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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迫开埠中走向近代化

2018-06-26 14:57:28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这是一座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山水之城。自古以来,依托长江水运的发展,重庆因水而兴,以水运交通发达,逐渐成为川东地区的商业重镇。

重庆开放的历史较早。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深居内陆腹地的重庆也未能逃脱西方列强肆掠的魔爪,于1891年被迫开埠,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一个据点。虽然他们的初衷是开辟市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将重庆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使之沦为半殖民地城市,然而这一行为却在客观上加强了重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西方因素由此逐渐输入重庆,促进了城市的近代化。

到抗战爆发前,重庆已成为国内饶有名气的工商业城市。

 

列强魔爪伸向重庆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屈辱地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宣告结束。英国政府用坚船利炮成功打开了中国的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通商口岸,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接踵而至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伴随着一次次的侵略和一个个的不平等条约,西方殖民势力逐步从沿海向中国腹地延伸。重庆,这个长江上游重要的商贸中心,自然成为西方殖民者势力扩张的重要目标之一。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英国人便不遗余力地为打开重庆口岸进行着各种尝试:他们或派冒险家、商人搜集水文和航行资料;或私载洋货进入重庆;或上书英国政府鼓吹重庆既能吸收大量的英国消费品和纺织品,又能输出英国急需的四川土产,要求打开汉口以上的长江航线以开辟中国西部市场。终于,在1890年,英国通过《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如愿以偿地取得了重庆开埠的条约权利。为此,伦敦《泰晤士报》按捺不住激动,以《重庆地位升级,取得商埠特权》为题专门报道了此事,并受到英国工商界的普遍欢迎。

189131日,由英国人控制的重庆海关成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随之而来的是重庆海关关税被用于偿还战争赔款和外债,川江通航权丧失,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被列强疯狂掠夺,四川乃至西南地区逐渐成为西方殖民者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同时,他们通过对重庆的资本输出,直接在重庆投资近代交通、工矿业,以利用重庆丰富的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赚取超额利润。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经济侵略行为,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然而,西方列强势力的入侵也对重庆城市的近代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商品、资本及生产方式的进入,促使重庆、川东一些地区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并逐渐被卷入国内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可以这么说,西方列强的入侵,对重庆的城市近代化,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商业贸易的发展

 

重庆开埠后,商业贸易发展很快,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的数量猛增,在重庆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1891年,重庆进出口贸易总值为白银648万海关两,到1911年上升为2914万海关两,为开埠时的4倍多。这表明,重庆市场与外部市场已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相互依存关系。

与此同时,开埠后重庆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口货物中的传统手工业和土特产品被机制洋货,如洋纱、洋布、呢绒、金属品等代替。特别是洋纱的大量涌入,侵蚀着重庆自然经济的基础,也为重庆机器棉纺织业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出口货物在传统产品如生丝、绸缎、白醋、药材等出口值大大增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国外需要的猪鬃、杨梅、羽毛等新品种。这些变化表明,开埠后的重庆商品市场已迅速被纳入国际市场范围。

开埠后,随着重庆城市商业贸易功能的增强,洋行和外国商号等机构开始发展起来。据统计,1891年至1911年间,各国在重庆设立的洋行、公司、药房等达51家之多。

外国商品和投资的大量涌入,对重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了极大冲击,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但同时,这些外资机构也为重庆城市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重庆培育了一批近代技术和管理人才,而且也训练了一批买办商人,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对重庆城市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工业的产生

 

开埠为国外资本与商品涌入重庆创造了条件,也为重庆近代工业的产生提供了市场、资金和技术条件。

重庆近代工业产生的最初形态是新兴的城市工场手工业。据统计,到1912年,重庆已有60余家猪鬃加工厂,且华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另外如采矿业、玻璃瓷器业、面粉业、制纸印刷业等也相继采用近代生产技术和公司制企业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重庆的工业产业结构日趋完善。

缫丝业是近代重庆工业中使用机器生产的第一个行业。到1921年,重庆市内已有全部采用现代机器设备的新式缫丝厂10家,雇佣工人3万人,重庆成为四川最主要的机器缫丝基地。

