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一处处红色印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奋斗征程和革命实践，也为当代人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成长养分。

巴渝播火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

1921年7月以后，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张闻天、陈毅等纷纷来到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传入重庆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在成渝两地创办的《新蜀报》《人声》等，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在重庆受到先进青年的追捧。

勤工俭学

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重庆是留法勤工俭学的重要输出地。据统计，全国赴法勤工俭学者中四川籍最多，有511人，而重庆仅巴县和江津两县就有93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党和国家、军队卓越领导人的邓小平、聂荣臻等人，成为重庆和四川地区早期党组织重要领导人的冉钧、周贡植等人。

他们中不少人经历了从勤工俭学、实业救国到思想觉醒、奋起抗争，直至创建组织、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在斗争实践中成长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骨干，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立下了卓越功勋。

以团代党

1922年10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团地委）成立。在一段时期内，重庆团地委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履行党组织的职能。

1924年9月，团中央委派萧楚女整顿四川团组织。在他的指导下，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等当选为重庆团委领导。

1925年7月，重庆团地委向党、团中央请求成立地方党组织。

1926年1月，中共重庆支部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即中法学校）成立；同月24日，中共綦江支部成立。这是重庆地区成立最早的两个党组织。

中共重庆地委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正式成立，并受中共中央委托，统一领导四川全省党的工作。其中，杨闇公任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吴玉章负责宣传（后改为钟梦侠负责）。

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实现了党对四川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完成了党组织领导团组织的体制转换，标志着重庆团地委为党发展组织、代为进行工作的职责和筹备建党的历史任务顺利完成，同时确立了大革命时期重庆作为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地位，开启了党领导四川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万县九五惨案

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万县城。三个小时，死伤千余人，万县城区沦为一片废墟。此即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告民众书》指出：“是近百年来世界史上未有之惨案奇闻。”朱德、陈毅等在万县直接组织和领导反帝斗争，并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声讨英帝国主义、追悼万县死难同胞的群众运动。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全川人民组织“万县九五惨案雪耻会”，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英帝国主义的斗争。

泸顺起义

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中共重庆地委先后在泸州、顺庆（南充）、合川等地开展军运工作，组织泸顺起义。最终，在四川军阀的镇压下，起义失败。这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

起义主要领导人和组织参与者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后来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人民军队的重要缔造者。

三三一惨案

1927年3月31日，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对城区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其中，国民党左派党员、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监察委员陈达三当场牺牲。

惨案发生后，四川军阀还派兵封闭国民党各级党部和省农协、市总工会、市妇联会，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冉钧、杨闇公等党的负责人相继被捕牺牲，中共重庆地委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也被彻底摧毁，轰轰烈烈的四川大革命运动迅速陷入低谷。

城市地下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庆的党组织屡遭破坏，从四川省委到川东特委，再到江巴中心县委和重庆特支，组织机构不断缩小，人员牺牲十分惨重。先后有三任四川省委书记，两任川东特委书记，四任巴县县委、重庆市委和两届江巴中心县委的多数负责人，以及许多共产党人牺牲在重庆。

面对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共产党人没有屈服和退缩。他们用热血浇灌了重庆这片英雄的土地，用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

农村武装起义

1927年8月，四川临时省委建立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在恢复组织的同时，把发动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放在了突出位置。1928年3月，四川省委制定《四川暴动行动大纲》，明确提出以“农民暴动为中心，土地革命为目的”的行动计划。重庆各地党组织在这一时期主要组织发动了八次农民暴动和兵变，包括1928年春的武隆桐梓山游击队的斗争、7月的潼南兵变、9月的涪陵金银乡农民暴动等。

这些武装斗争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均告失败。但是，党通过发动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打出十面红军旗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指引下，四川共发动了69次武装斗争，在重庆境内成立了10个地方红军组织，打出了十面红军旗帜。

红军部队在艰难的环境下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活动，不仅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还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在重庆的土地上播下了宝贵的革命火种，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三大主力红军转战重庆

1932年至1935年间，三大主力红军相继进入重庆，正是中央实施历史性战略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四方面军攻占城口，建立苏维埃政权；红二、六军团转战川东南，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中央红军一部挺进綦江，保卫遵义会议胜利召开。

