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重庆数千年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重庆，由一座偏处内陆的古老城市，一跃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外交、社会的统治中心与活动中心；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它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同时，它也逐渐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纽约、莫斯科、伦敦齐名的国际名城。

战时重庆，由于其政治地位迅猛提高，已远非昔日可比。

重庆直辖，表明国民政府抗战决心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但在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里，重庆的政治地位并不重要，仅就四川而言，也远逊于成都。直到19世纪末重庆开埠以后，其重要的经济、军事、政治地位才日益显现并为各方重视。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护国战争”，重庆都是四川地区的中心。进入民国以后，重庆更成为各路军阀争夺的重镇。在各路军阀的争夺与混战中，重庆市政的胚胎开始萌芽。

1921年11月，占据重庆的四川各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刘湘设重庆商埠督办，以川军第2军军长杨森兼任督办。1922年8月，杨森败走，邓锡侯进驻重庆，并于次年2月改商埠督办为市政公所，办理重庆市政。1926年6月，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的身份再次进据重庆，又改市政公所为商埠督办公署，先后以唐式遵、潘文华为督办，主持市政建设事宜。此后不久，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刘湘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以商埠督办名义定自北洋政府，遂改重庆商埠督办公署为市政厅”，1929年2月15日，又改重庆市政厅为重庆市政府。至此，重庆正式建市并于1934年10月15日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定为省辖乙种市。

重庆建市后，以其地位重要，曾于建市之初的1930年和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两次呈请国民政府改重庆为行政院直辖的甲种市，但均因其条件不符合国民政府颁行的《市组织法》中院属甲种市3项条件中的任何一项，而未获批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战争的压力下被迫迁都重庆。1937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直属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抵达重庆，并迅速于12月1日在重庆大溪沟简陋的新址（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地）正式办公。在随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中央部门，历经艰辛，辗转迁抵重庆。

应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和战争不断升级扩大这一特殊的历史缘由和需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迁抵重庆，并在重庆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此外，战前不同政见、不同治国主张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也纷纷抵达重庆。先前来往、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大批豪士俊杰和社会名流，也如百川归海般汇聚重庆。战时重庆，因多种力量、因素的综合，共同推动，使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重庆政治地位的提高，市区人口的增加以及战争所带来的特殊地位——战时首都，既使之基本符合了行政院直属市的各项条件，更需要有与其重要地位相适应的市政组织。为此，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等21人于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向大会提交了《建议改重庆市为甲种市案》的提案并获得大会通过，决议送政府参考。

国民政府行政院奉悉后，于1938年10月11日举行的第384次会议上，决议“重庆市政府暂准援照直属市之组织，将所属局长改为简任待遇，并除原有警察局外，增设社会、财政、工务、卫生四局。市组织法第9条列举各款，除营业税外，均划为市财政收入，并由中央酌予补助。会计应行独立，会计主任由国民政府主计处派员充任。该市仍隶属于四川省政府，惟为增加行政效率，以赴紧要事功起见，该市政府遇必要时，得迳函本院秘书处转呈核示，同时呈报四川省政府。”重庆市政府奉令后，即于1939年1月起扩大市政府组织，将原有社会、教育两科合并改设社会局，财政、工务两科分别扩大为财政、工务两局，警察局仍旧，但内部组织加以扩充，另增设卫生局及会计室，并仍设置秘书处，使市政府的组织不仅提高，且更趋完善。

1939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向战时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委员会提议，以重庆市向为西南重要商埠，现在又成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为由，建议立即改重庆市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以提高行政效率。该提议得到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批准，从而完成了改重庆市为行政院直属市的法律程序，所余的就只是待机公布了。

是年初夏，日机对重庆实施“五三”“五四”大轰炸，给重庆城市带来巨大的损失。重庆人民于大轰炸后表现出的不畏强暴、坚持抗战的决心、信心和勇气，促使国民政府于大轰炸之次日（即5月5日），毅然决然地向全国乃至整个世界发布了“重庆市，著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 的明令。用短短的14个字，回答了日机的野蛮轰炸，回报了重庆市民的巨大牺牲，表明了政府当局的抗战决心，同时也大大提升了重庆的行政级别与政治地位。

成为陪都，共谋新重庆建设

1939年，升格为直辖市后的重庆，在地位提高、组织健全的同时，各项恢复性的建设也在政府与市民的合力下于大轰炸的空隙渐次开展并日见成效，这让重庆市民看到了重庆的发展潜力和未来的发展希望。

1939年10月1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上，参议员李奎安、温少鹤、汪云松等人认为：“重庆市为目前我国之战时首都，又为惟一重要之直辖市，其在大后方之地位，实系首屈一指。……举凡大工商业中心之条件，均已具备。是故重庆市在目前之为战时首要地区，在未来为我国西南重镇，其更远之前途，可发展为国际城市。”为把重庆建设成为“‘现代化之大重庆市’并使之跻于国际都市之林”，他们建议由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与重庆市各法团共同组成“大重庆市建设期成会”，负责重庆建设的各项规划与设计。

此建议得到了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支持。12月1日，“重庆市建设期成会”正式成立，并聘请各界专家50人进行重庆现状的调查与未来建设计划的制定，共谋大重庆的建设并最终形成了《重庆市建设方案》。

1940年4月1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并通过了该方案。该方案是重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全面建设重庆市的方案，在《方案正文》的第一项《建设之前提》里，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请政府明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战时之行都，战后永远之陪都”的建议。方案认为：

