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海庭

政治信仰“是指将来要实现的一种社会制度”，也包含“关于为什么要和怎样才能实现这种社会制度的思想”，（《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2页。）是人们对政治目标和学说的崇敬、仰慕、坚持和奋斗（参见卓新平：《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荆学民：《现代信仰学导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理想信仰的党，从建立的那天起， “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邓小平说：我们革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习近平也多次指出：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017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经历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破的难关”（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中共在坚持和实现自己政治信仰的过程中，其历史进程可谓山穷水复，柳暗花明，跌宕起伏，荡气回肠，其间经历了三次信仰危机和信仰缺失，也经历过四次典型的历史重大事件，通过这些危机和重大事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共是如何坚持和发展政治信仰的。

一、中共历史上三次信仰危机和信仰缺失的化解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遭到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信仰危机。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有2.6万共产党员被杀害（《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32页。）。按照这一统计数字推算，起码有2.4万共产党员脱离了党组织。然而优秀的共产党员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铮铮誓言英勇就义；活着的共产党员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义无反顾地继续战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通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措施，解决了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如何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问题。到了1930年前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信仰危机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随着“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逐步占据统治地位，被动的局面越来越严重，

各个根据地的红军相续进行了战略转移。尽管当时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但是受到“左”的错误影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真正使全党全面发展政治信仰，从理论上解决政治信仰问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无法继续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和无产阶级日益成熟等因素出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4页。）。到了七大，中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的目标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7页。）

第一次信仰危机给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把最高目标与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结合起来，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依托，坚持理论创新，进一步明确奋斗的目标，并在大革命失败后，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正是有了这个理论创新，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第二次信仰危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发生的。十年动乱，百废待兴，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拉大了。当国门打开时，大量国外信息被输入，人们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高度的文明程度和人民富裕的生活水平，特别是看到了中国台湾和港澳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与我们的生活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便对“左”的一套做法开始反感，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这一个时期，主要是1976年到1984年期间，信仰危机的状况十分严重。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产生怀疑。（参见李洪林：《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1日。）

实际上，50年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中共的信仰体系也在向前发展。毛泽东在宏观上强调“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始终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渴望在中国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社会制度，力求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触及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途径。毫无疑问，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让人民富裕起来，毛泽东让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愿望更是强烈的。但是，他追求的是收入大致平均、政治上完全平等、精神上高度纯洁的理想社会。当他看到领导干部拥有一些特权和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问题后，非常担心中国共产党出问题，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思考如何吸取苏联共产党的教训，防止中共蜕化变质，如何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他从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角度，开始强调反对特权阶层和防止产生修正主义，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他所要破除的就是党内存在的等级制、特权、官僚主义以及脱离群众的现象，尤其是要防止党内出现“既得利益集团”。1965年8月，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来访时曾问毛主席：“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主席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马尔罗又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92—1393页。）

显然，当时毛泽东的政治信仰重点落在如何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毛泽东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77页。）“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81页。），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采取了三项基本措施。

第一，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毛泽东考虑：工业化同农业改造的联系是密切的，对互助合作“是一次很大的推动”；农民“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4、457页。）只有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发动农业、手工业、资产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最初设想：“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6—317页。）才能完成，后来7年就完成了。

第二，通过平均分配达到共同富裕。这种思想在基层实践集中体现为建立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20世纪50年代末曾流行这样的歌谣：“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第85页。）而在这个大集体的内部，则采取平均分配劳动成果的方式。

第三，发动“文化大革命”，反对特权阶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逻辑发展就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3页。）毛泽东对这些现实深感不满，有强烈的危机感，也逐步发展出了他解决这些问题的系统措施，即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反官僚主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也有“立”：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要遏制官僚特权阶层的发展。

应当说，毛泽东采取的这三方面措施，是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页。）这种社会主义包括公有制、平均分配、反对特权等等。但是，毛泽东对平均主义的过分强调则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思想，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大同”“小康”理想，更有他个人见解。他不仅仅是反对分配上的过分差别，而且还力图消除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等三大社会差别和产生差别的根源，以实现人与人真正的平等。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背景下，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即使生产力发展了，也有一个对人们的激励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主张，“相当带乌托邦色彩”（《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2页。）。毛泽东将建立公正的、平等的和谐社会的良好愿望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的错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共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信仰危机”。对此，中共在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前提下，把最高信仰与现实阶段的目标结合起来，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调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调整的主要手段有：一是“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页。），“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5页。），国家法制建设全面进步；二是恢复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92页。），在1979年、1980年两年间，集中力量安排了1800万城镇劳动力就业（参见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678页。）；三是“反对干部特殊化”，“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进一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85页。）；四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提出领导好不好，就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8页。），即使在国家财政相对紧张的情况下，1979年也为全国40%的职工上调了工资（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第679页。）；五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错必纠”，平反冤假错案，“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6页。）。由此，中共既在动机上，也在手段上保证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逐步改变了平均主义的倾向，确立了以发展为取向的人民主权思想。总之，这一时期的核心理念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正是我们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注重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稳健地走出了当时的信仰危机。

