方案难以实现南水北调。
第四，最重要的是，180米方案使重庆港处于三峡水库库区内，库区将形成600至700公里的深水航道，重庆以下航道的急流险滩全被淹没，川江航运将有较大的改善。重庆港每年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深水库区，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改变了150米方案可能卡住川江中断航道、堵塞重庆港的严重局面。为以重庆港为中心组织现代化的西南内河运输网，做到江海直达、干支相连，江河湖海相通；为开发大西南，振兴四川经济，支援华东、华中经济建设，充分发挥长江航运能力创造了条件。
第五，180米方案，淹没耕地34.2万亩，比150米方案增加23.05万亩；迁移人口105.05万人，增加72.19万人。但180米方案每万千瓦的淹没指标远远低于我国绝大部分已建、在建和拟建大型水电站（见附表三）。中央准备设立特区，采取改革性方法发展特区经济，进行开发性安置，移民问题有可能得到较好解决。
第六，根据长办资料，在第一批机组发电前的10年，180米方案比150米方案每年平均只增加投资1亿元；在第一批机组发电后的7年，每年平均只增加投资7亿元。而发电后到竣工，每年比150米方案约多收入电费6亿元，实际每年增加约1亿元的投资。（见附表一）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我国的国力是完全可以承担的。
综上所述，180米方案综合效益明显地优于150米方案。但是，经过初步推算，180米方案每年回水变动段，上至重庆江津县油溪附近，下至重庆港以上不远的地方，考虑到回水变动段泥沙淤积可能向下推移，容易对重庆港区产生不利影响，在作可行性研究时，可将防洪限制水位和死水位适当提高，以便把回水变动段上移到离重庆港以上更远的适当位置。为了进一步解决180米方案回水变动段的泥沙淤积问题，三峡工程还应与整个长江水系的开发利用配合起来，有计划地在长江上游干支流上建设水库，并做好绿化造林、水土保持工作。180米方案正好与规划的朱阳溪枢纽相衔接，有利于长江干支流第三梯级的开发。
重庆提出180米方案的根本原因——两害相权取其轻
长江三峡工程是举世无双的历史性工程，它具有巨大的综合效益。重庆对党中央、国务院兴建三峡工程的决策是拥护的。从1958年成都会议到1980年代重庆市总体规划，凡系大中型工程及一切重要项目建设，都是严格按照三峡工程200米方案回水高程进行控制的。对于200米方案回水高程以下的大型工厂作了相应的处理。为了增大防洪发电效益，为了彻底改善川江航运条件，即使淹没部分市区和土地，重庆也早有思想准备。1984年，重庆市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协建长江三峡工程办公室”，以便与中央有关部门配合，在三峡工程建设中作出重庆应有的贡献。
重庆是靠长江航运发展起来的，长江航运的兴衰直接关系到重庆的兴衰。所以，重庆在研究三峡工程时，把着眼点首先放在对长江航运的影响上。
从150米方案看：由于回水变动段是在重庆以下100公里左右的长寿到忠县一带，所以，不仅重庆港的水深得不到改善，而且还会因回水变动段的泥沙淤积造成碍航，卡住重庆港的脖子，使重庆港成为死港。150米方案对航运的作用，仅仅是改善了三峡大坝到石宝寨300公里左右的航道。但三峡大坝到重庆约600公里，这种局部航运的改变，对整个川江航运来说作用并不大，不仅万吨船队到不了重庆，同时还会因为回水变动段的泥沙淤积、三峡大坝与葛洲坝之间因发电调峰而产生的不稳定流以及坝下河床下切等对航运的影响而形成上下卡口，使这段得到改善的航道很难发挥作用。
从180米方案看：由于水位抬高，回水变动段将推至重庆以上的江津附近，重庆港水深增加，三峡大坝至重庆的航道有望得到改善，万吨船队一年之中有几个月可达重庆。但是，这是以重庆以上航道的恶化、扩大淹没面积和加剧上游洪水灾害为代价换取的。从长远看，后果与150米方案一样，回水变动段的泥沙淤积仍会使重庆港失去作用，同时，还会因回水变动段的影响，造成嘉陵江与长江航运不能相通。嘉陵江是川江最大的支流，上与宝成铁路、川甘、川陕公路相通，下与成渝、襄渝、川黔铁路及长江干流相接，每年承担四川1/5到1/4的水运量，是四川连接南北的天然水陆联运干线。一旦航运受到影响，其后果十分严重。
水库的淤积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水库回水变动段的泥沙淤积是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当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三峡工程无论是采取150米方案，还是采取180米方案，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因泥沙淤积而碍航的问题。鉴于这种情况，重庆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市三峡办和市港务局等各方面专家都明确表示：我们既不赞成150米方案，也不赞成180米方案，因为这两种方案，从长远看都是一种结果。重庆之所以提出180米方案，是因为在中央已经决定修建三峡工程的前提下，仅仅从重庆的角度，把150米方案和180米方案作比较后提出来的。所以，这一方案既不是在进行充分、全面、综合论证的基础上产生的，也不是切实可行的最佳方案。对重庆来说，150米方案恼火，180米方案也恼火，因为中央已经决定要修建三峡工程，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
重庆180米方案对三峡论证的影响——175米方案一锤定音
