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姝

这是一座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山水之城。自古以来，依托长江水运的发展，重庆因水而兴，以水运交通发达，逐渐成为川东地区的商业重镇。

重庆开放的历史较早。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深居内陆腹地的重庆也未能逃脱西方列强肆掠的魔爪，于1891年被迫开埠，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一个据点。虽然他们的初衷是开辟市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将重庆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使之沦为半殖民地城市，然而这一行为却在客观上加强了重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西方因素由此逐渐输入重庆，促进了城市的近代化。

到抗战爆发前，重庆已成为国内饶有名气的工商业城市。

列强魔爪伸向重庆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屈辱地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宣告结束。英国政府用坚船利炮成功打开了中国的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通商口岸，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接踵而至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伴随着一次次的侵略和一个个的不平等条约，西方殖民势力逐步从沿海向中国腹地延伸。重庆，这个长江上游重要的商贸中心，自然成为西方殖民者势力扩张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英国人便不遗余力地为打开重庆口岸进行着各种尝试：他们或派冒险家、商人搜集水文和航行资料；或私载洋货进入重庆；或上书英国政府鼓吹重庆既能吸收大量的英国消费品和纺织品，又能输出英国急需的四川土产，要求打开汉口以上的长江航线以开辟中国西部市场。终于，在1890年，英国通过《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如愿以偿地取得了重庆开埠的条约权利。为此，伦敦《泰晤士报》按捺不住激动，以《重庆地位升级，取得商埠特权》为题专门报道了此事，并受到英国工商界的普遍欢迎。

1891年3月1日，由英国人控制的重庆海关成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随之而来的是重庆海关关税被用于偿还战争赔款和外债，川江通航权丧失，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被列强疯狂掠夺，四川乃至西南地区逐渐成为西方殖民者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同时，他们通过对重庆的资本输出，直接在重庆投资近代交通、工矿业，以利用重庆丰富的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赚取超额利润。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经济侵略行为，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然而，西方列强势力的入侵也对重庆城市的近代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商品、资本及生产方式的进入，促使重庆、川东一些地区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并逐渐被卷入国内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可以这么说，西方列强的入侵，对重庆的城市近代化，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商业贸易的发展

重庆开埠后，商业贸易发展很快，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的数量猛增，在重庆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1891年，重庆进出口贸易总值为白银648万海关两，到1911年上升为2914万海关两，为开埠时的4倍多。这表明，重庆市场与外部市场已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相互依存关系。

与此同时，开埠后重庆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口货物中的传统手工业和土特产品被机制洋货，如洋纱、洋布、呢绒、金属品等代替。特别是洋纱的大量涌入，侵蚀着重庆自然经济的基础，也为重庆机器棉纺织业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出口货物在传统产品如生丝、绸缎、白醋、药材等出口值大大增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国外需要的猪鬃、杨梅、羽毛等新品种。这些变化表明，开埠后的重庆商品市场已迅速被纳入国际市场范围。

开埠后，随着重庆城市商业贸易功能的增强，洋行和外国商号等机构开始发展起来。据统计，1891年至1911年间，各国在重庆设立的洋行、公司、药房等达51家之多。

外国商品和投资的大量涌入，对重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了极大冲击，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但同时，这些外资机构也为重庆城市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重庆培育了一批近代技术和管理人才，而且也训练了一批买办商人，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对重庆城市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工业的产生

开埠为国外资本与商品涌入重庆创造了条件，也为重庆近代工业的产生提供了市场、资金和技术条件。

重庆近代工业产生的最初形态是新兴的城市工场手工业。据统计，到1912年，重庆已有60余家猪鬃加工厂，且华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另外如采矿业、玻璃瓷器业、面粉业、制纸印刷业等也相继采用近代生产技术和公司制企业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重庆的工业产业结构日趋完善。

缫丝业是近代重庆工业中使用机器生产的第一个行业。到1921年，重庆市内已有全部采用现代机器设备的新式缫丝厂10家，雇佣工人3万人，重庆成为四川最主要的机器缫丝基地。

