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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农民反抗“烟捐”的斗争故事

2018-01-19 17:53:02来源:重庆党史网

 

陈朝权

 

军阀割据时期,在政权众多的苛政中,最为特别和最难自圆其说的莫过于危害百姓最深的“鸦片烟捐”。四川大小军阀为“广开财源”,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以收鸦片烟捐,又碍于鸦片烟是毒品,故掩耳盗铃地称鸦片烟捐为“罚款”,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农民如拒种鸦片烟则要抽“懒捐”。驻荣昌的军阀部队每年都要征收34年的“田赋”,驻军在“防区”内还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以收取高额鸦片捐。因此,发生了荣昌农民反抗“烟捐”的武装斗争。现将时隔90多年的斗争故事公之于世。

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于1923年始种鸦片,1924年种植区域遍及全县,其中,峰高所产鸦片质地特好,称之为“枣泥”,当时市价每两为大洋5角。征“烟苗捐”,即所谓“罚款”,以窝数计算,农民称之为“烟窝捐”。一挑以1000窝计,1923年每亩(荣昌地区习惯以5挑折算为1亩)征大洋1元,1924年增至大洋2元,1926年增至大洋5元,1930年则增至大洋125角。农民胡炳章一家种烟20亩,应交纳“罚款”大洋200多元,可买7000斤大米。这一时期农民每年至少还要交三四年田赋。19311月,荣昌县所征田赋已征至1950年,农民难以忍受如此苛政重赋,连国民党荣昌县指导委员会也难于掩饰这种残民暴政,在给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一份呈文中,不得不承认,种种横征暴敛是“戕贼民生”,“为共驱民”,致使“哀鸿遍野,各处匪徒蠢蠢欲动”。

峰高饱受压迫和欺凌的农民,为反抗国民党苛政虐民,曾两次掀起反抗鸦片烟捐斗争的风暴。

军阀割据时期,荣昌基层政权组织形式是“团防制”,乡设有“团”,“团”有“团总”。峰高乡以下有峰高、善教、千秋、桃香、仁和等5个“局”,“局”有“团正”;“局”以下为“甲”,全乡共24个“甲”,每“甲”有百来户。在征收烟苗捐中,除军阀索取数额外,地方团、局、甲、土劣还要层层压榨。广大农民在如此沉重的压榨下无以为生,只有奋起反抗。

先是发生“烟窝捐”算帐斗争。1926年春,时驻荣昌军阀部队一个姓熊的营长带了两连兵到峰高勒收“烟窝捐”。勒令每甲交100块大洋,全乡23个甲,要收取2300块现大洋,并蛮横地说“既然来都来了,政府决定的烟苗捐,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没有什么价钱好讲。”结果引起了公愤,被峰高的团丁打跑。

后来又发生了一次1000多农民手持900余支枪的武装围场抗烟苗捐斗争。1930年初,受到同乡共产党员何璧坤,路孔乡进步青年赵宗照、陈继宇的影响,对地方恶势力盘剥乡民极为痛恨的邓良栋,当时在荣昌县政府临时工作,得悉当年24军军部分配荣昌县烟苗捐税额为大洋25000元,因当年荣昌遭受雹灾,由县团练局、县商会向24军军部请求减免了大洋7000元,实际税额为大洋18000元,上海同善社又汇来救灾款大洋5000元,这样,实际上全县烟苗捐只需征收大洋万余元。但烟苗捐在地方反动势力手中,是吮吸民脂民膏的一项重要财源,各级经办人员层层加码,仅峰高乡的税额即高达大洋2700028000元,远远超过全县的总税额。邓良栋将有关材料抄回峰高乡,在群众中广为宣传,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大家认为,这主要是乡团总叶自成搞的鬼,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找叶自成把帐摊开来算,就不难真相大白。群众掌握了全县税款分配情况后,就等于掌握了和这些人斗争的武器。把烟苗捐抗下来,一可以减轻大家的负担,二可以杀一下坏蛋们的威风。如果讲道理不解决问题,就比枪杆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一场抗捐风暴正在群众中酝酿。

当时峰高的团总是叶自成,峰高局团正为何仰贤,善教局团正为何昆五,千秋局团正为廖祥云,桃香局团正为陈渠云,仁和局团正为叶竹轩。这些人经手烟苗捐,中饱私囊,积恶很多,民怨甚深。46日至12日,邓良栋、何绍卿、何毓森、何相昆、何干城、邓良臣等人分头到各甲发动群众参加“打窝捐”斗争。

415日,各甲农民代表200余人在荣昌和大足交界的八角庙开会,决定第二天去乡公所找叶自成算帐,如果乡公所用武力压迫,大家就用武力反抗。各甲把“操丁”的人枪都集合起来,推举邓良栋为总代表,何干成、颜荣泰、杨荣跃、黄绍云、伍和通等50余人为代表。当代表们决定找乡公所算帐后,以叶自成为首的地方顽固势力也筹商了对策,叶自成主张用四、五百元收买邓良栋,先把邓良栋关押几天,然后送到外地去住一段时间再回来,以平息斗争风暴。刘泽怀不同意,决定强行镇压。一场抗捐斗争的熊熊烈火即将燃烧起来。

16日,“提款委员”林子厚和县团练局长带领一班人马到了峰高,以镇慑群众的“算帐”要求。

上午10点钟左右,当邓良栋为首的几十名代表走进乡公所找叶自成算帐时,乡公所竟然扣押了邓良栋,准备在散场以后把人带回荣昌。当邓良栋从乡公所(禹王宫)转押于关圣殿(乡自卫队驻地)时,邓良臣和何秉轩、何干成等约集一二百群众把邓良栋从关圣殿“抢”了出来。邓良栋脱险后,代表们就分头通知各甲集合武装,站岗放哨,防止地方顽固势力前来捉拿代表。

17日,县里派来了5个差人,前来捉拿邓良栋、何干成、何相昆、杨治汉、邓海云等数十人,但这伙差人到了峰高后,看到这“剑拔弩张”的架势,不敢抓人,只好偷偷溜回县城。

面对如此局面,大家开会商议,认为群众有道理,不要怕,大家商量着干,并决定“武装围场”。当即就通知各甲带领队伍包围峰高铺,准备战斗。并连夜赶写标语,刻印《快邮代电》《告民众书》等宣传单准备张贴、散发,提出了打倒叶自成、叶露秋、廖祥明、叶竹轩、何昆五等人的口号。

20日,峰高逢赶场天,峰高各局各甲带来的队伍有1000多人,900多条枪,有的拿着长矛和大刀,把乡场密密麻麻地围了起来,不许通过。街上贴满了标语和《快邮代电》,到处都在放枪,群众的吼声震天。

地方顽固势力知道了这一消息,请城里派了一个连长带领两排人,天未亮就赶到峰高。但看到抗捐的农民人多势众,锐不可当,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乡政府的人震住了,只好答应与农民代表谈判,并达成四条协议:一是每亩的烟苗捐由10元减为75角,多收的退还;二是为代表挂红放鞭炮;三是叶自成赔偿农民损失500元;四是叶自成请客赔礼道歉。

这场“打窝捐”(反对增加烟苗捐)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作者单位:重庆市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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