重庆市之重要地位，现已渐为一般所公认。其在抗战时期，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并为抗战领导机构之所在地，固无论矣；即在抗战胜利之后，亦可预测其未来之发展，有无限光明之前途。从现有之趋势观察，将来重庆市必为长期西南建设之重心，预计其必所发展为我国伟大之内陆城市，若美之芝加哥，俄之莫斯科然。然重庆市迄未在政治上明令赋予确定之地位。今云建设，当宜先有一目标，先有一前提，以便决其规模，定其步骤，故宜由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暨国防最高委员会，请明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战时之行都，战后永远之陪都，俾待将来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之后，重庆仍能在政治上保留其确定之地位。

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提出“明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战时之行都，战后永远之陪都”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迫使国民政府在1940年底屈服的目的，加紧运用武力与阴谋。一方面利用汪精卫作为威胁国民政府的手段，甚至直接扶植汪精卫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建立汪伪“国民政府”，发布所谓的《还都宣言》，举行声势浩大的“国府还都”典礼和活动，企图以此扰乱国际社会视听并争取部分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加紧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和对中国政略战略中枢——重庆的轰炸。

1940年5月，日军发起宜枣会战并于6月12日攻占了重庆门户——湖北宜昌。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更利用其航空业的迅猛发展及其航空作战飞机数量的增加和飞机性能的加强，于1940年5月13日制定了以轰炸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为主要目标的“101号作战”计划。“101号作战”自1940年5月开始至9月初结束，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日机共出动飞机2664架轰炸重庆，投弹10024枚约1405吨，炸死重庆市民4119人，炸伤5411人，毁房屋6952幢，给重庆市民的生命财产和重庆城市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损失和破坏。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而残酷的轰炸及其妄图毁灭重庆的阴谋，重庆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强调指出：

重庆市民断不能因敌机之威胁而失去一物，此物实为敌人所欲剥夺者，换言之，即重庆市民决不因空袭而动摇其坚强不拔之抗战意志是也。……敌人或欲妄图毁灭重庆，然吾人则深信重庆断乎不致沦为废墟，倘即成废墟，吾人亦必决心在此瓦砾之基础上，重建未来之光荣。

重庆纵使被炸成为平地，吾人亦当以血汗于废墟上建立光明灿烂之新重庆，虽茅室斗室，不嫌其陋，珍惜之，爱护之，不轻易离开寸土，以粉碎敌人毁灭重庆之迷梦。

纵使重庆全成焦土，中国人民亦必在政府领导下，与日本军阀继续搏斗，决不屈服。

时任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更是满怀激情地声称，对于因轰炸所造成的各种损毁，“深信为抗战期间不可避免的牺牲，亦即为国民对国家应有之贡献，故毫无怨言而坚敌忾同仇之心”。康心如高呼：“旧重庆今已为敌机滥炸，毁其大半，新重庆则正在孕育中。”为此，他代表数十万英勇的重庆市民和于狂轰滥炸中屹立不动的重庆城市，“希望政府当局对于新重庆之建设，早有详尽擘划，务期适合现代需要而一劳永逸，树立市民福利百年之基”。他进而重提于大轰炸中确立重庆陪都地位的积极意义和重大作用：

尤有进者，即市参议会前曾建议政府明定重庆为战时首都，抗战后为永久陪都，若政府采纳，则新重庆不仅将为重要商业都市，同时亦为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重庆之繁荣，可以预卜，实重庆市民之幸也。市参议会必竭全力协助政府，完成建设新重庆之使命，以协力建设，答复敌机轰炸。

重庆各大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轰炸毁灭重庆的阴谋，颂扬、赞赏重庆人民于大轰炸中所承受的巨大牺牲及其表现出来的沉着镇静与高昂斗志，描绘、规划未来重庆的美好前景和建设蓝图，呼吁并强调政府当局于建设未来新重庆中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重庆《国民公报》在一篇题为《新重庆在孕育中》的社论中，就明确指出：

时至今日，吾人更认定建设新重庆，实刻不容缓，应由政府早定计划。重庆现在是战时首都，将来是永久陪都，故建设新重庆就是为全国建设树立楷模。……际此敌寇以轰炸威胁我们的时候，我们更要以全力建设，答复敌机之轰炸。

而要建设新重庆，依据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所拟的《重庆市建设方案》，其首要前提就是要确立重庆为“战时行都、战后永久陪都”之政治地位。在重庆各界的强烈要求和呼吁下，1940年8月14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名义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建议：“请明定重庆永为陪都之一，俾当地一切建设事业，益得按期迈进，发皇光大，永久勿替。奠西都之宏规，慰市民之喁望。”

国防最高委员会接到行政院致函后，于1940年8月15日举行第38次常务会议，该会讨论决议的第一项议案就是“行政院函请明定重庆永为陪都”案并决议“通过”。在一番字句的斟酌与修辞之后，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了定重庆为陪都的明令：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闳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慰舆情，而彰懋典。此令。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短短的两年间，继改重庆为直辖市后，又明令定重庆为陪都，既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也是战时重庆政治地位不断上升、提高的历史必然。它标志着，从此以后，重庆将“突出四川的范围成为号召全国的大都市，同时亦在政治上成为国际城市，而与伦敦、柏林、巴黎、华盛顿、莫斯科等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