三大主力红军顺利完成了各自承担的重要战略任务，并在所在地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苏维埃和革命根据地，传播革命真理，播撒革命火种，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为红军主力实现战略转移和北上抗日作出了积极贡献。

雾都明灯

1939年1月，周恩来等人肩负党中央重托，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心重庆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党中央处理有关国共合作和事关抗战全局的重大问题，全面领导南方国统区、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和华南、西南等地的抗日武装斗争。

南方局把维护、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首要任务，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同时广泛团结和争取中间党派、地方实力派、民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士，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皖南事变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一个支队9000多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8万多人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当得悉《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新闻检察官扣压后，周恩来愤然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民主之家

为应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国统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工作策略，建立“据点”，使党组织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时代潮流的因缘际会，使民盟元老鲜英的公馆——特园成为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活动的重要场所，成为中国民主同盟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诞生地，以及南方局在重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见证。

2008年5月，依特园康庄旧居遗址建立了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0日，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不顾个人安危，于同年8月28日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毛泽东亲赴重庆，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赞誉。经过43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四八烈士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引向独立、自由、民主和光明，并为此作出极大的努力和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参政会，公然彻底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4月8日，中国共产党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因形势严峻，冒恶劣天气由重庆飞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险坠毁，不久前获释的前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同机罹难。

旧政协会议

1946年1月10日，根据重庆谈判协定，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团结多数中间党派和社会政治团体，与国民党的错误主张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促成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在全国各阶层的关心推动下，政治协商会议于31日闭幕。

中共四川省委

1946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东迁前夕，为继续加强党在西南地区的工作，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成立。在复杂艰难的斗争环境中，中共四川省委积极开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团结鼓励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继续为和平民主而奋斗；发动各界举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领导重庆学生开展反美抗暴斗争等爱国民主运动，成为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7年3月，国民党当局彻底堵死和平大门，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离重庆。重庆党组织先后在川东临委和川东特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配合解放区战场对国民党进行攻心战，发动武装斗争。

《狱中意见》

从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于当年12月25日上交给中共重庆市委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共分七个部分，最为重要的是第七部分《狱中意见》。

“狱中八条”正是在《狱中意见》基础上总结概括的。“狱中八条”主要聚焦党内三方面问题：防止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和腐化问题；严防理想信念动摇；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重庆党组织以巨大牺牲和顽强斗争精神换取来的“狱中八条”建议，为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崇高的精神财富。

重庆解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部署，发动了解放大西南战役。解放军一路攻坚克难、浴血奋战，历时近一个月，最终到达如今解放碑所在地，实现了重庆乃至整个大西南的解放。

重庆的解放，粉碎了蒋介石集团东山再起的阴谋，重庆人民翻身做了主人。

进驻重庆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隆隆礼炮响起时，中国大陆尚未完全解放。中共中央为了解放和统筹经营西南，成立了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

重庆解放后，西南局和随后成立的以刘伯承为主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司令员的西南军区领导机关均驻重庆，为西南地区的政权建立巩固、经济恢复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社会文化繁荣和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兴修成渝铁路

为了尽快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复兴。成渝铁路西起成都，东抵重庆，全长505公里，于1950年6月15日开工，1952年7月1日建成通车。

这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开创了新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新时期，为新中国铁路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人民解放纪念碑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动员民众抗日救国，于1941年12月在今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民权路、民族路的十字街头中心，建成了一座“精神堡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各界决定拆除原“精神堡垒”，在旧址上建立“抗战胜利纪功碑”。

重庆解放后，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1950年10月1日，刘伯承为人民解放纪念碑题写碑名。该碑是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民解放的重要见证。

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

1950年初，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西南局作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重大决策，召开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重庆接管工作的胜利完成。

为彻底摧毁旧社会的残余势力，全市先后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反肃特、征粮剿匪、减租退押，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红岩》出版

1961年12月，反映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地下党革命斗争历史的长篇小说《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书中集中描写了革命者为迎接解放而进行的最后决战，歌颂了革命者在酷刑考验下的坚贞节操，塑造了江姐、许云峰、成岗、刘思扬、余新江等众多可歌可泣、令人难忘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刻展示了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思想光辉。