1928年刘湘在重庆创办重庆兵工厂,军事工业开始萌生。1933年该厂已拥有几百台机器,包括一批重型机器,能够生产各种枪支以及多种迫击炮,成为西南最大的军事工厂。而各行业对机器设备的需求,又催生了近代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川军阀割据时期,实行防区制,军事战争需要机器工业的支持,更刺激了其行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重庆的化学工业、水泥工业、食品工业、煤矿业、制纸印刷业和制革业等近代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从1891年开埠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40多年的时间里,重庆近代工业已经突破了传统手工业的格局,尤其是钢铁、电力等新兴基础工业的出现,为20世纪初近代重庆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至此,重庆开始摆脱传统城市的发展轨道,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金融组织的演变

 

票号是重庆最早的金融组织。其业务是以汇票为信用工具,沟通异地汇兑。开埠以后,随着进出口贸易规模日益扩大,票号的业务范围和经营方法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票号在商业流通方面主要为富商大贾的异地大宗汇兑服务,而开埠后重庆商业交易数额的增大和频率的加快,本地和省内其他来重庆的中小商人的小额存放需求日益强烈,钱庄应运而生。

1905年,重庆产生了第一家新式银行。但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混战,社会经济动荡不安,重庆金融业发展受阻。直到四川防区制建立,刘湘占据重庆后,才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官方银行。重庆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四川经济中心的东移,吸引了国家银行和外省银行来渝开办分支行,1935年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正式开业,进一步巩固了重庆作为地区金融中心的地位。与此同时,重庆本地的商业银行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1937年,四川设银行33家,其中有22家设于重庆。全川共有各种银行的总分支行130个,其中重庆和重庆银行的派出机构就有120个。重庆作为四川金融中心的地位已十分明显。从票号、钱庄到银行的演变,适应了近代重庆商业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反映了金融机构和组织由传统向近代化的演变。

 

近代运输业的兴起

 

重庆开埠后,原本具有良好基础的川江航运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川江轮运的兴起,开启了川江航运近代化的历程。

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对川江轮运权的侵夺,19083月,官商合办的“川江行轮有限公司”正式创办。第二年,该公司购置的第一艘轮船“蜀通”号由宜昌抵达重庆,很快开辟了重庆到宜昌的固定航班。“蜀通”号的通航,开始了川江商业性客货轮运的新时代。随后,华商轮船公司数量不断增加,一些外商轮船公司见利润丰厚也开始挤入川江运营,川江轮运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西方列强在争夺川江航运权的同时,还疯狂地抢占铁路修筑权,并因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

此外,为适应航空业的发展,1930年中国航空公司将上海到汉口的航线延伸至重庆。1935年又开辟了重庆经贵阳达昆明的航线。随着多条航线的开辟,重庆原有的珊瑚坝机场已不能适应航空业的发展,于是1936年又修筑了九龙坡机场。

机场的修建和航线的开辟,使重庆与全国各大城市的联系大大加强,也促进了重庆的开放和发展。

 

近代文化的新因素

 

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是西方列强进入后的“舶来品”。这对于地处西南腹地的重庆来说,更是属于文化中的全新因素。

重庆的旧式教育中除了简单的算术之外,是绝无近代科学内容的。开埠之后,清政府在保存旧有教育制度的情况下,开始发展新式学校教育。1892年,重庆建立了第一所新式学校,其课程除了外语,还增设了西方历史、地理、数学、科普知识等。同期,外国传教士在重庆先后建立了一些教会学校,如求精中学等。“女学会”也逐渐兴起,一洗中国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封建旧习。

新式教育的发展,使重庆居民的平均文化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城市知识群体逐年增加,不仅培养了大批建设重庆近代城市所需要的人才,也带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重庆人的生活中多了许多现代的词汇,如电灯、电话、电扇、自来水、路灯、汽车、轮船、飞机等,这些新事物、新时尚,也反映了城市的变迁。

在西方文化潮流的强大冲击下,重庆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于1897年诞生,随后各种报刊纷纭迭出。这些报刊发表了许多介绍西方法制、经济、科普知识的文章,对于启迪民众的近代觉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公法总论》使重庆人破天荒地知道了国际法的存在及要义,进而开始接受民主思想。

这些报刊的新闻传播功能,为重庆民众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架起了一座桥梁,使重庆这个内陆城市逐渐由闭塞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变革。近代文化新因素的传入,成为重庆城市走向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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