第二次信仰危机给我们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我们信仰体系中的基本内容，也是做好其他一切工作的基本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第三次信仰危机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发生原因是复杂的，但直接促发这次危机的有四个大的事件。

第一件事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中共党内的腐败现象也逐渐增多，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政治诉求也随之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采取了绝食、静坐、强行占据天安门广场等极端行为，社会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群众和学生的爱国热情，煽动打砸抢烧，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1989年6月3日，中央采取强制措施，平息了这场风波。但这也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担忧，特别是下一步如何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如何深入等基本问题，急需从理论的高度加以说明。

第二件事是1991年12月的苏联解体。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人尊称的“老大哥”和学习的榜样。但由于苏联领导人长期思想僵化，拒绝改革，特别是1985年以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实行了错误的改革路线和模式，导致国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民族矛盾尖锐，并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使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最终不仅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由此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当然苏东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执政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尤其是他们蜕化变质，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与此同时，国际上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势力纷纷著书撰文，宣布共产主义已经终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茲·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二十一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书中开宗明义:“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的书。”书中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美〕茲·布热津斯基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对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第三件事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1993年全面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某种程度及某些范围内出现了矛盾。

其一，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商品经济，信奉等价交换的原则。金钱是等价交换的唯一衡量尺度；等价交换不考虑动机高尚与否，结果如何延伸，只考虑现实交易的公平性。对金钱的追求，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尽管这其中有着现实的合理性，但这同传统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分配资源的原则是相悖的。其二，市场经济是注重社会机会平等的机制，无须考虑每个人、每个地区先天条件和自然因素等问题，只强调给每个人、每个地区公平发展的机会。但实际上，每个人和每个地区所面临的条件和背景差别是很大的，其社会后果，势必是贫富差距拉大，与中共走向共同富裕和文明的理想目标存在着冲突，因此受到人们的质疑，进而侵蚀整个信仰体系。其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在个体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每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较以往大大增加，这就为人的信仰向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的情况下，社会个体越来越难以建立起统一持久的世俗信仰。

对金钱的崇拜，对社会分化产生的怀疑，个人主义发展对统一信仰的影响，都在我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

第四件事就是领导干部的腐败和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伴随着社会腐败的发展，特别是党内腐败现象的蔓延，本应成为共产主义坚定信仰者的领导干部，却成了党和社会的蛀虫。诚然，我们党反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处理了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贪官，但是党内的腐败势头没有得到有效的扼制，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也使得党内政治生态恶劣，社会价值和道德水准下降，中国共产党内的信仰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就是共同富裕，但是我们国家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以后一直在0.45至0.48之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94页。）也对这种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以上四件大事的相继发生和综合作用，导致了第三次信仰危机。

这次信仰危机主要表现在基本的价值观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一些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对诸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艰苦奋斗等价值取向产生了怀疑，利益至上倾向迅速发展，使人感到，国家的硬实力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国家的软实力亟待提升（参见陈锦华等：《开放与国家盛衰》，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6页。）。可喜的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决惩治腐败，坚持从严治党，党内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逐步好转，中国共产党的威信稳步提升。

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政治信仰的决心是坚定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主持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强调要“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33页。）。习近平更是将坚持政治信仰和从严治党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理论逻辑上来说，政治信仰是一种崇高的信仰，要有一部分先进分子为全社会作出榜样，带领人们实现这个信仰。中国共产党是实现政治信仰的领导核心，只有这个核心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这个政治信仰才有实现的可能。从实践逻辑上来说，“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些年来，世界上一些老牌执政党衰败落伍、丢权垮台的教训极为深刻”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4页。）。从严治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定理想信念；二是培养和选拔出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三是继承党的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四是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五是用纪律法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六是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另外，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