1984年10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向邓小平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建议将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由150米提高到180米，以便万吨级船队能直达重庆。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总理指示两条：（一）泥沙淤积问题未正式得出结论以前三峡工程不正式开工；（二）国务院相关部门对150米、180米或其他高水位方案的利弊进行比较。之后，国家科委受国务院委托，对三峡工程的水位进一步组织了论证。
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
1986年11月，原水利电力部成立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聘请国务院所属12个院所、28所高等院校和8个省市专业部门共40个专业的412位专业人士，分十四个专题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重新论证。
1988年11月，论证工作全部结束。1989年9月，在重新论证的基础上，编写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结论是：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可行性研究报告对于三峡工程的建设方案，推荐采用“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方案。报告指出:大坝坝顶为185米，一次建成，初期运行水位为156米，最终正常蓄水位为175米。水库总库容为394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21.5立方米，水电站装机总容量1768万千瓦，年发电量840亿千瓦时。移民不间断迁移，20年移完。大坝坝址位于湖北宜昌三斗坪，施工总工期18年。工程静态总投资571亿元。
1990年7月，国务院成立由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任主任的21人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分10个专题，聘请163位专家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1991年8月3日，审查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
1992年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认真审议了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同意兴建三峡工程，并提请即将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继1955年三门峡水电站之后第二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工程建设议案。
1992年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对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表决。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表决通过了三峡工程议案，决定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1994年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宜昌三斗坪举行的三峡工程开工典礼上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三峡工程在施工建设的过程中，已先后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实现了135米水位和156米水位的蓄水目标。2008年和2009年，三峡工程两次进行175米试验性蓄水，但分别只蓄至172.8米和171.43米。2012年9月10日，三峡工程启动第三次175米试验性蓄水，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冲顶175米成功。蓄水至175米，使三峡成为一座库容393亿立方米的峡谷型水库，可拦洪库容达221.5亿立方米，相当于4个荆江分洪区的蓄洪量。由此，长江最险处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可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即使出现千年一遇的洪水，三峡工程配合荆江分洪等分蓄洪工程的运用，也可避免下游江汉平原发生毁灭性灾害。在175米水位，三峡左右岸安装的26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满负荷运转，年均发电量达847亿千瓦时，比水位在156米时增加100多亿千瓦时，相当于6个半葛洲坝电站。三峡蓄水175米后，宜昌至重庆660公里的航道可直达万吨级船队，航运成本降低1/3以上，长江航道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与此同时，三峡蓄水至175米后，这座库容近400亿立方米的巨型水库，使我国拥有了一个巨大的水资源储备库，三峡工程的生态补水抗旱功能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