1928年刘湘在重庆创办重庆兵工厂，军事工业开始萌生。1933年该厂已拥有几百台机器，包括一批重型机器，能够生产各种枪支以及多种迫击炮，成为西南最大的军事工厂。而各行业对机器设备的需求，又催生了近代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川军阀割据时期，实行防区制，军事战争需要机器工业的支持，更刺激了其行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重庆的化学工业、水泥工业、食品工业、煤矿业、制纸印刷业和制革业等近代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从1891年开埠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40多年的时间里，重庆近代工业已经突破了传统手工业的格局，尤其是钢铁、电力等新兴基础工业的出现，为20世纪初近代重庆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至此，重庆开始摆脱传统城市的发展轨道，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金融组织的演变

票号是重庆最早的金融组织。其业务是以汇票为信用工具，沟通异地汇兑。开埠以后，随着进出口贸易规模日益扩大，票号的业务范围和经营方法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票号在商业流通方面主要为富商大贾的异地大宗汇兑服务，而开埠后重庆商业交易数额的增大和频率的加快，本地和省内其他来重庆的中小商人的小额存放需求日益强烈，钱庄应运而生。

1905年，重庆产生了第一家新式银行。但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混战，社会经济动荡不安，重庆金融业发展受阻。直到四川防区制建立，刘湘占据重庆后，才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官方银行。重庆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四川经济中心的东移，吸引了国家银行和外省银行来渝开办分支行，1935年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正式开业，进一步巩固了重庆作为地区金融中心的地位。与此同时，重庆本地的商业银行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到1937年，四川设银行33家，其中有22家设于重庆。全川共有各种银行的总分支行130个，其中重庆和重庆银行的派出机构就有120个。重庆作为四川金融中心的地位已十分明显。从票号、钱庄到银行的演变，适应了近代重庆商业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反映了金融机构和组织由传统向近代化的演变。

近代运输业的兴起

重庆开埠后，原本具有良好基础的川江航运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川江轮运的兴起，开启了川江航运近代化的历程。

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对川江轮运权的侵夺，1908年3月，官商合办的“川江行轮有限公司”正式创办。第二年，该公司购置的第一艘轮船“蜀通”号由宜昌抵达重庆，很快开辟了重庆到宜昌的固定航班。“蜀通”号的通航，开始了川江商业性客货轮运的新时代。随后，华商轮船公司数量不断增加，一些外商轮船公司见利润丰厚也开始挤入川江运营，川江轮运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西方列强在争夺川江航运权的同时，还疯狂地抢占铁路修筑权，并因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

此外，为适应航空业的发展，1930年中国航空公司将上海到汉口的航线延伸至重庆。1935年又开辟了重庆经贵阳达昆明的航线。随着多条航线的开辟，重庆原有的珊瑚坝机场已不能适应航空业的发展，于是1936年又修筑了九龙坡机场。

机场的修建和航线的开辟，使重庆与全国各大城市的联系大大加强，也促进了重庆的开放和发展。

近代文化的新因素

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是西方列强进入后的“舶来品”。这对于地处西南腹地的重庆来说，更是属于文化中的全新因素。

重庆的旧式教育中除了简单的算术之外，是绝无近代科学内容的。开埠之后，清政府在保存旧有教育制度的情况下，开始发展新式学校教育。1892年，重庆建立了第一所新式学校，其课程除了外语，还增设了西方历史、地理、数学、科普知识等。同期，外国传教士在重庆先后建立了一些教会学校，如求精中学等。“女学会”也逐渐兴起，一洗中国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封建旧习。

新式教育的发展，使重庆居民的平均文化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城市知识群体逐年增加，不仅培养了大批建设重庆近代城市所需要的人才，也带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重庆人的生活中多了许多现代的词汇，如电灯、电话、电扇、自来水、路灯、汽车、轮船、飞机等，这些新事物、新时尚，也反映了城市的变迁。

在西方文化潮流的强大冲击下，重庆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于1897年诞生，随后各种报刊纷纭迭出。这些报刊发表了许多介绍西方法制、经济、科普知识的文章，对于启迪民众的近代觉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公法总论》使重庆人破天荒地知道了国际法的存在及要义，进而开始接受民主思想。

这些报刊的新闻传播功能，为重庆民众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架起了一座桥梁，使重庆这个内陆城市逐渐由闭塞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变革。近代文化新因素的传入，成为重庆城市走向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