正是因为有了从严治党的英明决策，也正是有了严厉惩治腐败的良好实践，人民的理想和信念在逐步提升。2016年年末，笔者在河南农村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调研，当问到“你所认同的价值观”时，40%认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0%认同民主和法制。其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包含着民主法制内容的（2016年11月，在河南三门峡农村就当代政治信仰问题进行调研，发放500份问卷，收回486份。）。诚然，要想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体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从严治党和惩治腐败永远在路上。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正式将“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写入进去。一方面人们期望十八大以来开创的“从严治党”良好局面一定要坚持下去；另一方面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这就是第三次信仰危机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

二、政治信仰巨大作用的历史分析

纵观党的历史，通过以下重大历史事件，也可以看出政治信仰的巨大作用。

第一次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934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主力，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陆续离开原有的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在长征中，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上百万军队进行前堵后追，企图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于死地。但英勇的红军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气度，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纵横驰骋于赣湘川滇黔等按当年行政区划的14个省，长驱6.5万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终于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并战胜了大自然的艰难险阻，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克服饥寒交迫、缺医少药等重重困难，前进至陕甘宁地区，实现红军主力的大会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支撑红军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政治信仰。正如习近平所概括的：“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政治信仰的决定性作用。

长征时期反映政治信仰坚定性和忘我牺牲精神的事例层出不穷。红四方面军翻过党岭雪山，行进中的红军战士看到一个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里，但一只胳膊露在雪外紧握拳头，战友跑上去掰开一看，是一张党证和一块白洋，这实际是牺牲战友的最后一次党费。红三军团的一个连队长征途中，因饥饿相继牺牲了9位炊事员，但“全连战士除了战斗减员以外，没有因饥饿而牺牲一个人”。（刘伯承等：《星火燎原》（3）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337、157页。）长征途中不可能进行系统的政治信仰教育，是古田会议以后坚持政治建军，中央苏区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长征途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古田会议之后，红军基层连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杜绝了打骂士兵现象，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各个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成立了多种红军学校和宣传队，系统地对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进行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使他们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政治信仰日益坚定。（参见张云逸等：《星火燎原》（12）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

第二次就是延安整风。延安时期的理论建设，对中共的信仰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从事理论研究，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著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中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周恩来的《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论统一战线》，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著作为代表，系统地总结了中共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为中国革命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史上的代表之作。二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为迎接中国革命的高潮做了充分的准备。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会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就开始了学习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学习理论的基本原则做了论述，强调的着眼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强调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1942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对学习的组织与领导、学习的方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1943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的六本书作为高级干部的必读书。到中共七大召开之前，全党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有了正确的认识。三是强调党要通过独立自主、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个阶段出现了共产国际解散这一重大事件。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1页。）。他还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负担了极大的责任，从而发挥高度的创造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1—442页。）。全党以坚实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作为基础的政治信仰更加坚定。

第三次就是解放战争初期的基层组织建设。抗战胜利前后，尽管中共的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也日益巩固，但蒋介石国民党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当时，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面临着被动局面。以东北解放区为例，1946年5月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四平保卫战之后，国民党趾高气扬大规模地北进。在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气馁，继承了中共的重视基层建设的优良传统。当时的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陈云明确提出，什么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就是迅速解决土地，这“是发动群众基本的办法之一”（《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78页。）。中共便将主要精力放到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给农民以土地，同时落实各项民生政策，把普遍抽象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农民的实际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很快就扭转了被动局面。当时中共东北局所辖的松江省仅有210万人口，从1946年至1948年，就向主力部队输送了12万兵源（参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其他解放区的情况同东北解放区的情况大体相似。山东解放区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和拥军优属运动，于是才有了百万农民支前的壮观场面，正如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解放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实力相差悬殊，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谨慎估计，要用10年时间打败蒋介石。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又“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34页。），结果仅仅用了3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取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充分显示了信仰的伟大作用。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形成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共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其一，从理论上分析，中共的政治信仰是要解放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其政策要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惠及的人越多越好。任何一种政治主张和具体的政策，只能经过基层组织来执行，只有基层组织的建设抓好了，才能让人民感受到政治和政策的效力。其二，从历史经验上分析，只有抓好基层组织的建设，才能将政治信仰和具体的主张落到实处。中共在历史上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有几个成功的例子：建党时期，通过基层组织建设中共迅速发展，毛泽东在韶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三湾改编时支部建在连上，红军也迅速发展；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建立武装工作队，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武装工作队广泛发动群众，先后动员了近100万农民参军。豫皖苏地区的武装工作队带领群众抗击土匪的袭击，最后将土匪消灭。（参见《星火燎原》（8），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94页。）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正是抓好了基层组织建设，很快就实现了全国人民对新生政权的认同。“自1950年起，遍布上海的11155条里弄就逐步建立居民委员会。到1954年1月，全市共有居民委员会1847个，居民小组36000个，居民委员会委员95284人，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覆盖到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切问集》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