《红岩》一经出版，就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畅销至今。同时，《红岩》被迅速改编为歌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广为传播。

三线建设

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而进行的一次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作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重庆从1964年开始，围绕建设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船舶工业基地等目标，先后迁建、改扩建和新建了项目，形成了以国防工业、民用机械、冶金、化工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门类较齐全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三线建设对重庆的工业经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加快了重庆的现代化进程。

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正式批准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这是当时我国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初期，中共中央、国务院从深入推进全国改革开放大局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该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如何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具有重要意义。

“四放开”

为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从 1991年开始，重庆着力于改善企业外部环境和转变内部运行机制，对国有商业实行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放开”，对国营工交企业实行生产经营、产品定价、人事用工、内部分配、技术改造“五自主”。“四放开”之风，拉开了我国第二次流通体制改革的序幕，在中国商业改革开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五自主”试点，也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军民结合

重庆是全国常规兵器的主要生产基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军工企业为了突破困境，率先在全国实行军转民的改革。在贯彻军民结合、保军转民方针的道路上，重庆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开创了军工和民用工业相结合的新路子。

对外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探索。1983年，重庆被辟为有直接对外进出口权的内陆口岸，对外开放全面起步。1992年，重庆成为沿江开放城市，狠抓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拓宽国际市场、发展国际旅游等工作。直辖后，重庆大胆“引进来”，勇敢“走出去”，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以内陆开放为突破口，不断完善开放通道、提升开放平台、培育开放优势、壮大开放主体、优化开放环境，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为推动重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支撑和坚实保障。

江北机场

1990年1月22日，重庆江北机场正式通航。江北机场于1985年动工建设，总投资3.03亿元，1998年更名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二、三、四期扩建工程分别于2005年10月、2010年12月、2017年8月完成。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现为4F级民用国际机场，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首个拥 有三座航站楼、实现三条跑道同时运行的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0万吨、年飞机起降37.3万架次的运行需要，是中国八大区域枢纽机场之一，是实行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航空口岸。

农村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创业热潮。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推行，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重庆因势利导，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同时稳定、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从山陡地薄、资源紧缺的实际出发，重庆走出了一条颇有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尤以再生稻、半旱式栽培和稻田养鱼为重庆农业“三绝”。这一时期，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重庆直辖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务院提出的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获得通过。重庆市成为中国继北京、上海、天津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

设立重庆直辖市是国家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重庆市作为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川东地区以至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加快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库区移民的统一规划、安排、管理。重庆直辖后辖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共43个区市县，总面积8.2万平方千米，总人口3002万。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大会举行。

三峡移民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三峡工程采取“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建设方式，水库淹没涉及重庆、湖北两省市20个区县。1993年，三峡移民工作正式实施。2009年，三峡移民搬迁安置主体任务完成。 2010年10月26日，三峡工程蓄水至175米目标水位，标志着三峡工程开始全面发挥初步设计确定的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等巨大综合效益。在三峡百万移民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了可歌可泣的三峡移民精神。

西部大开发

2000年1月9日，重庆市西部大开发工作领导小组首次会议召开，标志着重庆市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工作。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范围包括重庆在内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湖南、湖北、吉林的部分自治州。

西部大开发实施以后，重庆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科技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达万铁路、渝怀铁路、渝遂铁路、万宜铁路相继开工并投入运营，“8小时重庆”“半小时主城”如期实现，现代化通信网络初步形成，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统筹城乡发展

2007年3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重庆作出 “314”总体部署，予以“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的定位；6月7日，国务院批准重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1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赋予了重庆市新的使命。

加快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是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提供示范的需要，是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的需要，是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的需要。全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开拓进取，努力把重庆市改革发展推向新阶段。

内陆开放高地

2019年10月23日，重庆正式发布《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行动计划》，将实施开放通道拓展、开放平台提升、开放口岸完善、开放主体培育、开放环境优化“五大行动”共64项措施。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脱贫攻坚

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市委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19年，重庆市委召开五届六次全会，出台《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实施意见》，部署推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决胜全面小康取得决定性进展。

2020年，重庆市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胜利，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18个贫困区县全部摘帽，191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动态识别的190.6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动态清零。