第四次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教育。这次教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次思想政治教育是全面的，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并决定：“加强工人阶级的组织与教育工作”，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之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铲除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侵略所遗留下的政治影响”；“党中央发出建立宣传网的决定”（《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7页。）。当时的宣传网，主要是指从中央到基层，都要有人专门负责宣传工作。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从中央的广播到基层工厂和部分农村的广播站，从基层单位的文艺活动到各种专业文艺演出，都加进去了浓厚的政治教育的内容。很多老同志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处是歌声和标语口号，人们的革命热情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其二，这种政治教育是深入联系实际的。客观地说，当时的物质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可以用“困难重重，百废待兴”来概括当时的状况，毛泽东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教育人民，这种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密切联系群众”，包括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4、294页。）“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主张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4、232页。）二是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毛泽东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三是加强党的建设。“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2、294页。）通过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未来社会设计的大致轮廓，即官民平等、艰苦奋斗、深入实际、为了群众、加强教育、严格纪律。通过这次思想教育，不仅很快实现了人们对国家的认同，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三、几点启示

纵观三次信仰危机和四次重大事件，给我们的启发是深刻的。

第一，三次信仰危机和缺失的化解，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三次信仰危机和缺失分别出现在宏观、微观和中观，第一次主要是在宏观目标方面出现了问题，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第二次主要是在中观的党的政治路线上和微观的民生政策上出现了问题，政治信仰没有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上，脱离了现实；第三次主要是在基本的价值观上出现了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同一般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出现了矛盾，造成了人们价值取向的混乱。这些问题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基本得到了化解。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政治信仰不仅仅是一个崇高的目标，还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和结构，其内部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次：宏观就是奋斗目标，可以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领人民共同走向文明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所说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中观就是基本的价值观，主要内容有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艰苦奋斗，以及十八大以来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特别要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微观就是民生政策，主要包括发展经济、扶助贫困、社会救济等等,当前重点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这种信仰体系内部的协调发展，是维持信仰体系的基本条件。

第二，纵观体现信仰作用的四大事件，充分说明了实现政治信仰要有支撑条件。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就是：其一，要向广大党员灌输革命理想。中共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提出“对党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理想是信仰的具体化。伟大的长征充分地说明了理想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伟大的理想，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为什么要长征，为什么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要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其二，要动员革命的先进分子学习革命理论，而延安整风充分地说明了理论在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理论是连接信仰和实际的桥梁，特别对于世俗的信仰来说，理论就更显得极其重要。理论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政治信仰，政治信仰为什么说是正确的。当我们走进中共七大会址的时候，谁都不怀疑当时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因为中共在这个时候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都搞清楚了，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在今天，就是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三，要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这是由于政治信仰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信仰是一种世俗的信仰，要反映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惠及的人越多越好，只有遍布各地的基层组织能起到这个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局的扭转，充分说明了基层建设的重要。中共东北局的“七七决议”之后，广大干部一竿子插到底，深入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将中共的政治信仰传播到广大农村，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很快中国共产党就占领了全东北。这些历史的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四，要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动员工作。从本质上说，政治信仰是比较深奥的系统理论，要转化成老百姓能够明白的通俗的认知，需要一系列的中间环节，主要包括政治象征、政治典型、政治动员等等，一句话，就是系统的思想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教育，大大加速了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过程，这种认同对新生政权的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这三次信仰危机和四次重大事件，特别是后两次信仰危机和信仰缺失的现象，说明了我们的政治信仰在发展的过程中，既要防止空想社会主义的倾向，又要防止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倾向。因为我们的政治信仰，是思想、制度和实践的统一，“思想和实践或运动是不可分的”（《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543页。）。在对理想追求中要坚持深入的实践；在具体的实践中要有理想来指引。要做到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很难的，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从党史上吸取经验教训，具体说来就是要坚持理论创新；坚持发展民生；坚持从严治党；坚持发扬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坚持深入实际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坚持正确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和教育，正是靠着这七个坚持，中共坚持和发展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体系。

中共十九大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将党的奋斗目标、社会主要矛盾、现阶段的具体任务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党在带领人民前行的道路上，永葆青春和活力。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